哈罗德·品特

 

（戏剧

 

风景

同一个房间，不同的心灵

最悲哀的莫过于，男人只要欲求，而不懂女人的浪漫

过往的美好风景，也只存在脑海之中，眼前的只是同一个躯壳的另一个人罢了

 

沉默

 

 

往日

 

 

无人之境

 

 

背叛

多年前的遇见，不久之后的吐露真相

从动情到结束，到底是谁，哪种背叛呢

 

山地语言

失去了讲自己语言的许可

为保护孩子而不愿意再说

见义勇为而眼见丈夫被打

想着的仍是旧日的时光，却倏然被现实打破

遥远的距离，心相近而身不能靠近

 

月光

 

 

归于尘土

 

 

 

（文章

《为我自己写作》

 

我不在头脑里带着任何观众写作。我只是写作。我对观众怀有一种侥幸心理。这就是我原来的做法，我觉得它挺管用——在我发现有观众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有什么话要对世界说，那么你就得担心只有几千名观众会看你的戏。因此你就是在做其他的事了。你就变成了一个宗教导师，或者一个政客。但是如果你不想明确和直接地给予世界某种特殊的信息，你只是继续你的写作，那么你会心满意足了。我总是很惊奇竟然有人要来看我的戏，因为写戏本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我写戏——还在写——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如果有其他人正好也卷进来，纯属偶然。从头至尾，你之所以写作，是因为有什么东西你想要写，必须写。为你自己。

 

作为一个作家，在通常的意义上，我既不介入宗教也不介入政治。我没有心存任何特别的社交目的。我写作是因为我想写作。我不戴标牌，我不扛旗帜。我根本不相信任何权威标签。说到剧院的状况，我和其他人一样，关心的是程序的缺陷、趣味的缺陷，以及管理方面一般体制的缺陷，我想，事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或多或少将会照常继续。但据我看来，在近三年里，这个或那个方面已有某些进展。但是为舞台而写作是所有事情中最为困难的，无论体制如何。我发现，它越是困难，我对它的思考就越多。

 

（演讲

《为戏剧而写作》

 

每一句话的都可能有至少二十四方面，取决于当时你身在何处，或者当时天气怎样。我发现，一句直言陈述绝非是不变的和有限的。它将随时受到其他二十三种可能性的修正。因此，我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应该被视为最后的或者绝对的。其中一两句话似乎是最后的或者绝对的，它们或许几乎是最后的或者绝对的，但是明天我可能就不这么认为了，所以我也不希望今天你这么认为。

 

我花了不少工夫才习惯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剧院中批评家与公众的反应遵循的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温度变化曲线表。对于作家来说，危险在于，他很容易犯下对此感到不安或者怀有期待的老毛病，因此饱受其害。但是我想，杜塞尔多夫为我清除了这种心态。大约两年前在杜塞尔多夫，在《看门人》的首夜演出结束时，按照欧洲大陆的习惯，我和德国剧团的演员们向观众鞠躬致意。立刻，这些世界上最会喝倒彩的人们对我大喝倒彩。我以为他们用的是麦克风，其实他们只是纯粹用嘴。剧团也和观众一样受罪，我们谢幕了三十六次，全是面对嘘声。到了第三十六次，剧场里只剩下两个人，还站在那些嘘。奇怪的是，我被所有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现在，无论何时，只要我意识到要犯那种感到不安或者怀有期待的老毛病，我就想起杜塞尔多夫，于是我的病就好了。

 

我所写的东西不服从于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它自身。总而言之，我不对观众、批评家、制作人、导演、演员，或者我的同胞负责，简单地说，我只对手中的剧本负责。我警告过你们不要相信绝对的话，然而看来好像我刚刚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胸前不戴标签，虽然有人不断地要把标签加在我们身上，他们无法使人信服。根据我们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经验，对于我们所有人扮演的角色进行核实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并非总能实现。我认为，在真实与假想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在真实与虚假之间也没有。一件事物并不必然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它可以既是真的又是假的。舞台上的一个人物，他可以不表现关于他过去的经历、他现在的行为，或者他的意愿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或信息，也不给出对于他的动机的全面分析应该和那些（令人惊奇的）可以做到所有这些事的人那样，是正当合理、值得关注的。体验越是真切，则表达越不确切。

 

一部戏剧不是一篇散文，一位剧作家也不应该仅仅因为我们一直以来总是期待最后一幕的“冲突解决”——无论结果如何——而在最后一幕开出药方，或者为人物的行为进行辩解，从而损害人物的统一性。给一个不断发展、不由自主的戏剧形象贴上某种明确的道德标签，这似乎是轻率、荒唐和可耻的。如果有这种事情，那么这就不是戏剧，而是填字游戏。观众拿着填字游戏图片。戏剧填在空里。人人都很快乐。

 

在我们的沉默中，在我们没有说出的话语中，我们交流得太好了，所发生的，就是一种不断的回避，绝望地企图将我们掩盖起来。交流得太明显了。进入他人的生活太令人恐惧了。向他人暴露我们自身中的贫乏的这种可能性也太可怕了。

 

萨缪尔·贝克特在他的小说《不可命名者》的开头说：“如果一个处于我的处境的人要说事实的话，那么事实似乎是，我不仅要说出我不可能说出的东西，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而且我，如果有可能更有意思的话，我还得要，我忘了，没关系。”

 

《莎士比亚奖获奖演说》

 

一个人应该如何谈论自己的作品呢？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位评论家。当我使用作品一词时，我指的是工作。我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工作着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的作品所招致的用语、意见、赞誉和反对与他对于作品的实际体验无关，因为这种体验的核心是由写作作品构成的。我与我写在纸上的语句和从语句中浮现出来的人物有着特殊关系，没有其他的人能够与我分享这种关系。也许这就是我依然对于赞誉感到困惑，对于抨击无动于衷的原因。赞誉和抨击只和某个叫做品特的人有关。我不知道他们所谈论的这个人。我知道这些戏剧，但只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知道，一种非常私人的方式。

 

然而，我发现，我来到这里作为一个作家接受这个注明奖项，而我此时什么也没有写，什么也不能写，这真是一个讽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种很糟糕的感觉，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必须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继续把空白的纸页填满，是感受那奇异的事情发生，通过指尖诞生。当你不能再写作的时候，你会感到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