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 Culture by Edward T.Hall
《超越文化》 愛德華·霍爾
當代世界有兩個相互聯繫的危機。第一個危機，最一目了然的危機，是人口與環境危機。第二個危機，更微妙然而同樣致命的危機，是人與其延伸、制度、思想的關係中存在的危機，以及地球上許多個體之間和群體之間存在的危機。
如今，這兩個問題並非都已解決，將來恐怕也難以解決。我們相信技術，我們依靠技術手段去解決問題，然而人類面臨的大多數問題，是不可能靠技術手段解決的。而且，只有人類超越了自己的技術、哲學和文化加之於自己的精神局限，那些用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技術手段，才能夠得到合理的利用。使上述問題複雜不堪的，是當今的政治現實。
加勒特·哈定(Garrett Hardin)認為，單一渠道的、牛頓式的方法，只會使政客以及大規模掠奪資源者感到心滿意足，因為把問題簡單化的做法只會使他們得到好處。他覺得，我們需要的辦法，是一種更加全面的、達爾文式的（酒神式的）解決辦法，以此確立輕重緩急、選擇手段的基礎。簡言之，除非人們能學會同心協力，學會調節消費和生產的模式，否則他們就必然走向災難的深淵。除非我們了解彼此的思維方式，否則我們就不可能通力合作，也不可能達到上述任何一個目標。
人的延伸尤其語言、工具和制度的延伸一旦啟動，人自身就陷入了延伸的羅網，我將其稱為“延伸遷移”；結果，人們就會判斷失誤，就會疏離與自己異化的延伸，就無力駕馭自己造就的怪物。在這個意義上，人的進步以犧牲自己的延伸為代價，以壓抑形形色色的人性而告終。從這一點出發，人的目標應該是去重新發現那個失落的、異化了的天然的自我。
有許許多多通向鎮裡的道路；在探索真理的過程中，沒有哪一種文化能在尋求真理的道路上獨霸一方，也沒有哪一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擁有更多得天獨厚的條件。而且，誰也沒資格告訴另一個人應該如何去進行這種探索。
西方人在謀求有序性時造成了混亂；其原因是，他們崇尚使經驗割裂的局部事物，卻否定起著整合作用的自我。思維的自然之舉受到文化的修正是非常之多的；西方人只使用了腦力的很小一部分；不同而合理的思維方式為數很多，我們西方人卻把邏輯放在壓倒一切的首要地位。
與其說是人發瘋了，毋寧說是人的制度發瘋了，是決定人的行為的文化模式發瘋了。我們西方人從自我中異化出來，形成了與自然界格格不入的關係。我們在許多錯覺之中苦苦掙扎。錯覺之一是，生活是合理的；換言之，我們是理智的。儘管有許多相反的證據，我們仍然堅持這樣的觀點。我們的生活是分裂切割、彼此隔絕的生活，生活中的矛盾被仔細地隔絕起來。我們所受的教育使我們養成線性思維的習慣，而不是綜合思維的習慣。之所以養成了這樣的思維習慣，並不是有意如此，亦不是由於我們不聰明能幹。而是有這樣一個原因：深層的文化潛流微妙細膩、始終如一地構建生活的方式，尚未被人有意識地表達清楚。正如空中隱而不顯的氣流決定風暴的軌跡一樣，上述隱蔽的文化潛流塑造著我們的生活。由於我們線性的、一步一步的、分隔切割的思維方式，由於學校何傳播媒介培養這樣的思維方式，我們的領導人不可能全面考慮各種事件，也不能根據一個共同利益的系統來權衡輕重緩急的順序，所有的事件和選擇順序都像無人認領的嬰兒，被擱在文化的門口了。
模式的功能是讓使用者在對付繁複的生活時更加得心應手。由於使用模式，我們可以觀察並檢驗事物的運轉情況，甚至可以預測事物的走勢。判斷模式的效用，可以看其運轉是否正常，看它作為機械系統或哲學系統是否能一以貫之。人與其模式產生非常親密的認同，因為模式是人行為的基礎。人們曾經在各種不同模式的名義之下奔赴疆場，慷慨獻身。
Edward Sapir(愛德華·薩丕爾)：語言和經驗的關係常被誤解……實際上，（語言）使我們的經驗界定得清清楚楚，因為語言具有形式化的完整性，因為我們下意識地將語言中隱含的期待投射到經驗的領域之中……語言酷似一種數學系統，它……變成一個繁複而自足的概念系統，這個系統按照一些被普遍接受的形式上的局限去預見一切可能的經驗……性數格、時態、語氣、語態和“體貌”，以及其他大量的語法範疇——與其說是在經驗之中發現的，毋寧說是強加於經驗之上的……
允許活動發生的地點亦有其意義，這已經變成現代官僚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允許有些僱員離開辦公桌的話，他們的工作效率本來會大大提高的。
對於帶有一元時間觀念的人而言，時間是線性的，像一條道路或一根帶子，可以切割，可以向前伸展到未來，向後延伸到過去。時間又是具體實在的。這些人說時間可以節省、消耗、浪費、失去、彌補、加快、放慢，可以像蝸牛那樣爬行，可以像流水一樣枯竭。應該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些比喻，因為它們表現的是如何構想時間的基本方式：時間被認為是一種無意識的決定因素或框架，一切東西都以這種決定因素或框架為基礎。一元時間的安排被用作使生活井然有序的分類系統。除了生死以外，一切重要的活動都要納入時間安排。應該指出，如果沒有日程表，沒有酷似一元時間系統的東西，工業革命是否能發展到今天這個樣子，是值得懷疑的。然而，一元時間也產生了其他後果。它被一兩個人從群體中分離開來，強化其與另一個人的關係，至多與另外兩三個人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它像是一間密閉的屋子，能保證室內人的隱私。唯一的問題是，你必須根據日程疼苦“房間”，在15分鐘、一個小時、一天或一周結束之後，你必須讓排隊等候得下一個人進屋。不讓出地方、侵犯等候人的時間，是以自我為圓心、自我陶醉和沒有禮貌的行為。
一元時間組織顯著的盲區，是無視其成員人性的需要。多元時間組織的缺點是，在處理偶發事件、控制局面時，它極端依賴領導者個人。一元時間型的官僚組織在膨脹得過程中，轉向組織內部，對自身的結構視而不見，變成僵硬的組織，甚至會看不見自己原來的宗旨。
一旦一個物種開始把環境作為工具來使用，它就啟動了一大串新型的、常常是難以預料的與環境的互動；反過來，這樣的互動常常又要求物種作為進一步的適應性調節。（開始靠延伸來進化，其進化就開始加速。再不用等待自然選擇的緩慢力量來發揮作用。延伸物的進化比生物體身體的進化快得多。）
Benjamin Lee Whorf （本傑明·L.沃爾夫）證明，不同的文化有將語言和各種現實情況聯繫起來的獨特方式。這些獨特的聯繫方式可以成為了解文化差異的主要信息源泉之一。人世間發生的一切事情，無不受語言形式的深刻影響。
人們學習的方式和條件是非常之多的。在千百萬年的悠悠歲月裡，雖然沒有學校的恩惠，人及其祖先照樣學到了東西。現代教育給我們造成一個幻覺：人們對學習的機制頗有了解，真正的學習是在學校裡進行的；如果學習不是在學校裡進行的或在學校的蔭庇下發生的（如被校方派往國外學習一年），那麼學習就沒有合法性。
在漫長的抽象過程中，理論是從實際中抽象出來的第三步、第四步。危險在於，實際生活問題被棄之不顧，哲學和理論系統反而被當作真實的東西。每天我都在學生身上看到這樣的東西。我的經驗是，學生們在我們的教育制度裡度過了16年以上的時間以後，他們已經被徹底洗腦，所以讓他們走出課堂去就自己的見聞和感想作簡單的觀察和報告，也是不可能的了。面對現實生活時，他們大多數人都感到無能為力，因為他們事先必須知道自己去發現的東西是什麼，必須有某種讓他們驗證的理論或假說。為什麼？因為這就是他們接受教育的方式。而且，對那些攻讀高級學位的人而言，這就是他們獲取研究經費的辦法，這就是他們爭得好評出版著作的途徑。
區別先天固有的東西和後天習得的東西非常困難，使之加倍困難的是，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共享著相同的模式。當然，倘若生活在雙重文化或三重文化的環境中，情況就不同了。多重文化可以成為巨大的財富，因為它使人習慣於這樣的事實：人們在行為方式上實在是迥然殊異的。
多半的文化探險是以迷路的煩惱開始的。腦子裡的控制系統發出信號說，出現了意料之外的情況，我們進入了尚未探明的水域，不得不關閉自動導航系統，由自己來掌舵。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總是有暗礁。遺憾的是，人們在實際生活中並不真正這樣看問題；人們幾乎總是必然要作出這樣的反應：否認有礁石存在，直到真的觸礁擱淺為止。
