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水位》 刘瑜
“全能国家”一登场，宗族、社团、庙会这些个“封建糟粕”被强拆，人们日趋原子化，政治成了唯一的粘合剂。至今强大的政治体制还抑制着社会资本的积累。“散沙们”想结合起来组织个农会，太敏感。工会，政府不是已经组织了吗？非政府组织？可以，但先得通过48道手续……所以中国社会散沙化不是强权的原因，而是其结果。如果我一边把你的腿铐住，一边说，看，你现在跑不起来吧，这证明了你没有泡吧的能力，哦不，跑步的“素质”。这连“自我实现的预期”都算不上，这就是“自我证实的命令”。
就算中国民众的规则意识不足，实在看不出这如何就能推导出集权体制的优越性。集权体制的隐含前提是，“素质低”的民众需要“素质高”的官员去教化管束，但是放眼官员的素质，不免叫人胆战心惊。当然此类官员也许不具有代表性，但此类故事层出不穷却是事实。这倒提醒了我们如何理解民众缺乏规则意识：如果“上面”经常在工程招标中玩内部交易、在土地纠纷中不尊重法律、公款吃喝屡禁不止……又如何能指望“下面”毕恭毕敬尊重规则？一个随地大小便的人，如何教化别人不要随地吐痰？
所以就算中国人的“素质”有问题，它更多的是源于制度，虽然也恶化制度。我当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可以一夜之间改变文化，但是制度的变革至少可以打开一个公共生活的空间，而公民素养的培养首先需要一个公共空间，就像学会跑步需要首先解开脚镣。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如何如何”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如何如何”。
鉴定民意的真伪，标准不在于民众选择的那一刻是不是真诚，而在于他们在形成意见时讨论是否自由、观念可否多元、信息是否充分。没有自由讨论基础的民意，就像一年四季只吹西北风的树，长歪了毫不奇怪。
与“暴风骤雨”的暴力土改相比，国民党政府不但土改力度小得多，而且理念上奉行的更接近和平土改。所谓暴风骤雨式土改，其实是自古以来农民革命的升级版，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该杀的杀，该分的分。当然，既然是革命，就不单是起义，还有一整套革命话语和仪式来赋予其意义。于是“剥削”、“翻身”、“阶级斗争”这种陈胜吴广们没能想出来的词汇开始成为日常用语，于是有了“诉苦会”和“斗争会”这种“制度创新”。
自由主义在整个20世纪被左翼或右翼激进主义围追堵截甚至一度节节败退的命运，甚至今天仍难以在民众中扎根扩散，根源也许就在于这个“慢”字。当激进主义向民众许诺立竿见影的变革时，自由主义许诺的只是漫长生长期之后的瓜熟蒂落。要造就翻天覆地的急速变化，激进主义的前提必然是“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从而为一元化体制铺平了道路，而自由主义则意味着人人各自为政，只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激进主义交给你一个救世主，而自由主义仅仅是将你交还给你自己。
相信时间，就意味着相信除了千千万万人日积月累的努力，历史没有进步的捷径。对于渴望一夜之间得到解放的人们，这可真令人扫兴。
历史也许会以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螺旋式前进，某代人可能会在那倒退的一步中度过倒霉的一生，但我相信在所有的专制者中，时间是最专制的那一个。很多时候，人类一不小心误会了自己，把自己想象得太过聪明，或者不够聪明，而时间总是不徐不疾地将误会澄清。
认为很多“有关领导”有可能真的不知道网络上的激愤程度，是因为我相信一个叫做“理性无知”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当“无知”合乎人们的“理性”时，人们可能会努力保持这种无知，刻意逃避可能会干扰这种无知的信息。
对于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利益，对于另一些人，无知可以带来安全，对于还有一些人，无知则可以满足其意识形态的偏执。在这里，无知就像一块大肥肉，各路苍蝇、蚂蚁、豺狼可以蜂拥而至各取所需。
今天的中国与“大跃进”时代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但精明的无知和自我保护式的蒙昧却依然盛行。一位“体制内”的退休长者曾告诉我，他认为他们那一代人之所以有的人很开明有的人很保守，“一个重要的区分点就是上网还是不上网”。上网还是不上网，说起来只隔着点击一下鼠标这个简单的动作，但这个动作里包含的，却是一个人从成见里出走，与自我诀别，从温暖机舱跳向未知大地的巨大勇气。
万一降落伞打不开呢？他们可能担心。于是他们继续待在温暖的机舱，对地上的声音充耳不闻。于是“群众”当中，出现了一群越来越“不明真相”的领导。现在，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坐在机舱里的人，和那些大地上的人，他们携带着各自眼中完全不同的世界，正在高速接近。有一些事实，那么多事实，我们知道，但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而我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知道，这样两个疾驰的世界互相追尾时，该是怎样的场景？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短短一星期，哪怕是在一个“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环境，角色就可以改造人性，这事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现实中，有多少人经年累月地藏身于各种制度化的角色中，而其人性又在角色不断内化的过程中被劫持到了哪一个星球？
