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by Maurice Meisner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 莫里斯·邁斯納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面臨著一個嚴酷的悖論。在人民共和國早先的幾十年間，那時中國還很貧困，物質匱乏成為其追求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未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各種景象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今天，當中國從經濟匱乏狀況急速轉變到一種相對富餘的境地時，未來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景象則幾乎被人們遺忘。正當社會主義的客觀情景被逐漸現實化之時，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觀意志則有所消解。
就資本主義而言，其自身巨大的生產力已經帶來了不斷拓展的開發、日益增長的異化、各民族間怪異的不平等，以及更加致命和愈加頻仍的戰爭，而且這些都在一個日益增加且規模極大的範圍內持續地展開著。那些能創構不同且更好未來的人們，假如你願意的話也可稱他們為“烏托邦徒”("Utopians")，將會拒絕關於在現行美國這一佔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典型化身之中，歷史已經走向終結的觀念。
今天的中國正在享受半個世紀巨大經濟進步所產出的果實。或許，新生的幾代人將會著手把新增的物質成就與舊有的社會主義期望結合在一起。把成長中的物質豐盛與經一個多世紀奮鬥所鍛造出來的強勁革命傳統相結合，這可能是給中國在現代世界歷史中實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民主理想，提供的最好機會。
弗蘭克·,曼紐爾和弗里奇·曼紐爾：製造一切可能的東西的科技手段的積累與可悲的目標貧乏之間脫節。
正因為烏托邦在歷史上從未實現過——它的確是某種在歷史上未必會有而且也許是不可能實現的東西——才賦予烏托邦思想以理智的和歷史的持續活力。
歷史的動力（而且的確是一種歷史必然的動力），不是烏托邦的實現，而是對它的奮力追求。正像韋伯曾經指出的：“人們必須一再為不可能的東西而奮鬥，否則他就不可能達到可能的東西了。”也正像卡爾·曼海姆所警告的那樣：“如果拋棄了烏托邦，人類將會失去塑造歷史的願望，從而也會失去理解它的能力。”但是如果不同時拋棄歷史和烏托邦，歷史發展的進程就絕不可能完全按照烏托邦的模式來塑造。假如烏托邦業已實現，那麼它也就失去其歷史意義了。因為歷史是一種不完美的狀態，包含著過程和變化；而烏托邦是一種完美的狀態，應當是靜止的、不動的、無生命和枯燥的狀態。如果烏托邦已然實現，就將標誌著歷史的終結。
喬治·佩蒂：似乎可以說，從美國和法國革命時代到1940年前後，媳婦的一般看法是：在需要的時候革命是有益的，而需要革命的條件可能相當經常的出現。當然也有與此相反的論調，但是看來它們至少是在數量上被壓倒了。大約從1940年以來，對這一信念的懷疑一直在慢慢地增長著……現在革命的支持者在先進的西方已經很少聽說了，人們最關心的是作為強權這種工具以對付革命的手段以及能使國家和政府最迅速而有效地把革命變為不必要的東西所採取的各種方法。軍事力量作為保衛現存制度的直接手段得到了特別重視；也有相當多的人覺得把軍事力量強調得太過分了。然而人們大都同樣應該避免和阻止革命的爆發。
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人們表現出的時代精神分裂症，即他們現象另外一個根本不同的世界和時代的二重性的心理能力。由精神領袖和富於幻想的信徒們組成的一群精英登場了。他們創造了一些比現實更好的未來社會的積極圖景。其中的某些圖景恰巧同智力上的洞察力和審美上的要求相結合，產生了同當時社會的和精神的種種需要的共鳴，在民眾中喚起了極大的熱情。於是，社會便被這些把人們引向另外一個更美好未來的幻想的力量點燃了。這些幻想中所包含的種種諾言通過歷史的過去和現在爆發出來了，同時又打開了通向被隱藏著的現在與未來的大門。在這一過程中，社會從很多可能的對未來的諾言中抓住或者選擇了某種諾言，用以推動現在，這些關於未來的圖景形成了文化運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並通過其強弱的交替而在文明的興衰過程中起著壓倒一切的作用。
人們應該記住馬克思早就警告過的危險：在缺乏高度發展的生產力的前提下，對社會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的任何嘗試都要承擔巨大的風險；在各社會階級都普遍軟弱的社會條件下，勢必從中形成各種特定形式的政治精英主義；在擁有大量農民人口的國家中容易產生波拿巴式的個人崇拜。
羅莎·盧森堡：列寧的組織觀念對俄國社會民主黨在最大的危險。事實上，除了把運動驅入將正在進行鬥爭的工人階級降低為“委員會”執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以外，沒有更容易墾丁地使還很年輕的工人運動受知識分子的統治慾望擺佈的東西了。……被列寧今天看作是怪影的東西，恰恰明天會更容易地變成現實。
巴林頓·穆爾：列寧和他的追隨者打算用以達到人類自由和平等目標的組織方式，否定了自由和平等的原則。人們期望，這種否定將是暫時的，勝利的成果會實現期望達到的目標。但勝利後隨之而來的卻是不得不加強紀律、權力和不平等。
對於列寧來說，在“無產階級意識”的真正來源何在這個至關重要的問題上只有一條基本原則：信任、服從黨和黨的領導人。對於毛澤東來說，則有兩條根本的原理：“我們應該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麼事情也做不成了。”
