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十字路口的選擇 1956-1957年的中國》 沈志華
對待知識分子：
建國初期態度比較寬厚，照顧他們的基本生活，但認為他們都是舊社會過來的，需要進行思想改造。在運動初期，主動反省成分對於被動承受，如朱光潛、費孝通、馮友蘭等。《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陳永發)中說：“知識分子因為心中的愧疚而承認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們對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與其說是抗拒，毋寧說是歡迎。”
但隨著運動日趨激烈，批判一步步形成政治圍攻，知識界的壓力與日俱增。在1955年由追查胡風反革命集團引起的肅反運動中，竟然明確規定反革命分子的最低目標5%，不僅知識分子，大學中專學生也要坦白檢舉。這使得知識分子由不滿轉為恐懼，以至於朋友同事彼此之間甚至不敢交談。巴金說：“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獄’，連連打幾個冷噤，也不敢作聲了”。
周恩來和李維漢最初就有意調整知識分子政策，但那時即將開展批判胡風和肅反運動，所以無法進行。周恩來更多的是從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階級屬性已經改變的現狀出發，突出問題的合理性，而毛澤東重點談使用知識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急功近利地來說便是高級知識分子對國家發展有巨大的作用。周恩來更進一步的想法很難得到全黨的認同，這次的調整更多的是出於功利主義。
各地調查大都刻意迴避對知識分子造成的傷害以及學術思想自由的問題，另外許多人抱定不說話的態度，“共產黨對我們的辦法是三年一大整，一年一小整”。他們估計共產黨到1958年又會大整一次，因此訂了個人的三年計劃，“三年內不發牢騷，不出風頭，不暴露思想”。這兩種限制導致的是並沒能徹底解決問題，知識分子雖有一定的興奮和動容，認為自己終於可以做點貢獻了，但仍然提心吊膽。
知識分子本來是具有愛國主義情感和立場的社會主體的一部分，卻偏偏要把他們看成是依附於某個階級的“毛”，非經過一番“脫胎換骨”乃至“急風暴雨”的思想改造就不能為國家社稷貢獻自己的知識，這種從本質上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理念就決定了中共這次調整知識分子政策不可能是徹底的。正因為如此，當1957年知識分子受到黨的鼓勵和動員，又一次表現出獨立思考的本性時，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的鐘擺立即又回到了1955年，且有過之而無不及。至於10年後“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陸橫掃一切“臭老九”的種種舉動，則是把中共對知識分子懷疑和敵視的“左”傾錯誤發揮到了頂點。
蘇共二十大：
國際方面 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
國內 保證重工業優先發展前提下，迅速發展消費品、提高生產技術、加快東部開發、重視農業，消滅與工業的不平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改革經濟管理體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黨內 加強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並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批評僅限於大清洗和軍事指揮錯誤等少數問題）（將錯誤歸結於斯大林個人性格和道德缺陷，沒有深刻分析社會、歷史、文化根源，更沒有提及制度層面問題）
1954年，在關於防止核擴散談判中一直採取對峙立場的蘇聯政府向美國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表示願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問題上繼續與美國政府進行談判。不久，蘇聯又提出了一項禁止核試驗的新建議。
根據90年代初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披露的數字，1930—1935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和處罰有3778234人，其中處決了786098人。
原蘇共中央宣傳部長雅科夫列夫說：無論如何，斯大林殺死的共產黨人比世界上所有法西斯獨裁者所殺死的加起來還多，提醒這一點對當今斯大林分子是有益的。
蘇共二十大路線及其產生的過程告訴人們：第一，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問題，絕不是某個人的突發奇想，而是時代前進的體現，社會發展的要求，人民生活的需要。斯大林過世後，蘇聯黨內活動和社會趨向預示了改革的基礎，包括貝利亞和馬林科夫在內蘇共新領導人的措施反映了變革的必要。因此，其理論前提是客觀存在的。第二，對斯大林的崇拜是蘇聯社會變革的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因此，對於斯大林的批判，就其根本目的而言，並不是個人或小集團謀求權力的工具（儘管不排除在黨內鬥爭中有人利用之），而是要以此為鋪墊改變斯大林的某些政策和做法，平反歷史冤案的社會浪潮不過是為赫魯曉夫提供了一個機會。蘇聯要擺脫危機，必須破除個人崇拜的羅網。這是蘇共中央集體的決定，分歧只在於問題的提法和批判的程度。第三，囿於認識能力和傳統思想，蘇共二十大並沒有從社會變革的層面提出改造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的根本任務，而僅限於政策性調整和某些具體措施的實施。赫魯曉夫正是利用傳統力量擊敗了政治對手，而他本人也受到傳統勢力的束縛。赫魯曉夫並非要、也沒有全盤否定斯大林。第四，無論如何，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新一代蘇聯領導人雖然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畢竟開始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了。更準確地說，蘇共二十大提供了一種改弦易轍的可能性，一個擺脫斯大林模式束縛的歷史機會。然而，赫魯曉夫的驚人之舉在共產黨世界引起的反應卻是複雜的，其命運也是難以預測的。
只是這樣的揭露本質上降低了莫斯科的威信，動搖了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而中國正在崛起，毛澤東成為仍然站著的領袖。
經濟建設：
毛澤東號召批右傾保守，周恩來提出反急躁冒進，少有的也是最後一次兩人的正面衝突。