用角色开脱罪行，便利在于那个角色中的“我”不再是我，而仅仅是角色本身。如果是无名小卒则更好，因为彻底的匿名状态就意味着彻底的责任豁免。“我”不再是我，“我”只是一个巨大猛兽无数触角中的一个而已，所以“我”可以从恶如崩。而所谓人性觉醒，就是从自己所隐身的角色中抽身出来，恢复成独立、完整并需要为自己一举一动负责的人，从制度的深井中一点点爬上来，在更广阔的天空下，看到雨滴如何汇成洪水。
今天仍有无数“不假思索”的梦游者在体制的催眠下游荡。然而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各个角色，你就是制度，舍此制度只是一张一捅就破的纸而已。在中国农村长期支教的德国人卢安克，曾说过一句朴素又闪光的话：“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镶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是一个问题。
在各种肯定一个人思想水准的褒义词中，有一个我一直不大懂的词汇：“深刻”。我一直不大明白，什么叫“深刻”呢？是指晦涩难懂吗？生僻复杂？引经据典？在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于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愤怒之所以令人上瘾，大约是因为愤怒是通向正义感的捷径。人是需要自我认同的，换个现在流行的说法，人是需要“存在感”的，而正义的自我认识是这种“存在感”的要素之一。当然通向正义的方式很多，比如像王克勤先生那样为几百万尘肺患者奔走呼告筹款捐钱，比如像钭江明先生那样数年不放弃寻找失踪的黑窑工，比如像许志永先生那样坚持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但是这些方式看上去都太费劲了，哪有上网骂人这么高的性价比——这边义正词严地敲三个字，那边镜子里一个悲情英雄的形象就已经冉冉升起。何况是隐身于集体当中，又安全又温暖，还战无不胜。前面是张三李四，后面还有王二麻子，“同去同去”，占领不了别的高地，道德高地还占领不了吗。
对很多掌权者而言，民众的愤怒则是最好的政治兴奋剂。民心颓丧的时候，打一针兴奋剂就举国上下精神抖擞了。我们都还记得“文革”的大字报语言，“打倒谁谁谁，再踏上一只脚！”“党给一身造反骨，唇枪舌剑杀气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叫一个气势如虹。要说那几十年革命的火焰为什么越烧越旺，不断地寻找敌人、调动愤怒，成了保持斗志的不败良方。找不到敌人了怎么办？制造呗。于是乎各种冤假错案，各种匪夷所思，各种天方夜谭。到最后革命对愤怒已形成“药物依赖”，不吃，斗争会因为燃料不足而熄火，吃，斗争会因为烧光一切而熄火。
罗素说，所谓民主，就是选一个人上去挨骂。
所以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当政治家，简直就是活雷锋。忘恩负义的批判性民众看到的永远是你做错了什么，而不是你做对了什么。奥巴马为刺激经济，辛辛苦苦减了一千多亿的税，结果调查显示，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意识到他们被减了税。相比之下，他要给5%的高收入者加税，火星人都赶来抗议。好莱坞明星朝三暮四那叫风流倜傥，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不要脸。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出经济危机那叫谨言慎行，放在政治家身上那叫蠢货。CEO们用股东的钱吃香喝辣那叫商业拓展，政治家哪怕旅行借住富豪朋友的别墅都可以是惊人丑闻。
但同时，正是“批判性公民”的警觉，在推动政府完善公共服务。正是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在把这个政府改造得越来越值得信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治机构的不信任虽然日渐加强，但这些国家民主制度的质量——无论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还是清廉腐败指数，甚至经济绩效来衡量——都稳居前列。换句话说，民众对政府一定的不信任恰恰成了政治健康的表现。
不幸的当然是奥巴马们。他们每天被群众雪亮的目光翻来覆去地烧烤，做错一件事就随时可能把做对的九十九件事给一笔勾销。但“试图享受自由的人，必须承受肩负自由的疲惫”。如果权力的本意是责任，那么用他们的战战兢兢来换取制度的健康，这买卖其实还是划算。当然，如果权力的本意是当官，是吃住可以报销，出门前呼后拥，那么批判型公民确实招人讨厌。我不知道与“批判性公民”相对的叫什么，也许可以叫做“给力型公民”。他们永远心怀感恩面带微笑，有人喊“狼来了”，他们心怀感恩面带微笑。面对一地的羊骨头，他们还是心怀感恩面带微笑。也是，他们说，现代社会的一切问题其实都只是“心态”问题。