如果按照日程表安排生活，規規矩矩，務求守時，人就會對日程表的存在渾然不覺，對日程表的需求也渾然不覺。除非意料之外的事情突然發生，打亂了他的日程表，否則他是不會注意日程表的。即使到了這個時候，他比較注意的也是生活被擾亂的情況，而不是很在意自己對日程表的需求。
靠損害他人來控制自己的信息輸入，這樣的代價最終會高得難以維持；不過，這種人也許（常常的確）沒有覺察到，他們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高了。之所以不知不覺，是因為他們一心一意在難以控制的情景中控制自己的輸入。
第二種控制信息輸入的辦法，是對存在另一種文化模式的可能性置之不理，或自欺欺人地說，世間的一切模式基本相同，或者說模式的差別無關宏旨，僅僅是習慣而已。這種辦法非常漂亮地規避了這個問題，卻加重了困難，使兩種文化系統更容易撞車。
人的神經系統是根據負反饋原理組織的。換言之，整個神經系統的運轉順利而自然；唯有在輸入的信號偏離常規時，控制系統才有意識地調動起來。由此可見，在大多數時候，人們都意識不到管束行為的模式和參照信號，個體的人是這樣，集體的人亦是如此。
終其一生，人們的大多數時光主要是用來處理輸入的信息。
個人範式的實際情況和結構，只能一點一滴、支離破碎地被自己意識到，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能為自己察覺。一般地說，只有在面對外國文化、試圖維持恆穩的輸入信息卻又反复受挫、敗下陣來以後，人們才能意識到自己的範式。
解讀熟悉的親友的行為很容易，就像是不必借用腦子裡的什麼地圖就能跨越爛熟於心的地區，就像是在文字發明以前就能輕鬆自如地說話一樣。人不需要文字就能說話，不需要對口語規則的技術性知覺就能說話。然而，從活生生的文化行為中抽象出過去不存在的規則，卻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艱難任務。
直到晚近一些時候，人都不必意識到他的行為系統的結構，因為他待在國內時，大多數行為都很容易預測。然而在今天，人們常常與陌生人交往，因為人的延伸既拓寬了人的活動範圍，又使人的天下縮小了。因此，人就需要超越自己的文化。只有闡明其運行規則，我們才能超越自己的文化。
文化有這樣一個悖論：語言最頻繁地用來描寫文化，可是它難以適應描寫文化的艱鉅任務，這是由語言的天性決定的。語言的線性特徵太強，其綜合性不太夠，它太受限制，太受拘束，太不自然；語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它自身演化的產物，它具有太明顯的人工斧鑿的痕跡。這就是說，寫作的人必須隨時牢記，語言對寫作的人施加了種種限制。然而，語言有一點卻施惠於寫作的人，它是使一切交流成為可能的媒介，而且是一切交流和一切文化依賴的媒介。換言之，語言不是將思想和意義從一個腦子向另一個腦子遷移的系統，而是組織信息、釋放思想、誘發其他生物體作反應的系統。
在外國，有一些事情令我們難以適應；在那裡，信息的輸入難以控制，生活中充滿著使人詫異的東西。顯而易見，這個觀點並不適合短暫觀光之類的情況，因為全世界都為遊客創造了宜人的環境，這樣的環境像盾牌一樣把遊客保護起來，使之脫離東道國人民的生活現實。遊客難以逗留很長的時間，他們被隔絕起來以免異域文化的全部衝擊，他們為此感到更加愜意。但實業家、教育家、政府官員和外事人員的情況，又另當別論。因為他們在活生生的環境中了解文化過程，從中學到的東西可能是最多的。理解潛藏文化的實際情況，在知覺的層次上去接受其實質，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會那麼輕而易舉，必須到生活中去體驗，而不是從讀書中去了解，也不是靠推理去探究。
誠然，少數人在生活中隨潮流而動；無論遇到什麼風波，他們都帶著天真爛漫的好奇心東張西望，但是絕大多數不可能如此怡然自得。他們就像怒海中的一葉扁舟，被拋來拋去，只能間或有機會瞥一眼周圍的導向航標。
Jacob Bronowski(雅各布·布洛諾夫斯基)：不存在絕對的知識，那些號稱握有絕對知識的人，無論科學家或教條主義者，都敞開了通向悲劇的大門。
在各種各樣的背景和環境中製作的片子一致顯示，兩個人交談時的動作是同步化的。有時，這個同步化過程以勉強能察覺的方式發生；手指、眼瞼和頭部的運動同時發生，而且隨著言語的展開而和言語代碼（語詞、抑揚頓挫）同步發生。在另外一些情況下，整個身體都同步運動，彷彿兩人在受一位編舞大師的指揮。以很慢的速度觀看電影，尋覓同步動作，你才意識到，我們所熟悉的舞蹈，實際上是人交往時慢速的、程序化的動作。
工人階級黑人和多個階層的白人，在身體動作和空間關係、語言模式和其他行為模式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種難以察覺的區別，很可能就是黑人感到白人社會中存在著基本的種族主義的根源之一。
同步動作、速度和節律是相互關聯的。但是，大多數人都意識不到這一點。一旦意識到這樣的關係時，他們就無法再去注意其他的東西。而且，注意自己的無意識行為往往會對無意識行為本身造成干擾。
你若是想順應環境，不太扎眼，你就應該按照當地的節律動作，就應該順應當地的節拍。一切生物都內化了數以十計的節律，並能對之作出反應。這些節律包括晝夜相繼、月亮盈虧、四季交替、年度週期，還有呼吸、心跳等焦段的週期和節律，以及腦電波的節律——飢餓和性的節律更自不待言。人們會使自己做的一切事情同步化。如果他不協調，那就表明出了很嚴重的差錯。
在高語境的文化裡，同步性非常明顯。它在很高的意識層次上發揮作用，人們有意識地重視同步性。高同步、高語境文化的成員，在和低同步、低語境文化的成員打交道時，常常感到格格不入。根源也許是，他們不知道如何與動作不協調的人打交道。
人們處理同步性的方式，既根植於生物性，又受到文化的修正。
同步性缺少與否是一個指數，說明事情進展的情況。如果同步性較低或缺失，或同步性的種類不合適，它就可能成為高度緊張情緒的無意識的源頭。
從實用的層次來看，同步性缺乏或受干擾時，就可能干擾工作和集體活動，比如體育活動、生產線上的活動等。也許，生產線不人性化的表現之一，是它們不可能而且總是與工人不協調、不同步。
由於延伸遷移的作用，音樂和舞蹈被認為是藝術家創作的活動，是與聽眾和觀眾不相干的活動。有關同步性的資料有力地說明，事實並非如此。受眾和藝術家在同類過程中不可分割。
和其他任何東西一樣，關於非言語交際的知識可能被誤用。危險在於，人們可能會而且已經給無意識的非語言交際賦予獨特的意義。但這完全會使人加深誤解，因為它們試圖對複雜問題提供非常明確的答案以滿足公眾需要，但複雜的問題是沒有簡單答案的。非言語行為必須放到當時的環境中去解讀；實際上，它們常常構成交際環境最突出的一部分，交際訊息中的言語部分也嵌入了交際環境之中。環境絕不會具有專一的意義。然而，交往過程的意義總是要依賴環境。
行為的“語言”異常細膩微妙。大多數人有幸掌握了一種亞文化系統——反映他性別、階級、輩份和地區的亞文化。因為它複雜，所以分離出非言語交際的“語素”，歸納其規律的努力，注定要失敗。近來普及人體語言的著述有一個主要的缺點：體語被當作獨立於人的東西，彷彿衣服一樣可穿可脫，彷彿把詞彙用來造句一樣。非言語系統絕不是一種可以有意識地操縱的表面的交際形式，而是編制進了人格和社會的交際系統，甚至根植於高二的性別感覺之中。在日常千變萬化的邂逅和接觸中，如果沒有這些不成文的微妙系統去管理，人就只不過是一台機器。
在任何相遇的情景尤其在跨文化或跨民族的相遇中，正確解讀對方的言語行為和非言語行為，是一切層面交往的基礎。事實上，正確解讀一切感覺輸入，將其整合成一幅協調一致的圖畫，是我們所做的最為重要的事情之一。有時，這一點很難做到，因為行為系統直接與自我形象系統相聯繫。因此，對我們大多數人而言，要接受另一個人的系統是有困難的，因為別人的形象有別於我們，所以我們甚至要改變自己的形象才能接受他人的系統。然而，只要人們能培養相互學習的慾望，而相互學習是了解自己的主要方式之一，民族成分的多樣性就可以成為偉大的力量源泉和無價之寶。跨越文化或民族的接觸能使人豁然開朗，覺察到自己行為中隱蔽的結構；跨文化交流揭示隱蔽結構的速度快，比在一般生活情景下快許多倍。在國內時，人們也犯錯誤，也違規。但是，他們所犯的錯誤既不如在國外犯得多，也不像在國外的錯誤嚴重。
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與外部世界之間提供一個選擇性很強的屏障。在許多不同的形態中，文化選定我們要注意什麼，要忽略什麼。這種篩選功能給世界提供了結構，保護著神經系統，使之免於“信息超載”。