一開始其實比較冷靜，認為社會主義改造需要三個五年計劃。但農業合作化快速進行，且社會秩序保持穩定（快而順利），助長了毛澤東對個人意志的自信，把目光投向工商業改造。
而周恩來和陳雲等負責經濟工作的人卻十分謹慎和憂慮。
周恩來：我對毛主席指示的體會可以用一副對聯來反映，上聯：客觀的可能超過了主觀的認識；下聯：主觀的努力落後於客觀的需要。
周恩來堅持要壓縮計劃指標，用冷水洗洗發熱的頭腦，請大家注意實事求是。但一開始只是周恩來的願望，實際壓縮得不多。導致物質十分緊張。
後來經過實地調查，黨內達到共識，且有了蘇聯的提議，以及波匈事件吸引毛澤東的注意力，反冒進得以落實，最終形成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報告，但一旦毛澤東回過頭來時，那麼一切又是另一個標準了。
中共執掌政權初期，黨內的民主空氣還是比較濃厚的，不同的意見可以在各種層面反映出來。儘管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和個人權威是不可動搖的，也從來沒人對此有所覬覦，在毛澤東身邊的那些人，畢竟是與他共同經歷磨難、打下江山的“兄弟”，在一段時間內，這種感覺和情誼都在，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和中共八大提倡民主生活的氛圍裡，即使是與毛澤東本人的看法有分歧，但只要是在自己分管的領域內，他們中的多數人出於責任感，還是願意而且敢於仗義執言的。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和1959年反右傾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無論在黨外還是黨內，再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了。
還需要提到的是，周恩來及其他主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人與毛澤東之間對於經濟建設方針的不同主張，就其所追求的目標而言，都是為了盡快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點是沒有疑議的。但就問題的實質來說，他們之間的矛盾並不僅僅是發展速度快慢之爭和方法不同。周恩來等人的主張，實際上是在努力建立起計劃經濟的體制，維護和保障國民經濟在穩定、平衡的軌道上運行。而毛澤東的主張，本質上是反計劃經濟體制的，是要打破平衡和四平八穩的狀態，依靠群眾運動的方式和威力，推動經濟發展。從歷史的角度看，他們的共同點在於忽視或無視市場經濟，而毛澤東這種後來又不斷重複的做法，一方面給經濟發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阻礙了中國完整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
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
最初講到這個問題的是毛澤東本人（1948年以後，多次將送他審閱的文件中有“毛澤東思想”的字樣刪去，或改為別的說法）
1948年11月，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要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並提出在教員和學員中，“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毛澤東給吳回電說：“那樣說法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麼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裡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
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拒絕承認，報刊上絕口不提，發表中共文件時也刪掉這個提法。
斯大林去世後，蘇共開始反對個人崇拜的舉動及其在中國黨内的影響。在1956年7月《人民日報》公佈了蘇共中央《關於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以後，反對個人崇拜問題更加成爲了一個敏感的政治話題。中國社會各界不僅為赫魯曉夫揭露出來的斯大林的錯誤感到震驚和不解，而且已經有人提問中國黨内有沒有個人崇拜。連朝鮮也逐漸減少了個人崇拜式的宣傳，取消了“金日成萬歲”這個口號。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這樣説：馬克思主義在承認歷史是個人群衆所創造的時候，從來沒有否認傑出的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對於領袖的愛護——本質上是表現對於黨的利益、階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愛護，而不是對於個人的神化。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我們黨從來認爲，任何政黨和任何個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一點,現在已經寫在我們的黨章草案的總綱裏去了。因爲這樣，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當人民革命在全國勝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者祝壽，禁止用黨的領導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業的名字，這對於制止歌功頌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當然，個人崇拜是一種有長遠歷史的社會現象，這種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和社會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真正鞏固領導者同群衆的聯係，使黨的民主原則和群衆路綫，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貫徹地執行。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突然冒出一句話：“蘇聯過去把斯大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内也有人跟著轉。”後來又説，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沒有指出本質的問題”，“只説反對個人崇拜，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反對的是主張沙文主義、個人專制和個人獨裁的個人崇拜。