试图绕过程序正义，依靠“宣传”、“维稳”来寻求民众合作，在一个民众理性能力和权利意识逐渐强大的时代，只会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会陷入政府“怎么做都是错”的可悲境地。其实，政府也不需怎样，只需要把民众“当成人看”——将他们视为有理性能力、对话意识和选择权利的成年人，而不是当做看到糖果就两眼放光、看到标签就上钩的儿童。如果不允许他们以思考、对话、选择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最后他们很可能以砸车、扔石头等破坏性的方式参与——人之为人的尊严总要一个表达的渠道。
当然政府可以以特警驱散人群，但被压制下去的愤怒只会在下一次冲突寻找出口。悲哀的是，在民主程序匮乏的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饮鸠止渴，以民粹政策来弥补程序合法性不足。
也许中国的“家长式政府”应该停下来想一想，“用心良苦”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民众当做平等对话者。时代已经变化了，今天中国“主要矛盾”也许已经不仅仅是落后的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之间的矛盾，而且是政府“我说了算”的习惯和民众“我说了才算”的愿望之间的矛盾。
标签盛行的地方，理性则易于枯萎。在将对方以及自己的思维极端化的背后，是认知上的懒惰，以及对一劳永逸式教条的渴望。我始终相信一个好的民主制度不仅仅是对民意偏好的计算，更是对公民理性乃至德性的滋养。
我一口气列举了十来个我的朋友从未听说的人，都是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里“没来的人”。因为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形象，所以关于他们的信息总是模糊不清——虽然互联网上偶有透露，但相关信息总是倏忽即逝。又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所以如果他们不曾在大众媒体上存在和停留，那么他们就几乎相当于不存在。这当然不是说《清明上河图》上画的车水马龙是假的，但车水马龙的背面，还隐隐浮现着另一个不那么豪迈的世界。
对民主也许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之一是，它是而且仅仅是，一种权力平衡装置。这种平衡性也许不能保证法治，但至少使它变得更可能。
说笨是一种人品，大概是说，愚蠢常常不是智力不及，而是选择不去运用智力。也许因为利益，也许因为懦弱，也许因为“温暖的合群”，或者干脆因为懒惰，一些人选择荒废甚至屏蔽智力。在各种荒废智力的表现中，有一种是在迫害他人或为迫害他人摇旗呐喊时，竟然想不到：其实“他”也可以是我。
早在中世纪，马基雅维利就在《君主论》中指出，一个成功的统治者要同时具有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诈，要在被惧怕的同时被爱戴。当然，道德和权力的共生性未必只是统治策略：一些专制者很可能“真心”地追求道德纯洁性，而这种追求恰恰与人类对纯洁性的迷恋契合。纯洁性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专制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因为深知道德说辞如何在历史上给权力如虎添翼，所以我对一切来自当权者的整风、反低俗文化、打黑运动都心存疑虑，此类口号一出，总想要打开特洛伊木马的肚子，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什么猫腻。
我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变革应当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政治制度的变革源于公众政治观念的变化，而政治观念的变化又植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水涨起来，船自然浮起来了。所以我观察社会变革地动力，不那么关注船舱里有没有技艺高超的船夫出现，而更关注“水位”的变化。
但似乎也不必急着“绝望”。既然水位在上涨，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停止上涨。对于急于求成的人，变化不在2012发生就太慢，但对于“历史长河”来说，短短30年发生的观念变化已经足够波澜壮阔。又或者，“绝望”本身其实也是一种积极的力量：它蕴含着一种理想——这好过屈从，以及一种理想受挫后的痛感——这好过麻木。一杯水摆在那里，对于寇克的人，想要忘记它的存在，肯定很难。
可以看出，英国的“报销门”事件得以解决，政府信息公开是一个关键因素，但是信息公开本身，又依赖媒体自由、政党角逐、权力制衡等机制。仅仅依靠领导人的“决心”，信息公开很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政治作秀。一般来说，谁也不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想根治浪费公款，只有把“搬起石头”的权力交给别人。
这种“问题-曝光-改革”的政治链条大约是英国政治从大风大浪走向小修小补的历史路径。一有火苗就被发现，一被发现就被扑灭，英国政治就是这样变得“没劲”起来。相比之下，某些国家面对熊熊大火而不动声色的政治则“精彩”多了。就在英国首相为几百块有线电视费而受到公众质疑时，中国的公款浪费则高达数千亿计。相比可以公款潇洒享受几千甚至几万元一桌饭菜的中国官员，花8毛公款就会被盯梢的英国议员们，真的是很“倒霉”，大约只能哀叹自己怎么就这么“不幸”，生在英国了呢。