機器翻譯系統之所以失敗，問題不出在語言代碼上，而是出在語境之中，上下文具有程度不同的意義。沒有上下文，語言代碼就不完全，因為有一部分信息包含在上下文中。如果你能記住，口語是從已經發生的事件或可能發生的事件中抽象出來的，或者是從打算要做的事情中抽象出來的，你就明白這個道理了。任何作家都知道，事件和用於描寫它的語言相比較，通常是無限複雜、豐富的。況且，文字又是從口語中抽象出來的；實際上，文字只能提示，某人說過什麼話或可能說過什麼話。和計量事物相比，人們在抽象的過程中只吸收某些事情，對其他事情則棄之不顧。這正是智能的本質：注意應該注意的事物。語言的線性必然產生這樣的後果：強調一些東西，犧牲其他東西。
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起初以為自己給人的印象不錯，後來卻發現並非如此。這種時候，我們注意的是不該注意的東西，我們屏蔽掉的是應該觀察的東西。
沙利文說，他撰寫文章、講稿和專著時，他的對象（心中想到的對象），是兼低能者和嚴重猜忌的批評家於一身的人。多浪費精力！讀者想弄清他要說的究竟是什麼時，該是多麼的迷惑不解呀！
在複雜程度較低，變化較慢的時期，相互理解是不難做到的，因為大多數的交往者是與說話人或撰寫人非常熟悉的人，是背景相似的人。在任何情景之下，無論談話的領域是什麼（戀愛、公務、科學），有一點至關重要：會話人的熟悉程度要足以使彼此知道，對方考慮到的和未考慮到的是什麼。這一點是關鍵所在。然而，很少有人願意真正努力去相互理解，因為生活簡直變得太快了——也許這能夠解釋當今世界人與人隔膜疏離的部分原因。
中國的文字有3500年的歷史，在過去的3000年中它的變化微乎其微。這一共同的書面語是一種團結的力量，它是聯結數億中國人、朝鮮人和日本人的紐帶，甚至把說漢語的越南人紐結在一切。使用中文字典的人，必須懂214個部首（印—歐語言中沒有與部首對應的成分）。要粗通文墨，就必須熟悉中國的歷史。此外，還必須熟悉漢語的語音系統，因為漢字有四聲，所以聲調變意味著語義變。相反，學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意大利語等印—歐語言時，不必知道如何發音就能看懂書面語。漢語書寫系統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它同時又是一種藝術形式。就我所知，沒有什麼低語境交流系統螚成為一種藝術形式。優秀的藝術總是高語境的，低劣的藝術總是低語境的。優秀的藝術經久不衰，一切訊息同時釋放的藝術絕不能持久。
大多數官僚主義者之所以非常難以對付，原因之一是，他們寫東西是為圈內人用的，他們對公眾了解語境的需求麻木不仁。他們起草的文字條例一方面常常是高度技術化的，一方面又只提供極少的信息。
大腦有提供缺漏信息即不足語境的能力，給人印象最深的是Edwin Land（埃德溫·蘭德）的試驗。他拍彩照只用兩個影像：黑白影像提供明暗，一個紅色的單色濾光鏡提供顏色。兩種影像投射、疊印到屏幕上時，儘管紅色是唯一的顏色，疊印出來的影像給人的感覺卻是三原色組成的、具有各種色度變化的、色彩豐富的畫面！更令人驚嘆的是，拍攝的物體是他有意識選取的、在色彩上不會給人以任何暗示的物體。
我們要考慮個人對空間的需求和感情。比如，我認識一些婦女，她們需要有一間一人獨處的房間，她們的丈夫卻不贊同這一特殊需求，他們對妻子的感情置之不理，認為這樣的感情幼稚。有這一經歷的女士，請不要因為我這番話而血壓上升。因為要一個人在未經言明的、非正式的需求上與另一個人達成共識，要他覺得這一需求是實在的、有道理的，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有北歐傳統的人中，唯一普遍為人接受的身體距離需求，是與社會地位相聯繫的。然而，社會地位又是與自我連在一起的。因此，儘管人們承認，處在頂端的那個人應該有一間大辦公室，但每當空間需求這個問題冒出來時，都可能被當作是孤芳自賞的表現形式。地位和組織上的空間需求受到人們的承認，內心對空間的需求卻沒有得到承認。
Roger Barker（羅傑·巴克爾）：心理學家普遍有這樣的觀點：行為的環境是客體和事件置身於其中的舞台，這是一個沒有結構的、消極的、或然性的舞台，人們依據體內的程序在這個舞台上行動……倘若我們把行為的環境當作值得研究的現象，而不是當作展現體內相關程序的工具，情況就會截然不同。從這一現象來看問題，環境就是由客體與事件構成的；客體與事件雖然結構謹嚴，但未必排列有序，它們迫使人的行為與其動態模式一致……我們發現……了解兒童在雜貨店、算術課、籃球賽等場合的行為之後，就可以更準確地預見兒童的一些行為；如果只了解個體兒童的行為傾向，我們的預見倒不是那麼準確。
理論和資料都支持這樣的觀點：從行為背景來看，環境對環境裡的人，絕不只是隨機輸入的一個信息源泉，也不僅是固定陣列和流動模式的信息輸入源泉。而且，理論和資料還說明，環境對輸入的信息施以種種控制：一方面，這些控制機制根據環境的系統要求調節輸入；另一方面，它們又根據環境裡人的行為屬性來調節輸入。這就是說，同樣的環境給不同的人提供的輸入是不同的；當同一人的行為變化時，環境給他提供的輸入也是不同的。而且，還有這樣一層意思，環境輸入的整個程序隨著其生態屬性的變化而變化，比如說，隨著環境中人口的增減而發生變化。
一般地說，和低語境交流相比而言，高語境交流是經濟、迅速、高效、令人滿意的；但是，它要求在程序編制上花時間。如果沒有編程，交流就是不完全的。
高語境交流常常被用作藝術形式。這種交流是統一和內聚的力量，壽命長，變化慢。低語境交流不具備統一的力量，但可以輕易和迅速地加以改變。靠延伸而實現的演進之所以快得令人難以置信，其原因就在這裡。你不得不懷疑，是否可能提出一些方略來平衡兩種顯然是矛盾的需求：適應和變化（向低語境方向移動）的需求與穩定（高語境）的需求。歷史上這樣的歷史俯拾即是：國家和制度堅守高語境方式的時間太長，所以不能適應變化的情況。然而，低語境系統的非穩定性，在當今時代，對人類是嶄新的問題。而且，沒有任何儲備的經驗能告訴我們，如何對付這樣快速的變化。
在美國文化中，依據我們的哲學取向，我們把失敗歸咎於個人或社會系統。我們很少注意自己對這些過程缺乏了解的事實，我們很難得有這樣的觀念：我們的制度設計中有不妥之處，人格和文化嚙合的方式存在缺陷。很多挫折和沮喪產生的根源在於，人們對自己創造的制度裡更為明顯和外表的現象並不十分了解。
和美國文化的許多其他方面一樣，法律設計的宗旨就是讓法律在脫離生活的情況下運行。美國法庭不允許提供有關案情來龍去脈的證詞，包括傳聞的證據，這就使我們的法庭與生活分離開來，常常使之嚴厲粗暴、不近人情、不近人性。根據“輿論律”(opinion rule)，只有既定事實即剝去所有背景資料的事實，才能被當作證據。讀者聽見法官說這樣一句話，不知有多少次：“你回答，是，還是不是。”
低語境系統尤其複雜社會裡的低語境系統有一個缺陷，隨著系統的膨大，它們就尾大不掉。而且，低語境系統容易受操縱。
日美法制是高語境和低語境司法的典型。日本法庭審判的目的與美國法庭審判的目的完全不同。因為高語境的無所不包性，所以日本的法庭審判避開了美國法庭特有的正反兩方相鬥的格局。高語境系統，根據其定義，考慮的東西要多得多。結果，它把被告、法庭、公眾和受害者放在同一邊；從理想的角度看，他們能共同努力解決問題 。審判的目的是提供一個環境，給政府的權力能成為各方表演的舞台背景，把犯罪的後果和影響展示在被告的眼前。同時，它又給被告提供一個機會，讓其規規矩矩地向公眾表示悔罪戶；對破壞有條不紊的生活、對未能遵守正派人應該遵守的規範、對引起社會秩序混亂的嚴重後果，老老實實地表示懺悔。簡言之，審判的功能是將罪行放入社會環境中，以明確的方式展示出來，讓罪犯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犯罪行為的後果。關鍵問題是，罪犯要表現出很大程度的悔悟。
在日本，對生活、制度、政府和法律的整體態度是，在潛隱層次上發生的事情，人們應該知道得很多，這和西方不同。在日本，糾正你說錯的話，或者給你作什麼解釋的情況，是極為罕見的。人們期待你懂得事理。倘若你不知道，他們會感到很不舒服。而且，日本人的忠誠是頗為具體、十分明確的。人們屬於某一個公司，在更大的意義上說，人們屬於天皇。對公司和天皇，他們覺得欠情，永遠報答不完；一旦確立了這種關係，他們的忠誠就絕不受懷疑。而且，除非一個人的確有歸屬，否則他就沒有實在的身份。這並不意味著，人與人關係的各個層次（從人際關係到民族關係）之間不存在差別。這僅僅是說，人與人關係的表達方式和解決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正如在一切高語境系統中一樣，人際關係中使用的形式也是至關重要的，誤用形式本身也構成一種信息交流。