毛澤東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内多數人是不同意的，還有一些人屈服這個壓力，要學打倒個人崇拜，這是個別人，大多數人不贊成。這也是獨創精神。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爲什麽不崇拜呢？我們是崇拜真理，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人對於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對不正確的部分也贊成，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波匈事件：
蘇聯與東歐各國關係的緊張狀態在客觀上需要外界的調節，多少有些感到力不從心的蘇共新領導人開始希望中共關注東歐的問題。赫魯曉夫特意致函毛澤東，邀請中國共產黨派出代表出席華沙條約成員國秘密會議。
蘇共二十大后，中國領導人繼續密切注視著東歐發生的事情；中國和中共也越來越受到東歐的注意。《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關於無產階級轉正的歷史經驗》、中央召開第八次代表大會和中國國内開展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都在東歐各國引起了極大興趣。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主張向中國學習的基本上都是波蘭和匈牙利的改革派人士，他們往往拿中國和蘇聯對比。與保加利亞各界對雙百方針所持的保留態度不同，波蘭人總是用贊佩的心態談論這些問題。匈牙利的知識分子則真誠地接受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口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意圖的真實反映。
赫魯曉夫決定暫時停止在華沙的軍事行動有兩個原因，一是對形勢的判斷使蘇聯人意識到采取軍事行動可能會擴大為一場武裝衝突，二是波蘭黨的行爲雖然不能令人滿意，但并沒有要擺脫蘇聯的意圖。顯然，後者更爲重要——華沙畢竟沒有突破莫斯科的外交底綫。中共干涉並阻止的説法是沒有根據的。
劉少奇指示中國駐波蘭使館：“要多做蘇波雙方的團結工作，但對一方講的話，要準備讓另一方知道，凡是不能讓另一方知道的，不要講，別看他們現在吵架，要想到將來他們有好起來的時候。”
赫魯曉夫等人在與劉少奇和毛澤東交換意見后，發表了《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强蘇聯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友誼和合作的基礎》，這很大程度上是中共勸導和逼迫的結果。
如果1956年7月拉克西“退休”時，蘇聯和匈牙利黨能夠及時選擇像納吉或卡達爾這樣的改革派人物出來主政，匈牙利的危機應該是可以避免的。可惜，莫斯科接受了拉克西極力舉薦的格羅，而格羅的思想路綫與拉克西完全一致，其結果使匈牙利的動亂局面沒有絲毫減弱，
匈牙利布達佩斯學生們提出舉行游行示威，得到共青團中央的支持。當天輿論明顯地偏向於民衆，於是參加者的人數逐漸增加，成分也發生了變化。白天的和平游行到晚上變成了難以控制的騷亂。正當人們期待著政府的回答時，格羅一口咬定這次運動是“敵對勢力”企圖“顛覆工人階級政權”和“破壞秩序”，是“民族主義的宣傳和挑釁活動”。這不啻火上澆油，人們被激怒了。青年與國家安全部隊發生了衝突，出現了槍聲和傷亡。這是，抗議行動開始帶有武裝暴動的性質。午夜，匈黨中央下令實行戒嚴，開始鎮壓。
面對已經狂熱的人群，遲到的政府改組和讓步措施不僅沒有起到安撫作用，反而被一些激進的鬧事者所利用，匈牙利的局勢更加複雜了。米高揚報告莫斯科：“黨的領導機關感到束手無策，黨組織正在解體。流氓分子橫行霸道，强占區黨委，殺害共產黨員。組建黨的糾察隊的工作進展緩慢，工廠停工，居民閑坐在家，鐵路停止運行，無賴大學生和其他叛亂分子改變策略，表現十分猖獗。”並建議，“停止向匈牙利派兵，但繼續在蘇聯領土上集結部隊”，“如果形勢進一步惡化，到那時當然就得從整體上重新考慮全部問題”，不過表示“尚未形成對局勢的最終看法”。當天，納吉宣佈在匈牙利結束一黨制，並呼籲蘇聯撤軍。
在蘇聯第二次進軍布達佩斯前，蘇聯對納吉的態度主要是認爲他軟弱，無法控制局面，所以最初還考慮讓他參加由莫斯科組織的新政府，而中國的估計則要嚴重得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決定納吉及其政府命運的關鍵性的一步，是毛澤東首先邁出的，而在危機的關頭，納吉恰恰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國身上。納吉萬萬沒想到，毛澤東此時已經做出了與他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決定。對於中國立場的突然轉變，不僅蘇共領導人感到意外，匈牙利政府完全被蒙在鼓裏，就連波蘭黨政治局聽説中國稱贊蘇軍對布達佩斯的行動后，也如墜五里雲霧。這就難怪後來東歐學者對中國在蘇聯第二次出兵鎮壓決策中的重要作用表示懷疑。
波匈事件實際上是東歐國家長期以來積纍的與蘇聯的矛盾和對斯大林模式不滿的縂爆發，而打開潘多拉盒子的就是蘇共二十大以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應該説，蘇聯在斯大林去世後便逐步走上了希望變革的道路，這是社會發展的趨勢和要求。國内的社會壓力和國際的緊張局勢交織在一起，使幾乎所有的蘇聯領導人都看到了改變現狀的緊迫性。在斯大林彌留之際召開的蘇聯最高領導機構聯席會議及其迫不及待的人事變動，充分説明了蘇聯未來領導人想要擺脫斯大林陰影的心態。儘管黨内繼承權鬥爭接連不斷，使某些改革措施沒有展開，但當這種鬥爭趨於平靜以後，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感到改革已經是當務之急，而改革的前提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新認識，這就是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必然出現的理論基礎和現實要求。然而，保守勢力的存在，以及赫魯曉夫本人的特性（性格暴躁多變，文化素質不高，缺乏政治經驗）造成了這次改革的盲目性、隨意性、急躁性和不徹底性。其政治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處理斯大林問題的不慎重、不穩妥的方式。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在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内部引起强烈反向，一方面推動了東歐各國，尤其是波蘭和匈牙利的改革進程，一方面也在共產黨世界引起了困惑、不滿和動蕩。