投票这个瞬间行为，并不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孤立事件，它只是一排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推动一系列的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互动。民众虽然不能直接坐在议会里辩论，但是他们的“幽灵”却会一直尾随着议员们，因为他们还要靠民众投票再次当选。所以，民众在议会里的“身体缺席”却未必意味着他们的“意见缺席”。而现代大规模民意调查的出现和及时更新，则更使民意的风吹草动都清晰可见，在相对成熟的民主制里，嗅觉敏感的政治家们就得学会随着这风吹草动翩翩起舞。
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比生命的消亡更悲剧的话，那就是这种消亡的无意义。不被提起，不被纪念，不被反思，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狡猾的罪犯巧妙抹去。那些生命似乎从未存在过，血当然是白流，亲友的痛苦也只是历史前进的狂欢中扫兴的岔音。对于不愿意面对伤疤的人来说，这种遗忘也未必是坏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曾说，“那些拒绝从历史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复它的悲剧”。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悲剧其实也可以是财富，而拒绝挖掘这个财富则往往导致一个国家在历史的死胡同里原地踏步。远的不说，拿现代史来说，“肃反”不反思，于是有了“整风”。“整风”不反思，于是有“反右”。“反右”不反思，于是有“大跃进”。“大跃进”不反思，于是有“文革”。拒绝反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导致的往往是苦难的死循环。
其实诚恳地反思过去，核心意义并不是“秋后算账”，而恰恰是在直面历史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和解与稳定。对历史的反思是恢复其复杂性，令所有的经历者共同反思，此事不应“宜粗不宜细”。
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关于是非曲直的道路看不见摸不着，它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但正如交通规则不论斤卖不以平米记、没有它都市里的我们却可能寸步难行一样，正义也是和谐公共生活的前提。用秋菊的话来说，凡事需要一个“说法”，一个没有“说法”的世界是一个鸵鸟的世界，把头埋进沙子里，3年后，30年后，300年后，过去的还是不会过去。
只有一个独立于权势的法庭才应该同时独立于民愤，否则民愤很可能是平衡权势的一种有效方式。
固然，技术化讨论背后往往都有意识形态的影子，但是人们愿意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寻找论据、做出论证，而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攻击对方的“动机”和“人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进步。当然这样“学术化”的政治讨论，相比喊口号和挖动机，相比议会里的揪头发扔鞋子，往往显得枯燥无味，没有娱乐性，但正如偷懒不可能获得科学或者商业上的成就，良好政治也没有捷径。它也需需要“热泪盈眶”或者“热血沸腾”，需要“感动中国”的包青天或者海瑞，但更需要每一个人，上至政治家下至普通公民，从老老实实做决策知识上的功课开始。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衣裙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10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出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多元的观点带来充分的政策便论，而充分的辩论不但给民众一个从不同角度理解这个法案的机会，也督促辩论两党给其主张提供坚实的论据基础，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方案。我不知道这种温和妥协是否就是所谓“合成的奇迹”，但是我想，一个只有《纽约时报》或者只有《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要顶上一个“诸葛亮”，只有一种“臭皮匠”——不管他们有多少个——是远远不够。
政治经济转型既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不是什么毒药，它管不管用，还是要看病人的消化能力、免疫能力、病情轻重，以及病人有没有真的把药给吃进去。
一个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你认识你所置身的世界与自己。如果它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是你的功力还不够去真正读懂它，要么是它真的其实也没什么。