在一定的意義上，語境僅僅是考察事物的一種方式。然而，不考慮語境化的差異，就可能給生活在日本的美國人帶來問題，有時甚至給受保護的旅遊者帶來諸多不便。高語境文化對圈內人和圈外人的區別勝過低語境文化。和低語境中的人相比而言，高語境系統成長起來的人對別人的期待多。高語境裡的人談自己心中的思慮時，往往期待與他交談的人知道他遇到的麻煩，他用不著把話挑明。結果，他轉彎抹角兜圈子，把所有相關的東西都觸及了，唯獨不談最關鍵的一點。把最關鍵的一點擺到最恰當的位置，這是他的談話夥伴應該扮演的角色。代替談話夥伴去扮演這一角色，是侮辱其人格，是侵犯其個性。
在高語境系統中，有權勢的人要親自實實在在地（不僅僅是理論上）為下屬的行為負責，下至最低的部屬，他都要負責。在低語境的系統中，週二分散到整個系統之中，因而難以明確地指認出每個人的責任。乍一眼矛盾的是，低語境系統中出了什麼事時，仍然都急忙躲避脫身，“系統”則被認為應該給自己的成員提供庇護。如需尋找替罪羊，就盡可能選擇級別最低的替罪羊。
人類學家韋斯頓·拉巴里(Weston La Barre)不僅叫我們注意，人在進化中發展的與其說是人的身體，毋寧說是人的延伸；而且他說“人這種動物”在其自然生態環境中的觀察，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即使在最世俗的行為中，比如在用麵包圈蘸湯吃的動作中，我們不假思索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也是很多的。
拉巴里對一個美國男性文化種的次要模式所做的評述絕妙地說明，在麵包圈蘸湯吃這樣似乎雞毛蒜皮的行為背後，可以看出社會不安定的種子。諸如此類的高語境行動，本來是可以用來預測一代人以後的情況：預測年輕人的爆炸性反叛背後所隱藏的精力和情緒。他們反叛的不只是“唯媽媽主義”(Momism)的高壓，還有一切他們視為壓抑人性衝動的東西。一代人之前，兒時的父親用麵包圈蘸湯吃，是象徵性地表示對母親的訓誡嗤之以鼻 如今，他的孩子把父母控制的整個制度翻了個底朝天。今天，麵包圈蘸湯吃的這個例子似乎成了一種滑稽得近乎無效的反抗行為，甚至是膽小如鼠的反叛行為。然而，拉巴里的觀點仍然能站住腳，我們要充分弄清事物的來龍去脈，才能闡釋清楚日常習俗的涵義。一位士兵把普通的麵包浸在咖啡裡吃早餐，心中暗暗感到舒服，可是他不能告訴你，他為何在這個簡單的行動中得到了如此之大的心理滿足。他的行動的背後潛藏的東西越多（在環境階梯上隨處的位置越高），他能告訴你的東西就越少。
內化語境機制(internal contexting)使人能完成一個極其重要的功能：自動校正訊息中扭曲或缺失的信息。
面對高語境系統時，系統發揮著這樣的力量：只有從技術層面上和無微不至的細節上去接近新的情景，你才能了解它。因為習慣於和繁複的低語境系統打交道，所以我們西方人面對新東西時，可能有很大的創造活力，而且不需要非常多的詳細的程序控制。另一方面，在自己的系統裡，高語境系統的人可以發揮創造活力；但是，對付新東西時，他們就不得不降到語境階梯的底部。相反，低語境系統對付新東西時可能富有很大的創造精神和革新精神；但是，在舊系統的界限之內工作時，除了落入窠臼以外，他們就很難有所作為。上述一切均有局限和例外。然而，在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中，與高語境系統的人打交道時，低語境的人被迫進入的細節，遠遠超過他的習慣行為。低語境系統的人與高語境文化打交道時，如果他不認真地三思而行，不努力預見可能發生的一切，他就會遇到麻煩。
和高語境文化相比而言，低語境文化更容易預見麻煩和即將發生的衝突，因為在低語境文化中，人與人之間的紐帶是比較脆弱的，所以事情不順利時人們就避讓或退縮。在高語境文化中，因為人與人之間的紐帶非常之強，以至有一種容忍系統發生相當程度扭曲的趨勢。爆炸的發生，可能是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來臨的。不得不越過邊界時，你就必須走得很遠，以至沒有回頭路。如果低語境文化者在不了解高語境的情況下就去認真介入高語境文化，那實在是愚蠢之舉 。這是西方與東方打交道時的危險所在，尤其是美國國務院對中國文化的鴕鳥政策的危險所在 。
人們學習時，不能按照死記的規則將部件加以組合，不能在交往的過程中一邊用一邊去想規則；無論是學習一門陌生的語言，還是學習滑雪，或者是戰時學習敵人的飛機，都不能使用這種方法。這樣的方法太緩慢，太複雜。此外，人們學東西是借助完形即完整的單元。完形置入了情景的上下關係中，能夠以完整的形象在腦子裡被回憶。
每一種文化不但是一種集成的整體，而且有獨特的學習規則。使這些獨特規則受到強化的，是總體組織上的獨特模式。了解一種不同的文化時，有一點至關重要：了解事物在其中是如何被組織的，並學會在其中去了解這些事物。如果硬抱著自己文化傳承的學習模式不放，了解另一種文化就是不可能的。
之所以不能用“把部分拼裝起來”的辦法來洞悉另一種文化的精髓，是由於任何文化在整體上都是非常複雜的。
西方世界壓抑人的情景需要，未能認識到這種需要，結果造成我們生活方式、生活的意義和人格發展方式的扭曲。以性衝動為例，它潛藏在一種基本的原型情景的背後。要不是壓抑性慾，使弗洛伊德理論應運而生的行為偏離本來是不會發生的。如今又產生了走向另一極端的搖擺。性不再維持其情景意義，而是悄悄地潛入了從包裝總統到包裝汽車的一切領域。另一種基本的原型情景，遊戲，如今被當作工作去追求，它在美國變成了價值以數十億美元計的產業，其結果是，很少有白種中產階級美國人知道如何名副其實地遊戲。這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我們對生活的態度太一本正經了。
時間系統在美國文化中沒有像在瑞士和德國那樣被推向極端，但是時間是美國文化中佔支配地位的組織原則 時間觀念濫觴於一系列的自然節律，這些節律與日、月、年的週期相聯繫。如今，它卻成了一種外在強加於人的限制，它的觸鬚甚至伸進了我們最隱私的行為的每一個角落。正如我們的許多年輕人所發現的那樣，我們的時間系統在使西方人異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人們生病的一個原因，就是要掙脫時間的枷鎖，回過頭去重新體驗自己的節律。然而，這是多麼沉重的代價呀！
倘若人人都按照共同模式的指令去行事、說話、思想和體驗，極端的擁擠是可以容忍的。文化和社會的僵硬對人是有害的，因為人是地球上最千差萬別的物種；然而，在擁擠的情況下，文化和社會的僵硬顯然又是必不可少的。由於差別而產生的攻擊性，在居住密集的情況下可能會帶來危險。在此情況下，人的能量要用來疏導攻擊性，使之不至於隨時一觸即發。
人並非天生就是或僅僅是好鬥的、合作的、充滿愛心的、性慾旺盛的、勤勞的、貪玩的、分成等級的、有領地慾的、受時間控制的、有競爭精神的、重物質慾望的、愛做學問的或善於交流的。以上各點他兼而有之，不過他通常是每次只強調一兩個方面。試情景而言，人是充滿愛心的、勤勞的、分成等級的，如此等等。不僅如此，而且在不同的人身上，這些特質的比例是不一樣的：有些比較積極，有些精力比較旺盛，有些比較喜歡社交，有些比較善於交流思想感情。然而，倘若這些特質受到文化的情景構架的壓抑，就可能導致麻煩，引起深沉、特徵不明的性格，就像栽在不合適的泥土裡的花木一樣。
情景行為是一次交往過程的構造成分，就是說，情景行為有反饋信息。換言之，情景是一個完整的實體，正如句子是一個完整的實體一樣。情景架構既是個人生活的積木塊，也是制度的積木塊。它是三者合一的聚匯之點：個人及其心理構造、制度（包括從婚姻制度到龐大的官僚組織的各種制度）以及文化這三者合一的匯聚點；使個人和制度富有意義的是文化。
只要是實際的而不是坐在沙發裡空想出來的，一切規劃都構成一套繁複的行為鏈等級系統，而且，一切規則都必須考慮這個等級系統。凡是不從這個角度去考慮的規劃都是沒有活力的，因而是注定要失敗的。
行為鏈代表著相互影響的過程。這種相互影響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1.人與無生命的環境和人的延伸的相互影響，這裡的延伸包括從做飯到修住宅、築堤壩甚至修建一整座城市。
2.人與生命體的相互影響，生命體包括植物、動物和其他的人這樣一些有生命的東西。