在這樣的背景下，赫魯曉夫在處理東歐問題時便陷入了一種二律背反的兩難境地。推行政治和經濟改革的路綫，必然要求蘇聯在東歐國家解放和起用過去受到打擊和壓制的“非斯大林分子”，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主義陣營步調一致。但是，所有這些東歐國家的新領導人同時又代表了一股反對和擺脫蘇聯控制的力量——這也是社會和民衆的呼聲，其結果必然導致社會主義陣營鬆散，構成對蘇聯安全的威脅。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就是蘇聯領導層内部的分歧和鬥爭，以赫魯曉夫爲首的變革力量和以莫洛托夫爲首的保守力量之間在政治路綫上各有主張，而在保障國家安全方面卻是利益一致的。儘管赫魯曉夫和米高揚傾向於和平解決匈牙利問題，但面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安全受到的威脅，他們也無法承擔黨内分裂的風險。所有這些因素就造成了蘇聯處理波蘭和匈牙利危機時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前後矛盾的狀況，也正是處於這個原因，莫斯科需要北京的支持和幫助。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爲，波蘭反對的是蘇聯的大國主義，而匈牙利反對的是社會主義。毛澤東對前者舉雙手贊成，對後者則無論如何是不能容忍的。不過同莫斯科最初對波蘭局勢的判斷失誤一樣，北京後來對匈牙利局勢發展的判斷也是錯誤的。納吉本人及其政府固然在處理危機時缺乏遠見，舉措失當，但從來就沒有背叛社會主義，至於後來脫離華沙條約組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蘇聯武裝干涉的做法逼出來的。
開始介入東歐事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和聲望已經邁上了一個新臺階，而莫斯科在共產黨世界的領導權則開始遇到了來自北京的挑戰。
外交介入東歐事務：
自十月革命以來，莫斯科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蘇共領導人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即使子斯大林去世以後，克里姆林宮的新主人依舊執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旗。蘇共二十大的召開，特別是波匈事件爆發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空前的内亂和動搖。周恩來這次出訪的目的就是要重整旗鼓，在新的基礎上鞏固社會主義陣營。所謂新的基礎，是指國際共運系統内領導原則的變化，即由“以蘇聯爲首”客觀上變味了“以中蘇爲首”。
最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很明顯是一個相互妥協、求同存異的傑作：既提倡國際主義，又反對干涉内政；既强調蘇聯、中國、波蘭之間的共同思想和緊密聯係，又不提“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既表示支持卡達爾的工農革命政府，又沒有説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性質的。這種結果與當時中波關係的雙重性是吻合的。毛澤東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哥穆爾卡在政治和思想上是共產黨内或人們内部的右派和修正主義者，但同時又是民族主義者，在對外政策中反對蘇聯的大國和大黨主義。因此，在黨内進行思想教育時，哥穆爾卡往往成爲毛澤東攻擊的靶子，而在處理對外關係時，波蘭又經常成爲中國不可或缺的盟友。
西歐國家普遍承認，周恩來訪蘇、波、匈的最大收穫是鞏固了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其表現是中蘇更加團結，蘇聯的領導核心趨於穩定，波蘭繼續留在社會主義大家庭，匈牙利的革命立場更加堅定，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爭論也平息了。
社會主義陣營的基礎是中蘇同盟，周恩來的訪問進一步密切了中蘇關係，這突出地表現在軍事援助方面。過去蘇聯對於中國提出的幫助研製核武器和導彈的要求一直不積極。
周恩來的訪問也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地位和影響。1957年蘇聯官方文件列舉社會主義國家時的排序方式發生了變化，蘇聯和中國排在首位，其他國家是按字母次序列出的。中共的威望已經與蘇共齊名，並成爲各國學習的榜樣。
世界革命和國際共運開始出現了兩個平行的領導中心，這種新的領導機制，不僅構成了周恩來外交得以成功的前提，而且還在這次訪問后得到加强，直到毛澤東年底出席世界共產黨代表大會時達到了頂峰。然而，“天無二日”，在很大程度上，也恰恰是這種新領導機制的出現，悄悄地埋下了中蘇同盟分裂的種子。
對東歐危機的思考：
中共八届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裏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級？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裏面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裏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
“什麽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麽事情不准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只能對反革命階級、反動勢力和反革命分子實行專政，對人民群衆不能用專政的辦法，在人民内部只能實行民主。當然，這是有領導的民主，不是有些人所講的大民主、無領導的民主。”
“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
“我們工業建設的速度要放在一種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什麽叫穩妥可靠呢？就是群衆不至於上街游行，不至於鬧事，還比較高興，能保持群衆的那種熱情和積極性。”
周恩來先談了“波匈事件”的兩個教訓：第一點，在中國，對周圍兄弟國家也有個別大國主義的做法，對兄弟民族也還有大漢族主義傾向，也產生過領導脫離群衆、不關心群衆利益的事情。周恩來特別指出，中國的特殊化和官僚化，是有封建特色的，“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第二點，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是對的，但是在發展中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就會發生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周恩來特別强調後者，提出“發展重工業，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是爲人民謀長遠利益”，但“如果不關心人民當前的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麽，人民群衆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纍，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所以，這一條經驗也值得我們在建設中經常想到。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事件值得我們引為教訓”。