韋伯：消除社會差別的每一個過程，為官僚政治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局面。
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嚴格的說法，民粹主義傾向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異端。因此，毛澤東被明確指出犯有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過失，並不太出人意料。早在1930年，瞿秋白就附和第三國際的抱怨，譴責毛澤東和他的少數革命家是“小資產階級的民粹主義者”，譴責他們背叛了城市無產階級。
然而，列寧主義的思想異端也很有可能發揮某種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功效。首先，如果不是由於民粹主義傾向將毛澤東吸引到農村，並且又提供給他那種對農民群眾自發革命創造力完全非列寧主義的信仰的話，則極不可能在中國進行一場成功的共產主義革命。毛澤東主義革命思想中的民粹主義方面，尤其是仇視官僚主義的精英主義，不信任正統制度和特別關心手段與目的的矛盾，對在革命後的中國繼續保存革命的希望，明確無疑地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如果說毛澤東主義沒有在中國創造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那麼它確實造成了一個持久動盪的革命形勢，為達到（或至少是追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提供了可能性。如果馬克思要改變世界而不是簡單地解釋世界的指令是衡量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的話，那麼，與列寧主義者相比，毛澤東最後或許可以被認定是一個更好的馬克思主義者。
在評論黑格爾的“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都出現過兩次”這句名言時，馬克思認為（聯繫到當時的拿破崙三世）黑格爾忘了補充一句：“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的，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的。”
馬克思：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它們的名字、戰鬥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所實行的特殊的毛澤東主義政策，反映了黨與國家正式機構的不信任，以及越來越相信群眾（尤其是農民）的或多或少的自發活動能夠影響馬克思主義者所預示的激進的社會轉變。通過直接號召群眾（以及讚揚他們固有的革命創造性與社會主義積極性）來越過正式官僚渠道的趨勢，明顯地表現在加快農業合作化的運動中，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公社化的計劃上。在這種趨勢背後，潛伏著毛澤東主義者的一種認識：現存的國家與黨的機構對於實現馬克思社會主義目標來說不再是有效的工具了；同時還有毛澤東主義者的一種擔心：由於存在一個凌駕於社會之上的越來越腐化的政治機構以及一批脫離群眾的新官僚階層，革命會受到威脅，他們會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與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潛在的敵對力量。
愛德華·哈利特·卡爾：那些相信自己處於歷史上某一場合的人們肯定相信他們也是來自於歷史上的某個地方。
1937埃德加·斯諾：但是，不可否認，你覺得他（毛澤東）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並不是什麼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動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於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佔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飢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於造反的人們——的迫切需要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麼，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但沒有——至少現在還沒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一套。他個人在運動中的作用，顯然是很大的。然而我非常懷疑，他是否能夠博得中國上層知識分子的敬仰，也許這並不完全因為他有非凡的頭腦，而是因為他有農民的個人習慣。巴萊托（博洽得，《通俗資本論》的作者）的中國門徒們也許要嫌他粗魯的吧。
1958毛澤東：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
馬克思：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於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並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