3 心理內部的相互影響涉及心理的各組成部分。比如，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就有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間的相互影響、生死慾望之間的相互影響等等。又比如，如果你追隨沙利文，那就可以舉出無意識和分裂人格的各個側面之間的相互影響；換言之，就是有意識地體驗到的行為和僅僅靠間接方式體驗到得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
心理內部的相互影響，也發生在前面兩種類型的相互影響之中，既然人花費許多時間考慮各種事情，相互影響還可以發生在錯覺（虛幻）的語境中。
不得不完成行為鏈的程度，是文化差異的表現之一。一般地說，由於人們相互捲入的程度高，由於其相互介入和內聚力強的特性，高語境文化中完成行為鏈的約束力往往比較強。由於這幾個特點，高語境文化裡的人開始做事時，總是謹小慎微，常常還非常勉強，尤其是在領域和關係不太清楚時。美國白人和其他低語境文化的人，尤其那些主要與文字系統打交道的人，通常不像其他人那樣覺得非完成行為鏈不可，無論當時的情況如何。如果事情進展不順利，如果有更好的事要做，如果有更能幹的人，許多美國白人會毫不猶豫地中斷一個行為鏈。所有這些對於在另外一套期待中成長的人來說，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凡是不太注重承諾的、義務要靠法律來推行的文化，在制度的穩定性上都會遇到問題。面對這樣的局面，人人都會感到不安。
瑞士精神病學家勒內·斯皮茲描寫了中斷行為鏈和不完整的行為所產生的一些心理創傷。他的理論是，倘若人（或其他動物）不得不對付許多中斷的行為鏈，他們就會作出補償。代償機制最終會多到阻礙或抑制正常行為的地步。這一過程的終極後果，他稱為“對話脫軌”，這一術語既指語詞對話也指行為對話。他把我們過分擁擠的城市的許多弊端歸咎於這種脫軌現象，包括少年犯罪、虐待狂犯罪、神經官能症和精神病。
美國精神病學家兼哲學家羅洛·梅研究了美國公眾對入侵柬埔寨和老撾的冷漠反應，他認為四種類型的冷漠構成了一個升級序列中的四個階段，始於對生活超然物外的態度，最後以暴力而告終。
第一階段，“推出生機勃勃的塵世，留下時間來補償自己所受的傷害，保護自己免受更多的傷害”。這是年輕人熟知的“避世”。
第二階段，虛弱無力的冷漠。由於無力影響華盛頓的判斷，美國學生顯然正在經歷這一階段。
第三階段，失望和絕望的冷漠。德國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歷的那種冷漠。他們被迫背負戰爭賠償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被迫接受“戰爭罪行”。這樣的冷漠是培養獨裁者溫床的那種冷漠。
第四階段，人達到麻木冷漠、殘忍無情的階段。羅洛認為，沒有人能在這個最後的階段生存很久。他不並不僅僅停滯不前：“……幽閉起來的潛能轉變成病態和絕望，最終轉變成破壞活動……使人鋌而走險、狂暴攻擊、濫用暴力……不考慮他打的是誰。”20世紀60年代末期，美國少數民族聚居區裡的許多人在自己的居住區裡縱火搶掠時，他們顯然已經進入了這個最後的階段。
顯而易見，梅的冷漠理論與斯皮茲的理論有所不同。兩人的焦點放在政治連續體的兩個極端。斯皮茲看重的是人際交往中的個體的人，梅看重的是個人對掌握自己命運無能為力的感覺，尤其對全國範圍內的那種因素無能為力的感覺。人民希望支付迅速回應，並傾聽自己的需要，希望有能力影響掌握自己命運的事件，這是一種基本的驅力。如果達不到這一目標，生活中的一個基本的政治行為鏈就會遭受打擊。梅的著作描寫了民主程度不同的失敗。
和低語境文化的人相比而言，高語境文化的人完成行為鏈所受到的束縛要大一些，高語境文化的人還趨於使用多元時間；換言之，無論何時，他們都趨於捲入和幾個人分別進行的許多活動之中；這一模式是大多數地中海文化的特徵。一元時間的民族，如果能一次只辦一件事的話，就感到比較舒服自在；部分原因是他們用時間表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當然，高捲入的因素正是產生較高程度語境的原因。對於低語境文化的、一元時間的、每次只做一件事的人來說，多元時間得到行為產生的後果可能全然是破壞性的。這一後果與過度擁擠產生的後果，是完全吻合的。行為鏈將因此被破壞，後果是一事無成。這兩種系統是水火不相容的。
而且，多元時間文化常常把完成一件事納入一個特殊的範疇，並把它置於很低的位置，其重要性大大低於討人喜歡、彬彬有禮、體諒他人、和善忠厚、善於交往的重要性。一旦開始辦事，多元時間的人是很容易被激怒的。因此，他們的行為鏈是圍繞人際關係建立起來的。過分痴迷於達到目標，犧牲與他人的和睦相處，被他們認為是咄咄逼人、太露鋒芒，是破壞人際關係。事實上，兩人做同樣一件事，如果一人使用的是一元時間，另一人使用的是多元時間，他們就會從迥然殊異的視角來看待整個過程，而且會排列出截然不同的輕重緩急次序。
我們發現，求愛行為鏈裡的步驟，一旦辨認清楚之後，是異常穩定的。求愛不限於男女兩性成雙配對的行為之中，而且，企業界和學術界在物色人選完成重要任務時，也可能出現這種現象。候選人的地位越高，求愛的儀式就越繁複。一家企業決定買一個子公司，或者是準備搞一個合資項目時，也可能出現同樣的求愛模式。我常常聽見企業家和政治家坦然地說：“我完全樂意跳上床與他同枕共寢。”
要人們詳細說明求愛過程（行為鏈）的規則，是有困難的；人們具體說明這一過程的能力差別很大。大多數人只能勾勒出最粗略的輪廓。然而，在求愛擇偶這個至關重要的生活領域，這一過程迄今仍然是禁衛森嚴的；它被逐入了人們很不容易控制或根本不能控制的那部分無意識裡去了。顯然這一過程是有模式的。但是，大多數人厭惡把它說清楚。和弗洛伊德的個體無意識一樣，文化無意識被積極地掩蓋起來了。和弗洛伊德的病人一樣，每個人都受到各種過程的驅使；不借助外來的幫忙，這些過程是無法審視的。
畢利·巴德（赫爾曼·梅爾維爾同名小說的人物，被水手長指控煽動譁變，一怒之下把水手長打死）：要是我的舌頭聽使喚，我就不會打他了……我只能用拳頭來說話。
人們避免把自己人際交往的基本形式訴諸言辭，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名副其實的文化範疇的整合行為，處在和言語無關的那部分大腦的控制之下。我們這裡所說的是超級完形，非常重要的超級完形，它們在事物的結構中處在中樞的地位，難以用言辭表述清楚。其原因是，許多行為不能在言語的層次上去感受，而只能在情緒的層次上去體會。
一種文化的許多比較深沉、典型的特徵，乍一接觸時可能會感到是一種威脅。行為鏈也不例外，因為在看重自由和個性的文化中，行為者不是獨立的，他直接而親密地與自己的行為聯繫在一起。況且，人們在維護日常的習慣時，常常是咄咄逼人的。他們頑強地抗拒自己不了解的想法。這類反應有些可以歸結為延伸遷移機制，有些可以歸結為文化的巨大箝制力，有些可以歸結為對重組自己思想的自然抗拒。
一切行為鏈到了某一階段，都要求人們用言語來表達思想。不用言辭就會使行為鏈發生短路，並且常常會引發暴力。
我所熟悉的各種文化都遵循行為學的一般原理，都備有內嵌似的安全閥，以防止爭執走到頭。這些安全閥在自己文化內部行得通。然而，由於它們不為人的理智所把握，也沒有被認識清楚，所以我們與外人打交道時它很難得發揮作用。
在暗示性預兆上，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有相似之處。在麻煩的情況下，中國人泰然處之，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這一點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因為系統本身有巨大的活動餘地和穩定性。處理個性特徵、小的爭議和人格衝突的辦法，是假裝不存在這些東西。如果承認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那就必須採取行動，而行動總是非常之一本正經的。
我不知道形成學習奇蹟的因素有什麼。我只知道近年美國人的學習方式是不妥當的。老師可以用稀奇古怪的辦法來讓學生學習，使其感到高興並產生興趣，然而很難說這就是學習的要領。人這種動物具有最發達的大腦，他首先是一種學習的生物。他是決意要學習的。問題僅僅在於：他如何學習？他在什麼條件和背景下學得最好？
遇見一位不大善於辭令，或比較富有才氣和給人啟示的一群人時，人總感到比較為難。聽我上課的年輕設計師們深切關注的是，事物是如何運行的。他們想知道事物的原理，非常清楚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系統。給他們一個設計問題，他們肯定是能解決的。人們是否經常想到，每一個人造的東西都曾經是一個設計上的問題、實際上都是有意設計的呢？這頁書上印的字、紙張、書籍、椅子、鉛筆、鋼筆、紙夾、鍋碗、衣物、食品罐、標籤、收音機、電視機、雜誌、城市、住宅，這一切人工的東西都是設計的。