“計劃不合實際就得修改，實際超過了計劃也得承認，計劃不能一成不變。”
“縂的方面是要收縮下來，不然站不穩，那會影響我們的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等。我們應該意識到不要使中國也發生波兹南、幾十萬或幾千萬人站在街上游行等等。”
陳雲報告說，明年糧食將有50億斤赤字，“明年春天會出亂子，不如現在收縮。”副食品裏豬肉供應緊張最爲突出。陳雲提出，增加生豬生產的方針就是“私養爲主，公養為輔”，同時采取措施解決飼料問題和適應提高收購價格。陳雲還集中講了對市場問題的看法，他認爲農村自由市場的開放，刺激了農民的生產活動，活躍了城鄉的物資交流，推動了國營和合作社商業機構的改革。儘管開發市場也出現了一些問題，但解決的辦法不是收縮，而是在明確規定的前提下，進一步放開價格和管理。
不同的聲音，主要體現在毛澤東的插話、講話和總結報告中。
劉少奇談到越南對土改時殺人過多感到“憂慮”，毛澤東插話：“我們殺七十萬人，六億人，千分之一點三。東歐就沒有大張旗鼓殺人。革命嘛！”劉少奇談到積纍要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經濟建設要穩當一點，右傾比“左”傾好一些。毛澤東插話：那要看什麽右。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須是漸進的，支出不可開得過多，過高的要求和暫時辦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開地反復地解釋。”
“國内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應注意仍然存在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教育。人民内部的問題和黨内問題的解決方法，不是采用大民主，而是采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説，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
“看不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有什麽大錯，有什麽根本性質的錯誤”，“至於錯誤，確實有，這也是難免的，因爲我們缺少經驗”。“要保護幹部和人民群衆的積極性，不要在他們頭上潑冷水。有些人曾經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潑過冷水，那個時候有個‘促退委員會’。”因此建議，把國務院預算報告中“穩妥可靠”的講法改爲“充分可靠”。
指責報紙一年來“片面的、不合實際地宣傳要改善人民生活”。接著，毛澤東又突然提到鎮壓反革命的問題：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坏，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這個戯，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毛澤東還强調，爲了解放生產力，“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這種莫名其妙轉化話題的做法説明，即使談經濟建設，毛澤東也要從階級鬥爭的角度看問題。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麽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不依靠群衆進行階級鬥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
在毛澤東看來，民主從來就不是一種制度，無論“大民主”還是“小民主”，都不過是階級鬥爭和政治統治的一種手段，而所謂“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鬥蔣介石、鬥地主階級、土地革命都是“大民主”，私營工商業改造也是“大民主”。不過，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情況下，也可以“借用”這種説法，實行“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目的是“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毛澤東說：“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衆一句好話也沒有，就是駡人，群衆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衆，不去解決群衆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說贊成“大民主”，甚至指出，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後修改憲法還要加上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衆游行。他告誡黨内：“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衆的貴族階級。”
毛澤東鄭重提出：“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他强調，“以後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黨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這裏所謂“武力”，就是指公開衝突，就是“大民主”。
人們從一系列國際事件聯想到了中國。北京大學氣象係四年級學生胡伯威致信《人民日報》，職責中國報紙對所發生的國際事件封鎖消息，他説：“報紙應該尊重自己的讀者，將事物真面目不加修改和粉飾地反映出給讀者”。“一個能夠把自己的思想建築在對事物的真實情況的瞭解上的人，才名副其實地是思想有自由的人”，而在中國，“只有報紙來提供這種自由”。他嚴厲地指責《人民日報》關於波兹南暴動以及“波匈事件”的報道“粉飾現狀”，報喜不報憂，“令人作嘔”。信中表達了一個善於思考的中國大學生對民主和自由的看法：“我堅決相信民主自由的充分發揚，人權和人的尊嚴得到真正的（不是口頭上的）重視，黨的宣傳工作忠實地遵從這些原則，才能把人民群衆真正放到主人翁的地位，這才對社會主義有極大的好處，人民群衆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會變得聰明，成熟，有對社會和國家的責任感，熱愛之情，才能以雪亮的眼睛來防止和消滅種種可能發生的弊病，消滅騎在群衆頭上的官僚主義和腐朽傾向。”