“文化大革命”從一開始，就要求人民服從於一個人的無所不包的智慧，這表明個人崇拜已經違背了“文化大革命”的既定原則，即唯一的方法是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部分”。然而，群眾正是在個人崇拜的合法權威下，以“向毛主席表忠心”的方式起來造反的。在已經如此異化了的政治權威和把一切政治智慧和思想智慧都歸於毛澤東一個人的迷信的影響下，對政治缺乏熱情、幻想破滅了的群眾，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戰鬥，在體力上和精神上均已精疲力盡。他們曾以毛澤東的名義戰鬥，現在則應該拜倒在毛澤東這個人造偶像面前了。這可能有些做作，但絕不是不合邏輯的。
倫納德·夏庇羅和約翰·劉易斯指出，毛澤東試圖要建立一種他的意願在其中至高無上的共產黨。因為黨是“一種自治的、具有獨立力量的競爭性的權力基礎”，它傾向於削弱而不是加強領袖的權力。這種活動造成了黨的領袖與黨的組織之間持續不斷、日益加劇的衝突。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說：“毛澤東在其高齡時對中共的襲擊，與1936年斯大林對蘇共發動的竭盡全力的襲擊，具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斯大林一樣，毛澤東也是要以至高無上的權威凌駕於黨之上。同斯大林一樣，毛澤東也試圖打碎黨的組織，使其不能阻撓領袖的意圖。……無論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當他們成為最高領導者之後，都試圖約束黨的獨立作用，因為這種作用可能成為對他們個人不受任何限制的專橫武斷的權威的挑戰。”
馬克思：國家權力並不是懸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個階級，而且是代表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一個階級——小農。歷史傳統在法國農民中間造成了一種迷信，以為一個名叫拿破崙的人將會把一切美好的東西送還他們。於是就出現了一個人來冒充這個人，只是因為他……取名為拿破崙。經過20年的流浪生活和許多荒唐冒險行徑之後，預言終於實現了，這個人成了法國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觀念實現了，因為這個觀念是和法國社會中人數最多的階級的固定觀念一致的。各個小農彼此間只存在地域的聯繫，他們利益的同一性並不使他們彼此間形成共同關係，形成全國性的聯繫，形成政治組織，就這一點而言，他們又不是一個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階級利益，無論是通過議會或通過國民公會。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所以，歸根結底，小農的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
馬克思：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並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
毛澤東：
1958年：社會主義社會也有始有終。共產主義社會將來要分階段，或者另起名字，總是要有始有終的……整個人類要消滅的……地球要毀滅的。地球毀滅之後，我看要找人都找不到了。地球都沒有了，還有人？太陽要冷卻。……它總是有始有終的。無限是兩個無限：一個空間無限，一個時間無限。
1964年：辯證法的生命就是不斷走向反面。人類最後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說末日，是悲觀、嚇人。我們說，人類滅亡是產生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現在人類很幼稚。
喬治·凱特伯：幾乎所有的烏托邦設想都沒有想到變化，這種說法是正確的。共同的假設是，這種設想一旦在世界上成為現實——假如可能的話——它將無限期地處於它一開始的形式上。“秩序癖”主宰著烏托邦思想。烏托邦強大的動力就在於它能從絕頂的混亂和無秩序中拯救世界。烏托邦是個關於秩序、安寧、平靜的夢幻。其背景是歷史的噩夢。與此同時，秩序每每都被認為是人間事物所能達到的完善，或近於完善。說實話，一位既具有秩序癖又自以為擁有完美（或近乎完美）設想的思想家，怎麼能夠心情舒暢地聽任變化發生呢？……從定義出發，背離完美狀態的變化必然會導致壞的結局。因此，要想在烏托邦中注入變化的可能性就必須同烏托邦思想的通常前提妥協。
羅伯特·米歇爾斯：社會主義者也許能取勝，但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其擁護者取得勝利之後，就會自行消失。
革命未能取得革命領導人及其思想家所期待的結果，這在現代社會主義革命中並非罕見。社會大革命總是由對未來完美社會秩序的烏托邦憧憬所推動，但革命一旦結束，這種輝煌的烏托邦憧憬也就隨之消失，這已是一般的歷史常識。這一現象並不簡單地只是掌權的革命者背叛了他們對嶄新的更美好社會的理想和憧憬（雖然這也是屢見不鮮的現象），而是革命勝利後的政治、經濟形勢迫使變成了統治者的革命家們同現實和舊傳統妥協。革命勝利後烏托邦的社會目標成為形式化的象徵，人們還利用它來使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壓迫合理化，這些都是革命中常見的現象。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毛澤東
可上九天攬月，
可下五洋抓鱉，
談笑凱歌還。