由於廣告設計師高超的技巧，某個的廣告設計有二維平面的視覺偏頗。這一偏頗能欺騙公眾，也容易在許多設計中看出來；它們看上去漂亮，實際上不能用，或者是質地粗糙、棱邊鋒利，也許是氣味不好，或者聽起來不悅耳。人們用圖畫或透視圖來撒謊，雖然我們並不將它稱為說謊。你看見過建築設計圖之後，曾經將圖紙和完工的建築進行對照嗎？請說說圖紙上表達得不確切的東西！然而，我們把這種曲解的東西視為理所當然，因為我們受到麥克盧漢所謂的谷登堡革命和延伸遷移的箝制。真理印在紙片之上，現實就在圖畫之中。所以這些都使人習慣於用兩維平面的、沒有深度的方式去處理一切感知輸入。我們生活在一個人為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兩維的、割裂的、操作性的廣告世界和宣傳世界裡。媒介的確就是訊息，在美國尤其如此。
我的大多數年輕朋友都把幾種感官結合起來使用，把聽覺分成語詞表象和音樂表象兩種。這和語詞及音樂在大腦裡貯存的方式是一致的。在腦子裡創造性地形成表象，不必借助圖紙、文字或模型的拐杖，這種能力對建築師至關重要。建築師能在腦子裡嘗試十來種甚至更多的辦法，去解決一個設計問題。當他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方案時，他才用圖紙畫出來。當然，這樣花的時間很少，他不用把所有方案都繪成圖紙。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有兩種視覺記憶：一是在腦子的實驗室裡創造的形象，此時你的眼睛是睜開的（我看見安娜貝爾以這樣的形象出現在我的腦子裡。“蜂糖色的白皙皮膚”、“纖細的手臂”、“褐色的短髮”、“長長的睫毛”、“明麗的大嘴”）。第二種視覺形象，是你合上眼睛時立即產生的位於你的眼瞼裡面黑暗屏幕上的視覺形象，那是一張可愛的小臉蛋的客觀的、絕對準確的視像摹本，一個國色天香的小幽靈。
如果缺乏富有創造力的表象能力，即使最囿於陳規的設計也是不可能完成的。然而，要表示逼真的、動態的形象思維能力，要表示在心裡設計和重新安裝家具陳設的能力，英語裡卻找不出一個常用的單詞或短語。詩人、畫家、作家、雕塑家、建築師、設計師、主婦、廚師、女裁縫和木工都必須有創新的表象能力。（每個人的形象思維能力由感官的不同組合形成。）他們都必須能夠把各種要素組合起來，形成自己的技藝；早在他們動手之前，他們就要以特殊的方式有意識地去進行形象思維。可是，日常生活中利用這種非凡能力而創造出來的東西，實在是太少啦！
卡爾·拉什利 用老鼠做實驗，無論切除的大腦有多少，只要有一點點大腦留下來，老鼠仍然能維持記憶。（切除掉記憶是不可能的，記憶無法嚴格定位）
丹尼斯·伽柏 發明全息攝影術。無論你把一塊全息圖像切成幾塊，全息圖像依然保持不變。圖像經過切割以後，雖然亮度不如當初，但整個圖像全都維持不變。
普里布拉姆 用猴子做實驗，切除並刺激大腦的不同部分，發現不可能給記憶定位。（已用1000多隻猴子。。。
皮奇 用蠑螈做實驗，把部分腦子切下來移植到其他位置，如何重新安排腦子，感知喜愛食物顫蚯的能力如故；把小塊蝌蚪（素食）腦子移植到損傷了的蠑螈腦子上後，只與顫蚯玩耍，一條也不吃。
他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但能解釋個人的保守傾向，而且能夠解釋文化的整體保守傾向；一旦由文化納入程序，個人的行為和文化現象都趨於保守。習性一旦養成，行為就難以改變，其道理就在這裡。同理，即使行為能變，變化所需的時間也很長。
現在把目光移向個體的人，移向那些重新構造個人生活的為數不多的例證。比如在心理分析中，病人和醫師都有一個共同的經驗，他們不得不反覆地審視同樣的材料。每一次分析精神動力時，審視它的目光和視角都略有不同，有時它不像有什麼變化。心理治療常常之所以很慢，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改變局部心理，常常有必要改變整個心理，因為心理的各個部分在功能上是相互關聯的。人類學家早已知道，文化的各個方面都是相互關聯的。他們還知道，牽一發而動全身，變一點就變一切。文化的一切方面都是相互關聯、縱橫交錯的，每一局部都反映在其餘的部分之中；顯性的文化是心和腦二者的延伸；內化的文化就是人的心理。
大腦全息機制和文化運轉機制為教育提供的隱性命題，是深刻的、革命性的。永別了，知識的分割肢解！永別了，脫離語境提出的研究課題！永別了，課時和學期等時間切割！系統地（名副其實的而不是歪曲的系統性）、全面地對待教育的一天終將到來。既然全息術允許整體的系統儲存在分離的全息圖像底板上，這就可能證明，曾有過混亂、前後不一致學習經驗的人，從頭開始學習可能更容易些。因為大腦也是隨情景而變的，所以每一種文化都可以被當作是全息照片中貯存的一個分離的圖像。如果混合這些不同的圖像，那就好比是把蝌蚪的腦切片植入蠑螈的延髓。如果把不同得程序混合起來，那就可能抑制學生進行一種學習，卻又不給他進行另一種學習的手段。迄今為止，跨文化和跨民族的教育的歷史很像是這個樣子。
通過訓練人們可以繞開大腦天然的分析能力。沒有這種訓練形成的能力，由它引起的文化和教育制度是不可能演化出來的。從大腦的觀點來看，以下三者是一回事：教育、科學和文化。大腦這種經過訓練而形成的能力，一旦能在不借助分析的情況下完成業已習慣的任務，就成為禍福相依的形象。它節省時間，使事情變得無比簡單；可是在緊張和變革的時候，它又成了人的羈絆。我們各級學校和制度中的很多東西，都建立在繞開大腦分析能力的基礎上。從上述觀點來看，完善一些手段，讓人們能幹調動自己的天性趨於使用的分析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在人口眾多的社會裡尤其重要。
Sherwood Washburn (舍伍德·沃什伯恩)：遊戲在一切哺乳類的成長中都至關重要……幼猴要玩耍幾年……數千小時的時間、精力和情緒投入了遊戲……遊戲對幼仔是一種樂趣，幾乎無數次重複遊戲的歡樂產生對成人技能的獲取……通過遊戲（情緒的、重複的、發自內心的遊戲），兒童為自己文化中的成人生活做好準備。教育與生活的分離……在靈長目的歷史上是新的現象。美國的學校不了解成人的生活……在學校裡，紀律取代了學習的內在驅力……成為文化的一部分。由於對靈長目生物特性的誤解，學校使最聰明的靈長目動物淪為厭世和異化的人。
不了解遊戲在人成熟過程中的意義，造成了難以估量的後果，因為遊戲不僅對學習至關重要，而且與其他驅力不同的是，遊戲有自償功能。由此可見，現代教育的大錯之一是疊床架屋的結構，它不容許遊戲滲入教育過程的每一個階段。
沃什伯恩還揭示說，靈長目動物首先是向同齡幼仔學習，而不是向成年動物學習。然而，很少有學校是根據上述原則組織的。大班上課迫使老師不得不嚴厲地維護紀律。在這個意義上，學校生活是了解成人世界官僚機構的極好準備：與其說它的設計適合你學習，毋寧說它教你知道誰是你的上司、上司如何行事，教你維護秩序。
現在回頭再說我們的靈長目性質。人在進化過程中，是一種極端活躍的物種，他活動身子的需求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根深蒂固的。按照預定的、僵硬的時間表在寫字台旁邊硬坐不動，絕不是善待一日之內能跑100英里的靈長目動物的好辦法。人也許是世界上最堅強、最善於適應的物種，是在地球上稱霸的物種——他可以追擊和獵殺任何一種動物。然而，根據他的能力和他對活動的需求，兒童在學校裡受到的待遇，簡直是瘋狂之舉。不能呆坐的兒童被貼上多動症的標籤，被當作不正常的兒童，他們常常被迫服藥治療多動症。（也許，正是那些能靜坐不動的兒童才是不正常的兒童——他們是人類無與倫比的適應力的紀念碑。）學校這塊方寸天地使我們看到，在文明及其核心制度的發展過程中，人如何忽略或蔑視了自己本性中最不容忽視的一些方面。然而，這樣的局面能維持多久呢？今天的年輕人似乎不太傾向於接受上述不和諧的局面。甚至連家長也開始用批判的眼光來審視教育的各個方面。可惜，很少有教育工作者具備了為教育急需的新思想做出貢獻的能力。
我們西方人相信，自己在現實世界中奇貨可居——我們有通向上帝的渠道，其他人的生活現實簡直是迷信和曲解，是低劣的或欠發達的思想體系產生的迷信和曲解。我們“有權把他們從愚昧中解放出來，使之喜歡我們”。我們在技術上令人眩目的成就，我們對物質世界的了解，使我們美國人和歐洲人一樣，對自己生活的複雜性視而不見，給我們造成優於別人的錯覺，使我們誤以為勝過那些在機械延伸上不如我們的人。科學成了我們的宗教。在許多情況下，和古老的宗教一樣，科學使人獲益匪淺。但科學被當作一種偶像來崇拜，其宣言和儀式常常被當成教條來信奉。