读书并不指望醍醐灌顶，更不觉得书架上会有什么“神明”，仅仅希望每一本书能推进一小点知识或者带来一个小启发。正如政治上不存在什么“救世主”，智识上也不存在什么“救世主”。真正的好书，都向证伪敞开，而不是给你一个一劳永逸的启示让你枕着它睡大觉。在思考自己要读什么书之前，最好问问自己，我关心的到底是什么问题，因为只有真诚的问题意识才能引向真诚的阅读——阅读如此美好，任何虚荣心的杂质都是对它的玷污。
阴谋论的吸引力一目了然：世界复杂到令人想尖叫，而阴谋论提供的答案简洁明了。它把世界从一道问答题简化成了一道是非判断题，从一个智识问题简化成了一个道义问题。一个国家卷入一场战争，必然有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在推动，但是把“国家利益的、私人利益的、价值观念的、意识形态的、政府的、民间的综合因素”作为“打倒”的宾语实在太长太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振臂高呼的需要。
当统治者的统治手段已经贫乏到仅剩胁迫时，它就气数将尽了。我们从小就说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也许历史唯物主义偶尔也会走神，物质基础也会被上层建筑拐跑。
一切专制者都试图控制人的思想，但警察无法进驻人的大脑，于是只能控制思想的表达。语言因此必须被消毒，被驯化。一些词被妖魔化，另一些词被扎上蝴蝶结，一些词被灌入硫酸，另一些词则被喷上了香水。以条件反射代替思考，使每一个词语在展开其内容之前散发出某种“气味”，正是此类教育的成功之处。
重新定义词语只是阉割语言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则直接取消某些词汇的存在。“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就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不可能有任何语言来表达这些思想。
当然，不断增加敏感词的代价就是语言变得越来越贫乏。
思想的钳制造就语言的饥荒，但语言的饥荒也恶化思想的贫困。一个政权的专制程度，总是和它的词语丰富程度成反比。
"True love is love for humanity"
以前读到过别人出的一道题：假如有一天一种非常强大智慧的外星生物来到地球食人，你有机会去说服他不要吃你，你能举出什么样的理由去说服他，而这些理由却不能用来说服你自己食素？
我想不出来。假如我说人类比牛羊猪聪明会制造工具，外星人可以说我们都聪明到可以造出可以飞到地球的船了你们那点波音747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如果我说人类感情丰富会哭会笑，外星人没准会说，你不知道我吃完你后马上就去捐助我们星球上的希望小学啊。人吃动物的唯一理由似乎就是人类比它们强大智慧，但是如果强大智慧就是干掉弱小生物的理由，那么希特勒屠杀病残儿似乎就合情合理。
因为想不出来理由，所以对食肉这件事始终暗暗视为人生污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罪恶感本身也许就是“内心的火焰”？这火焰来自哪里，又为什么在心中噼啪作响，我至今无法领悟，却因为它的微光一天比一天更诚惶诚恐。
主张保护建筑遗产，是主张保留一个活的历史，所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都应该保留，除了那些宏伟建筑，普通人生活过的房子、街道也值得保留，因为它们记录的是历史的另一个侧面。
之所以永远有这么多人在忙着得到爱失去爱抱怨爱唠叨爱，除了伟大的化学反应，还因为爱情是成本很小、“进入门槛”很低的戏剧。如果要以做成一个企业、创造一个艺术品、解决一个科学难题、拯救一个即将灭绝的物种……来证明自己，所需才华、意志、毅力、资源、运气太多，而要制造一场爱情或者说那种看上去像爱情的东西，只需两个人和一点荷尔蒙而已。于是爱情成了庸人的避难所，于是爱情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大量地生产出来。说到底一个人要改变自己太难，改变别人更难，剩下的容易改变的只是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在一起，分手，和好，再分手，第三者，第四者……啊，枝繁叶茂的爱情，让一个可忽略可被替代可被抹去而不被察觉的存在，看上去几乎像是生活。
绕过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不能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中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
梦想的浓雾散尽之后，裸露出来的是苍莽时间里有去无回的人。
时间凿去狂妄，磨出湿润。说到底，谁都终将被扔回时间的海底，在那里与鱼虾贝壳沧海桑田一同聆听无边寂静，而在这之前，我没能指望的，大约只是生的优雅可以抚慰它的渺小。
人类发明各种与虚无捉迷藏的游戏，不断将那只随时要将我们扑倒和吞噬的“猎犬”甩掉。在一切随波逐流面前逆行是这些游戏中的一个。
一个人得多么热爱自己既有的生活，才会舍得让人生的最后一天也那样按部就班地度过。他的生活不在“别处”，在此时此地。
一个人得多么鞠躬尽瘁地浪费时间，才能在如此漫长的人生中做到一事无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