如果說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還僅僅是對中共某些具體政策和做法提出意見和建議，那麽在“波匈事件”前後中國社會的不安定局面，則主要表現爲農民退社、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1957年3月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罷工、學生罷課、群衆性的游行請願和其他類似的事件，比以前有了顯著的增加。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共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
中共中央批示：“急急忙忙”讓富裕中農入社“本來是不策略的”，因此讓一部分要求退社的富裕中農退社“不但無害，而且有益”；對堅持退社的手工業者和其他行業從業人員，可以允許他們退出，不必勉强把他們留在社内。批示還注意到合作社内困難戶的問題，要求從公益金中給予適當補助，必要時可暫時給以土地報酬。時近年末，中共顯然希望通過調整年終分配方案和有限度地放開退社的口子，平息各地的退社、分糧、請願風潮，緩和農村基層的矛盾。
三個月前，中共八大剛剛宣佈“變革資產階級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決定性勝利，現在又説“可以開私營工廠”、“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而且“十年、二十年不沒收”，這不能不説是政策性的重大調整。
毛澤東在1957年1月的講話中“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内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内黨外的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兹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子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説大民主”。接著，毛澤東很有信心地說，中共的農村政策和城市政策都是正確的，“所以，像匈牙利事件那樣的全國性大亂子閙不起來。無非是少數人這裏閙一下，那裏閙一下，要搞大民主。大民主也沒有什麽可怕”。他們無非是要推翻共產黨，結果就暴露出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以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對此不必害怕，“如果有人用什麽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最後提出：“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估計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閙風潮的一年，國内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
對待“鬧事”的態度，毛澤東主張既不提倡，也不害怕，要有充分的準備和積極的態度，這是一種“領導藝術”。
至於那些沒有行動，只有言論的人，毛澤東主張後發制人的策略：“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民主人士的批判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至於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類人，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這番講話蘊含了他後來發動“反右派”運動的思想基礎，不過作者并不認爲此時毛澤東已經在設計“引蛇出洞”的“陽謀”。
整風共產黨：
最初提出的整風方式主要是加强理論學習和思想教育，而且是在黨的内部進行，這與後來開展的邀請黨外人士對共產黨提出批評的整風運動是由重大區別的。之所以選擇這樣的方式，是因爲在毛澤東看來，中共黨内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與蘇共相比，雖然也有，但是並不多。不過，毛澤東很快就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儘管談到有人（特別點名是民主人士）可能會反對中共政權時言辭尖刻，但那畢竟只是極個別的情況，因爲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而所謂“後發制人”的策略，則是毛澤東在處理這類問題時的一般方法和思維邏輯。從長期的發展看，人民内部矛盾將成爲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執政黨的工作中心應該轉入如何正確處理大量出現的新問題——群衆不滿情緒引發的社會動亂和幹部的官僚主義、腐化墮落，況且後者往往是造成社會動亂的主要原因。
既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各種不同矛盾，就必須予以解決，既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主要表現爲人民内部矛盾，就必須采取與過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決。毛澤東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考慮到這兩個方針自1956年春天提出來以後黨内存在的疑慮，毛澤東强調，“百花齊放”就是有香花也有毒草，“百家爭鳴”就是也可以將唯心論，但是這沒有什麽要緊的，對毒草和錯誤言論批評就是了。令毛澤東擔心的是，許多黨的幹部，包括高級幹部，“實際上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毛澤東肯定，這次宣傳工作會議邀請黨外人士參加是有益處的，開得很好。他説，我們有兩種會，一是黨内的會議，一是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會議，這次會議黨員和黨外人士一起來開，是第三種會，是好的形式。黨内整風邀請黨外人士參加，這個説法是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來的。