世上無難事，
只要肯登攀。
《漫談社會主義社會的特點和性質》王銳生等：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中階級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社會主義生產遠遠不能滿足社會需要的矛盾。要解決這一矛盾，必須首先加強社會主義建設，盡快實現四個現代化。回顧前段歷史，由於混淆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和社會主義本身的劃分，把階級鬥爭看成是首要矛盾，將主要精力用於搞政治運動，而沒有將工作重心轉到生產上，從而失去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大好時機。我們決心不再重蹈覆轍。
不再把階級鬥爭當作重點來抓，這不僅支持了“社會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將在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逐漸展開的進化論觀點，而且還起到掩飾當前社會矛盾的作用。矛盾之一，就是城鄉差別，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工人和農民之間的利益衝突。第二個更加重要的社會矛盾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當私有制被基本取消，國家成為社會經濟的實際管理者之後，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那些在國家機構中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與那些沒有掌握這種權力的人之間的矛盾，矛盾的性質不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了，這實際上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區分。
“社會主義的不同階段”這一進化概念產生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既然假定社會的發展必須反映經濟的發展，並隨經濟的發展而發展，既然中國經濟是落後的，那麼，在可預見的未來，很少甚至不會發生社會變革。這一理論的目的是要維持社會現狀，並為之提供理論依據。它起著消除人們對未來抱有過多幻想的作用，因為它教導人們：人所能做到的事是和他們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緊密相連並受其制約的，而社會發展的階段又由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因此，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歸根結底不取決於人的願望及意志，它完全是由與人無關的力量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毛澤東之後中國的經濟政策及思想傾向就能發覺，毛澤東所提倡的平均主義幾乎完全被否定了；取而代之的政策能否使經濟高速發展，還不能肯定，但它們顯然會帶來更大的社會不平等。（官僚、知識分子同工人、農民大眾之間）
把馬克思經濟決定論理解爲一切工作都要服從於盡可能快地發展生產力是錯誤的。這並不是有助於解決社會主義目標和建設方法之間矛盾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毛澤東在世時，毛澤東主義的特點是致力於解決現代經濟發展手段和社會主義目標之間的矛盾；而毛澤東之後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卻對此隻字不提。修改後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堅定的信念之上的，即技術是解決社會弊病和矛盾的靈丹妙藥。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展經濟的手段變得越來越像最終目的了。當今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奇特之處在於，它特別喜歡用生產力來解釋社會主義。在開始實行“四個現代化”政策時，黨的理論雜志《紅旗》就聲明：“革命就是要解放生產力。”在最有名的馬克思主義期刊中曾指出：“我們的一切革命鬥爭，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就是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黨的高級官員也反復聲明：“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鬧革命、奪取政權的目的，歸根到底，是要發展經濟。”
在含有上述觀點的文章和講話中，很少有談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革命目標的，即使談到，也是非常形式化地一帶而過。“社會主義”實際上已同現代化和生產力的高度發展等同起來。誠然，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常常被視爲衡量社會主義社會的標準，如中國一本主要的經濟雜志所提出的問題：“如果社會主義經濟的高度發展速度長期低於資本主義經濟，那麽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表現在哪裏？”但人們也許要問：如果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發展生產力”，那麽，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區別又表現在何處呢？