有一個關鍵的因素能解釋美國教育可悲的狀況，這個因素就是過分的官僚主義傾向。這種官僚主義反映在強制把公立學校合併成龐大的“工廠”上，反映在強行把大學的規模搞得很大上，即使在人口不多的州裡也如此。官僚機構的問題是，它們要長期努力奮鬥，才能避免用維持自我生存的需要去取代原有的首要目標。官僚機構殊難成功。官僚機構沒有靈魂，沒有記憶，沒有良心。如果在通向未來的道路上有障礙的話，這個絆腳石就是官僚主義。迄今為止，尚無一人找到解決官僚主義的答案，範兒使之膨脹到大而無當。教育工作者尤其難以抵擋超龐大組織的誘惑。畢竟，他們的事業是美國最大的事業。
我們把組織視為聖物，因而損害了個體利益，結果是迫使個人就範於不恰當的模式。這一切全是任意武斷的。既然組織是任意的，為了適應個體的需要的，它又是可以改變的。至於教育的目的，金錢上的成功受到的重視太過分了。投入校舍的錢太多了！如果精心籌劃，本來是可以少花錢多辦事的。目前，各級教師的能力並沒有吃飯調動起來，因為他們的工作安排得太死。教育的指導學說裡有一個隱含的觀念和由文化模式決定的信念：老師的工作是給學生傳輸知識。然而，許多人靠向別人傳授知識能學得更好，而不是靠聽教授講課學得更好。照目前這樣的組織方法，大多數大學成了培養教授的非常昂貴的機構。如上所述，靈長目主要是向同齡者學習，人類也不例外。事實上，傳授知識的整個思想，如果放入人類歷史的背景中去考察，是很晚才出現的思想。
美國教育制度裡隱含的，是重賞善於辭令、精於圖形的學生，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使人受益。因此，教育制度常常使學生陷入困境、疲於奔命，甚至被淘汰，其原因倒不是他們不聰明或沒才能，而是因為他們的技能不適合教育制度的要求。這個教育制度是Horace Mann(霍拉斯·曼)模仿普魯士軍隊的模式建立起來的。他是馬薩諸塞州的首任教育部長。這一制度急需更新。此外，不同層次的學校服務於不同的目的：從小學到中學，目的是給人人提供一個“成功”的機會，不讓任何力量干擾這一過程；大學是給業已成功的人辦的，目的是不讓任何事情把學生的成果奪走；研究生院的目的是保證上述兩級教育制度的繼續運轉。
大多數中等學校的隱性宗旨饒有興趣，它表明學校為何在教育質量上差勁，在功能上卻是出色的社會代理人。首先，學校的一切活動都要照鐘錶和日曆進行。震耳欲聾的鈴聲——甚至在大學裡也是這樣，不僅讓你知道每一小時，而且提醒你注意行政管理機構的存在。當然，課時與所學科目需要的時間並沒有明顯的關係，與鈴聲響時課堂教學的進展沒有關係，更是自不待言的（下課鈴響時也許師生剛開始熱身）。學生學到的第一課是文化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觀點：時間表是神聖的，統治一切的。
第二，關鍵問題是，官僚機構實實在在，不可等閒視之。組織機構被置於一切之上。令人遺憾的是，許多學生後來發現，工作以後的崗位也像學校，只不過老師換成了上司，其實就業後什麼也沒有變。
第三，教育是一場有輸贏的遊戲，但這場遊戲與外部世界和所學科目都關係極少。所學科目如何劃分、如何傳授，通常完全是主觀臆斷的，並不顧及教學的內在一致性。
第四，看重宏大規模。規模大的學校被認為勝過小的學校，大學校提供的服務較多合併成大校的壓力沒完沒了，不顧乘校車要花多少時間，也不顧小型學校有優勢的結論。600人以下的學校培養出來的公民更幸福，更富於創造性，更富有社會意識和責任心。巴克爾研究了學校規模對學生參與度和感情成熟度的影響。在小型的學校裡，學生參與多，學校對學生更親切，學生更能寬容他人。他們結成更親密而持久的關係，群體活動更有效率，能更好地與他人交流。他們進入負責的崗位的比例比大規模學校的學生高出很多倍。小型學校得學生少缺課，更可靠，更經常主動地承擔責任，更富有創造性，更善於辭令，更覺得自己的工作有意義。換言之，小規模學校培養出更優秀的公民，他們趨向於更滿意自己的生活，而且在各方面都更加能幹。
上述一切裡有一點容易被人忽視：合併現象不限於學校，而是在我們周圍處處可見，在企業界和政府機構中尤其如此。一切都在日益增大：汽車、飛機（波音747、波音707）、建築（世界貿易大廈、西爾斯公司大樓、漢考克大廈）和城市。我們生活在一個龐然大物的時代裡。然而，已經的一切都表明，認得需求剛好相反。規模的擴大彷彿是一種疾病，既然人人都患上了這種病，我們就根本不去想其中的問題了。問題當然是，脆弱性隨規模的增加而加劇。因此，現在到了有必要“管理”環境的地步，因為環境使生活非常僵化，壓抑了個體的人。
另一條指針是，美國教育制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它同樣適合一切民族，因此就應該強加於一切民族，包括印第安人、中心城市的黑人、波多黎各人、西班牙裔美國人、墨西哥裔美國人，而不顧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所幸的是，對一切有關人士而言，美國的少數民族已開始在自己兒童的教育上取得發言權。
過去，無論國情或文化背景如何，教育制度都被一攬子輸往外國。一旦建立起來開始運轉，這些系統就異常穩定，難以改變。即使能改變，制度本身也頑固地抗拒變化（除非是表皮的變化），比傳統社會中的農民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一般認為，這些教育制度是世界上最倔強、最抗拒變革的力量。教育制度是非常難以駕馭、尾大不掉的。
行為鏈、情景構架和延伸之類的結果特徵，以及我們使用這些結構特徵的方式，都深刻地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但文化決定心理組織的方式更加深刻、更加直接。反過來，心理組織又深刻地影響著人們觀察事物的方式、政治行為的方式、決策的方式、排列輕重緩急的方式、組織生活的方式。最後一點然而並非最不重要的一點是，文化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方式。
應對和解釋自己和他人身上的非理性並不容易，因爲非理性似乎是生活固有的一部分。可惜，非理想并不屈從于邏輯。這一道理千真萬確，使人不得不問，我們怎麽會把這一對概念并置，仿佛將其視爲絕然相反的兩極呢？答案就在於邏輯的概念之中，邏輯是西方文化的一種發明，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時代。“邏輯”使人能憑藉低語境範式去審視思想、概念和心理過程。
情境性非理性：情境中的某種東西使人幹的事起反作用。（一時興起購物，交通不暢時駕車）
語境性非理性：一種語境的邏輯運用於或投射於另一種邏輯。
神經症非理性：人格中本身存在的非理性因素。漢弗萊·奧斯孟德(Humphry Osmond)說：“那些覺得自己的文化討厭的人，大概容易神經質、行爲偏離或精神失常，因爲他們常常暴露於使人壓抑的東西之中。”
官僚主義的和制度性的非理性：一切文化之中的官僚主義都有巨大的反作用的潛力。走向低效率的動力，也許是盲目堅持程序的直接後果。不過，它也可能產生於官僚主義的自我維持需求，來自於官僚主義面對壓力集團時的脆弱性。幾種因素的結合使官僚主義難以摧毀。和一切人的系統一樣，官僚主義受制於延伸遷移的影響。這些機構建立的初衷是爲人類服務，然而這一服務機能很快就被忘掉，取而代之的是其官僚功能和生存功能。每位讀者都能夠舉出自己所知的一些例子：福利制度反而使家庭破碎，造成依賴性；稅務制度打擊窮人，剝奪中產階級工作的積極性；建築法規造成浪費，效率低下，有歧視性，陳舊過時；醫院的護士喚醒病人服安眠藥；在不需要的地方攔河築壩。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就其本質而言，官僚機構是沒有良心、沒有記憶、沒有頭腦的。它們是自私的、無道德的、難以根絕的。還有比官僚主義更不合理的東西嗎？改造官僚機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它們按自己的規律運轉，不屈服於任何人的壓力，甚至美國總統也不能使之屈服。習慣勢力、人的脆弱性和權力意志維持著官僚機構的運轉。我說的官僚機構包括大企業、慈善機構、教育機構、教堂和各級政府機構。乍一看似乎矛盾的是，大多數官僚機構并非我們賴以解決一切主要問題的制度，這些機構的狀況本來是不會如此嚴重的。我們必須設法解決官僚主義的問題。導致革命的，往往不是政治領袖利用社會不公的現象，而是頭重脚輕的、低效率的官僚機構；它們發展到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時，政府就要倒臺。