中國知識分子的内心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而毛澤東的講話，則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渴望和需要。
《人民日報》曾報道，許多著名學者專家認爲：毛主席的講話已經引起了黨内外知識分子、幹部和群衆的普遍重視，但在貫徹執行黨中央的這些方針上，仍然存在著許許多多的障礙，而其中最大的障礙是來自黨内和領導機關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因爲大多數黨員幹部對毛澤東的講話抱著懷疑的態度。
“懷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著矛盾”，認爲人民群衆鬧事要“由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負主要責任，是不公平”，“怕天下大亂；怕以後工作不好做，不好領導；怕放了毒草，群衆會中毒”，“革命幾十年都沒叫人監督，現在革命勝利了反倒要叫人監督了，真想不通”，如此强調擴大民主“是否會助長極端民主化”，認爲“鬧事沒好人，好人不閙事”，“這次毛主席報告的精神是否右傾了”，“大學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於剝削家庭，他們畢業後都將當幹部，難道毛主席就不怕重複匈牙利事件的教訓嗎？究竟還要不要專政？誰專誰的政呢？這真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
劉少奇同樣非常關注處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但與毛澤東强調要注意“思想動向”不同，他主要是從官僚主義和民生方面來考慮問題，而對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幾乎沒有涉及。
毛澤東：“現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麽？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要接近黨外知識分子，瞭解他們。要跟非黨知識分子交朋友。我願意同民主人士、中間派談，比如李鼎銘。黨員的黨話太多。近來我在找黨外的教授、工程師談。”“現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相當緊張，知識分子魂魄不安。黨内也緊張。還要繼續緊嗎？我主張松，這樣他們就靠攏我們了，有利於改造。不能緊，越緊他們就和我們的距離越遠。過去太緊，現在要鬆一點，使他們靠攏我們一點。”“知識分子大多數是愛國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許他們自由發表意見。我們的政策是‘放’，還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瞭解這一點。”
整風即將開始，毛澤東有些得意地説：“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許多人的事情，不搞運動，搞不起來。需要造成空氣，沒有一種空氣是不行的。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繼續下去。”談到大鳴大放，毛澤東更加樂觀：“現在報紙天天在討論矛盾問題，有人擔心人民政府會被推翻，但已經二、三個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討論，越發展，人民鎮府就越鞏固。現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厲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類。攻就趁此機會，只要找出證據，就能站住脚，幾年甚至幾十年解決不了的問題，一辯論，可能在幾個月内就可以解決。”
如上所述，毛澤東決心對執政黨發動一次整風運動的思維邏輯是：經過“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反革命雖然還有，但是不多了，舊知識分子和黨外人士大多數雖然還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但用戶社會主義和共產黨，他們對政權已經沒有威脅，而思想改造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解決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黨内，在執政黨本身；只要通過整風，改變執政黨的作風和形象，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政權就會鞏固，就會發展。然而，一旦這個邏輯的前提發生變化，他的估計和自信受到打擊，所謂整風就必然會轉向另外一場鬥爭。
中蘇關係：
召開1957年各國共產黨的協商會議，以及在會議上發表一個共同宣言的主張，都是中共提出來的。不僅如此，在會議準備和召開的過程中，毛澤東本人也發揮了極其重要的、獨特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爲這次會議的幕後總導演。
蘇共中央建議各國聯合出版一個刊物，還提到要成立聯絡侷。中共雖然也主張各國共產黨應該協調行動，但活動的方式不是建立機構和辦刊物，而是開會解決問題。
胡喬木所增加的重要内容主要有：和平力量的增長可以阻止戰爭的爆發，而帝國主義戰爭狂人硬要發動戰爭，則必然會在戰爭中自取滅亡；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各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對於工人階級來説，取得政權只是革命的開始，而不是革命的終結；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是修正主義的國内根源，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則是修正主義的國外根源。毛澤東看過修改稿后表示同意，並特別欣賞最後一段表述。
中共代表團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堅持不同意見，核心的考慮就是應該强調中國革命的主要經驗，即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蘇共堅持和平過渡的提法，主要也是爲了與蘇共二十大路綫銜接。如果在共產黨國際會議上按照蘇聯提法表述這個問題，就等於確認了蘇共二十大的國際意義，説它開辟了共產主義運動的新階段，那麽中國的革命經驗將置於何地？當然，爲了中蘇團結，毛澤東最後還是做出了妥協和讓步。但恰恰是這種求同存異的做法，為日後中蘇爭論和大論戰留下了伏筆，中共爲此後悔不已。