中國現今的政治、思想領導人相信他們正在朝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方向邁進，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他們對此信念的真誠。但有人會問，他們所采取的方法和他們宣稱所要達到的目標是否一致呢？
使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考慮依附於發展現代化生產力的任務的經濟學理論，以及合乎意願的社會形態會自發地從發達的經濟中脫穎而出的假設，不僅忽略了協調實現工業現代化的手段和社會主義目標之間的矛盾，而且忽視了據説正在建設理想社會的人的本質的問題。而社會主義理想和物質條件一樣，是實現社會主義不可缺少的前提。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這樣一種觀點，即只靠“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和物質生活的逐步提高，就能使人們的思想漸漸地轉變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信念如不是抄襲來的話，至少也同蘇聯流行很久的正統思想非常相似，提高物質生活水平就能在人民大衆中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覺悟。幾乎沒什麽理由可使人相信，這一信念及在此信念指導下的政策能在中國取得比蘇聯業已取得的更好的社會效果。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常常將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中的“存在”狹隘地理解爲經濟發展水平。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決定論的理解不僅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學説，而且也背棄了毛澤東的教導。例如，馬克思并不認爲，社會主義制度以至社會關係的變化，是單純的現代經濟發展的產物。他强調指出，人們應該通過他所説的“革命的實踐”在改造社會的過程中改造自己，實現人的社會主義改造。馬克思寫道：“關於環境和教育起改變作用的唯物主義學説忘記了：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對馬克思來説：“新人“的出現是一個新社會到來的諸多前提之一。
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非常一致。他反復强調”重新塑造人“的重要性：”如果不提高農民的覺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機器，怎麽能行？“
卡爾·馬克思説到：”歷史只不過是人在追求他們目標時的活動。“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一種提出了進化的、漸進的社會發展方案的理論體系，它認爲，這種社會發展是一個由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歷史規律所決定的，人的意志、願望和覺悟在創造歷史方面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這一理論體系的作者首先考慮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嚴重問題，而不是描述未來的美好圖景；他們更强調歷史現實的局限性而不是歷史所賦予的發展潛力。這一理論雖然認爲”現代化建設“最終會產生共產主義，但它還教導人們，人們現在所能做的僅僅是建設未來美好社會所需的經濟基礎，而對未來社會本身現在卻無所作爲。實際上，毛澤東之後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基本上是一種現代經濟發展的理論，其目的是在可預見的未來逐步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是要使國家富强起來。“這是近百年來持不同政治和思想見解的中國維新者和民族主義者所追求的共同目標，當然也是現代所有國家的民族主義領導人追求的目標。使國家”富强“的目標可以滿足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激情，但它并不一定能產生建設理想社會的動力，也不可能感召許多人為馬克思的烏托邦而奮鬥，儘管中國共產主義領導人反復强調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則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一位外國專家指出：”共產主義運動初期所特有的理想主義、衝天幹勁以及近乎於宗教般的狂熱，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就大體上消失了。“當馬克思主義被簡化成一種實現現代化的思想時，當其理論實質上被”實事求是“這一法則作了新的定義時，當社會主義本身實際上等同於現代經濟發展時，理想主義被明顯淡化也就在所難免了。
革命的終止并不是由於沒有實現烏托邦夢想，而是由於這些目標被置於如此遙遠的未來以至於在可預見的將來很難看到它實現的可能性。這正是后毛澤東主義時代的徹底反烏托邦性質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