文化性非理性：文化强加於我們的盲目性，我們常常無法超越它强加於我們的局限性。事實上，我們常常被文化强加的程序捆住了手脚。分析任何文化時表面上都碰到這樣的問題：人們維護關於自己的刻板印象；但這些刻板印象可能與衆多的事實、層次和側面並不吻合；一切文化都是由許多事實、層次和側面構成的。
民族中心主義：只要民族中心主義是普遍的現象，要與它鬥爭就是不可能的。個人確有抛棄這種偏見的時候，然而整個群體是改變得很慢的；在許多情況下他們抛棄一種偏見時又接受了另一種偏見。個人偏見常常被認爲是個人心理動力的產物；文化非理性卻是許多人共有的東西，因而被認爲是正確的。我們的資源正在耗竭，我們熱衷消費，追求物質產品，我們對控制消費漠不關心，這樣的態度顯然是非常愚蠢的。但是，由於我們與他人都共有這樣的瘋狂態度，由於我們從制度或領袖人物那裏得不到什麽幫助，這種瘋狂的舉動不可能受到抑制，儘管環境保護主義者爲此而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畢竟，你不能阻擋進步呀！你能嗎？
瞭解人類、瞭解文化、瞭解世界和揭開非理性的面紗，是同一過程中不可分解的幾個方面。以文化爲基礎的範式給這一認識過程設置了障礙，因爲文化給我們每個人裝備了固有的眼罩，裝備了隱蔽的、未經言明的假設，這些東西控制著我們的思想，妨礙我們的努力，使我們難以揭開文化過程的面紗。但是，人離開文化也就不成其爲人了。脫離了特定文化的人，沒有這些特定文化中的人的合作，是不可能對文化的任何方面作出解釋的。
除極少例外，無論你在哪裏，習俗和風尚都決定著什麽東西要向華盛頓匯報，什麽東西不能向華盛頓匯報；什麽東西該讓公衆知道也由此決定，這一點更是自不待言。在大多數情況下，歪曲情況的報告并非故意所爲，而是無意使然。
愛德華·霍爾：生活是一個不斷强化和超脫的過程。
人的世界分成兩種不同的文化：一種文化的成員要切斷對父母的依附關係，另一種文化的成員不切斷這樣的關係。此刻，如何估計這種差異對我們的生活造成的衝擊，尚有困難，只能説這種影響的確是很大的。
我相信，總體上說，人抗拒分離；生活裏需要分離的東西太多，人不可能完成所有這些分離。我相信，應對分離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和我們要放棄的東西有關係，雖然這一策略是隱形的、無意識的。誘惑太多，需要選擇，或抗拒，或放棄。五花八門的嗜好、神經性精神動力、雄心、貪欲、對物質材料的依賴、與父母同住的安全感、對權力的需求和支配他人的需求、火爆脾氣、肉欲、堅守一種宗教排斥其他宗教的信仰、民族主義、對科學的單一視角，林林總總需要應對的東西太多，究竟放棄什麽，需要選擇。
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兒童可能怨恨弟弟妹妹，並因而欺負他們。母親和其他成人看到以大欺小的行爲，總要加以嚴厲的懲罰，使其感到内疚和羞愧；然而，懲罰和羞愧并未對隱藏的欺負需求產生影響，這一需求原封不動，并未改變。沙利文認爲，結果是欺負行爲繼續存在（因爲對欺負的需求依然存在）；不過，它從自我中分裂出來，以便讓自尊心也維持下來。機會一到，他仍然要欺負人，但是這種欺負行爲密封在意識之外。因此，分裂行爲具有一種“非我”的品格。在其他文化和環境中，處理這一分裂過程的方式，是把行爲解釋爲處在自我之外的力量、人格或影響造成的結果。一個人在分裂衝動的支配之下行動時，除了他本人以外，人人都感覺到了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某些關係中，吝嗇自私的人可能會自認爲慷慨大方。同意，難以接近他人的人可能會用虛假的友好和外露的快活來補償自己的不足（這是一種常見的文化特質，是許多美國人的特徵，是普天之下公認的現象）。
受到上述分裂或其他分裂困擾的父母看見自己的孩子（通常是性別相同的孩子）受到的困擾與自己分裂或遭遇的困難一樣時，父母就可能焦慮、生氣，就可能對孩子提出不必要的苛求。不知不覺間，父母會把孩子當成是自己來對待（在分裂人格的領域，人們對自己的確是非常苛求的，因爲他們自己在代替父母行使管束職能）。父母不僅把孩子當作自己，而且下意識地把孩子納入自己的心理封套，結果孩子成了他們自我的延伸，包括延伸所隱含的一切意義，包括延伸遷移過程。
一旦知道與子女的認同是困難、不適和痛苦的根源，父母就可以采取新的方針，就可以用感情移入的辦法，設身處地地為苦苦掙扎的孩子著想，同時放手讓孩子去自然而然地成長。關鍵在於，父母要承認，他們的困難不在於和子女的關係，而在於自己那一部分分裂的自我，他們的困難可以追溯到自己的認同過程中去。據此，就容易看清，爲何父母和子女之間會有麻煩，爲何子女在不知不覺閒會深爲不滿；他們正在努力確立自己的獨立人格時，不得不承受父母認同過程的巨大壓力。確立自己的獨立人格，即使在切斷與父母的裙帶關係的文化中，也是一個困難的任務。
認同過程饒有趣味的地方在於，這種現象並不局限於自己的子女身上，而且還投射到任何遭遇困難的隨從、朋友或同事身上。我們爲此而感到沮喪，部分原因可以追溯到對自己的怒氣之上，我們因爲不能對付自己人格中的分裂部分而怨恨自己；同時，我們的沮喪情緒還可以歸因於我們所吃的敗仗，因爲我們被剝奪了機會去體驗自我裏至關重要的一部分。
感到力不從心的另一根源，可以歸結於人們不能推動某樣東西時自然而然地情感。無論你做什麽，無論你怎麽努力，某樣東西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時，總會使人感到煩惱。
認同綜合徵(identification syndrome)的悖論是，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可能有友誼，就不可能有愛，而是只有恨。除非我們能讓別人自己行事，也讓自己放手行事，否則就不可能真正地愛另一個人；神經症的愛和依賴性的愛大概是有的，但這樣的愛不是真正的愛，真正的愛只能在自我中產生出來。
從理論上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遇時不應該有問題。事情開始時，常常是這樣的情況，雙方不僅抱定友好和善的態度，而且具有理智的認識：每一方都有不同的信仰、習俗、禮節、價值等等。然而，當人們不得不共事時，麻煩就來了。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即使在多年的密切交往後，誰也不能使對方的系統有效地工作！我和其他學者觀察到的困難如此之持久，如此之難以改變，以致只能從心理學的角度去進行解釋：人們處在文化認同的箝制之中。不知不覺間，他們覺得對方是自己身上難以駕馭和預料的那一部分。多年以前，我在伊朗看到過這樣的現象。那時在伊朗，欺負人是交往中被廣為接受、常常使用的方式，人們常常欺負不屬自己管轄的人，欺負比自己弱小，沒有權勢的人。無論你怎麼解釋，美國人都不能使他們相信，伊朗人欺負弱小者的行為並非惡劣之舉；無論你怎麼解釋都不能驅散他們不舒服的感覺。我還觀察過在日本做生意的美國人，觀察過在他們身上起作用的認同過程，他們對日本人的成功和美國人的失敗置之不理，硬要告訴日本人如何照美國人的方式做生意。
在美國，我們遇到了民族間認同作用的另一種形式。這裡的民族已相處一段時間，在許多情況下已相處了幾代人。他們不再抱有匆匆過客所看見的善意（倏忽即逝、轉瞬消散的善意）。相反，他們在感情上相互介入，就像家庭裡的代溝引起的情緒介入一樣。同樣，對這類情感和行為的唯一解釋是，各方在交往中都出現了重要的認同。讓別人自然行事，不要自己去付出可怕的代價——這樣的人實在是太少見了。各個方面都有了一些零零落落的進展，然而，我們還是很難聽到有人說：“我和他相處的麻煩，責任在我身上。”
也許，文化中最重要的心理要素是認同作用，認同是文化與人格的橋樑。變遷緩慢時，認同的效用很好。然而，在變革迅猛的時代，認同作用會造成極大的破壞，我們目前經歷的就是這種迅猛變革的時代。毫無疑問，對於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對於世界各國人民的有效交往，認同是一個主要的障礙。現在，人類必須踏上超越文化的艱難歷程，因為世間最偉大的分離業績，是人逐漸擺脫無意識文化對自己的箝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