“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種提法，儘管在中國的報紙上一直頻頻出現，但從波匈事件以後，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中已經不大使用了，甚至蘇共本身也在考慮，為緩和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盡量避免提到蘇聯的領導作用，放棄這種表述。看到中共起草的宣言裏提到“以蘇聯爲首”，蘇共中央感到出乎意料，不好理解。於是，赫魯曉夫提出，是不是提“以中蘇爲首”。毛澤東說，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但在爲首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跟你們平起平坐，我們還差得遠。如果以我們兩個爲首，我們是承擔不起這個責任的。
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代表會議開幕的當天，毛澤東在發言中就專門談了“以蘇聯爲首”的問題。毛澤東首先講到需要有一個黨爲首的理由，他説：“我們這裏這麽多人，這麽多黨，總要有一個首。就我們陣營的内部事務說，互相調節，合作互助，召集會議，需要一個首。我們面前有相當强大的帝國主義陣營，它們是有一個首的。如果我們是散的，我們就沒有力量。”毛澤東接著講到爲什麽要以蘇聯爲首，他説：“我們中國是為不了首的，沒有這個資格。我經驗少。我們有革命的經驗，沒有建設的經驗。我們在人口上是個大國，在經濟上是個小國。我們半個衛星都也沒有抛上去。這樣爲首就很困難，召集會議人家不聽。”而“蘇聯共產黨是一個有40年經驗的黨，它的經驗最完全”。儘管蘇共也犯過一些錯誤，但目前還是它的實力最强，“我們只有一個蘇聯有全副武裝”。至於過去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中的不平等現象，毛澤東指出，那主要是斯大林的錯誤，“應該承認，現在蘇聯同志的作風有很大的改變，并且還會改變，還會進步”。“現在我感覺到有一種平等氣氛”。毛澤東最後做總結說，“現在承認以蘇聯爲首有必要，承認以蘇聯共產黨為會議召集人有必要”。
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反復强調“以蘇聯爲首”，自然是爲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這個目的確實達到了。但是，他對這個問題的説法，也給人留下了另外一種印象。第一，每個陣營必須要有一個頭，他用了一句中國的俗話，叫做“蛇無頭而不行”；第二，目前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的力量最强，所以“這個頭就是蘇聯”，而中國只是政治大國，“從經濟上説現在還是個小國”，還沒有這個資格；第三，蘇聯當這個頭是需要幫助的，中國還有句成語，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你赫魯曉夫同志這朵荷花雖好，也要綠葉扶持。”按照這個邏輯，目前以蘇聯爲首是因爲只有他們可以擔負起這個責任，一旦中國的經濟發展了，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爲首的就理當是中國了。在1959年10月中蘇兩黨會談發生激烈爭吵時，赫魯曉夫在情急之中叫嚷了一句：只許你們指責我們，不許我們批評你們，説什麽“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爲首”，實際上對蘇共中央的觀點連起碼的尊重都沒有。赫魯曉夫後來體會到：“如果所有其他黨都承認一個黨可起帶頭的作用，那麽這個頭其實也可以更換，今天一個頭，明天另一個頭。我們認爲，中國人為自己準備條件，將來要擔任這樣的角色”。
毛澤東一開場就説：“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我認爲目前形勢的特點是東風壓倒西風，也就是説，社會主義的力量對於帝國主義的力量占了壓倒的優勢。”
説的是以蘇聯爲首，而毛澤東卻可以在大庭廣衆之下毫無顧忌地隨意評論蘇共黨内的分歧和矛盾，這能不讓蘇聯人惱火？難怪卡德爾在毛澤東講話時傳給南共代表團成員一張字條，上面寫道：“俄國人同中國人在國際工運中爭當意識形態首領的鬥爭開始了。”
赫魯曉夫趕超美國的時間表後來遭到蘇聯經濟學家和多數主席團成員的質疑和反對，而毛澤東的這句話卻吹響了1958年中國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的第一聲號角。更重要的是，在超英趕美的口號背後，毛澤東的本意實際上是在經濟上趕超蘇聯，因爲只有這樣，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才更有發言權。
毛澤東：“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爲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説，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有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危機并不在於中蘇之間存在著一些分歧和矛盾——在任何盟國之間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在一般情況下，求同存異的確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合理方式。但1957年底的狀況卻非同一般，莫斯科會議準備和召開的過程表明，中蘇關係在其“蜜月”的最高峰卻面臨著一個由誰來領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中共的成就和影響如東風勁吹，蒸蒸日上，大有取代蘇共而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架勢。而蘇聯也恰在此時恢復了元氣，黨内鬥爭結束後國内政治趨於穩定，農業連年豐收預示著經濟發展的美好前景，兩顆人造衛星上天及核潛艇試航成功則標志著軍事科技開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當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受到來自北京的挑戰時，中蘇之間的分歧和矛盾就無論如何也無法再“求同存異”了。
在冷戰對抗的大背景下，在對外政策方面，對帝國主義究竟是要緩和還是鬥爭？在對内政策方面，到底誰的經濟增長更快，誰的發展道路更能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這裏是一定要爭出個是非曲直的。道理很簡單：真理只有一個，誰掌握了真理，誰就有能力和資格取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於是，莫斯科會議勝利閉幕半年以後，這些隱含的分歧和矛盾便暴露出來，並引起了中蘇之間的爭執。結果，莫斯科會議在最充分地顯示出東西兩大陣營對壘狀態的同時，也成爲整個冷戰國際格局發生變化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