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萬沒想到——用理工科思維理解世界》 萬維鋼
我們不得不在生活中做出各種取捨，而很多煩惱恰恰來自不願意或者不知道取捨。古人很少有這樣的煩惱，他們能有一個選擇就已經高興得不得了了。
取捨思維，英文有一個形神兼備的詞可作為解釋："tradeoff"。兩個東西我不可能都要，那麼我願意犧牲（off）這個，來換取（trade）那個。"tradeoff"是「理工科思維」的起源。討價還價一番後達成交易，這對文人來說是一個非常無語的情境！既不美也不醜，既不值得歌頌也不值得唾棄。斤斤計較地得到一個既談不上實現了夢想也談不上是悲劇的結果，完全不文藝。所以文人不研究這個。
"tradeoff"要求我們知道每一個事物的利弊。世界上並沒有多少事情是「在沒有使任何人境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的所謂「帕累托改進」，絕大多數情況下興一利必生一弊，而利弊都不是無限大的。可是文人思維仍然停留在有點好東西就高興得不得了的時代，習慣於無限誇大自己的情感：一邊說金錢如糞土，一邊說朋友值千金；一邊說生命無價，一邊說愛情價更高。做過利弊分析，理工科思維要求妥協，而文人總愛不管不顧，喜歡說不惜一切代價，喜歡看動不動就把全部籌碼都押上去的劇情。
給觀眾想要的東西，比給觀眾事實更能賺錢。觀眾想要什麼呢？娛樂和確認。觀眾需要新聞能用娛樂的方式確認他們已有的觀念。新聞這麼做不是為了宣傳某種意識形態，他們唯一的目的是賺錢。
《未來亂語》講了個有意思的實驗。實驗者給每個受試學生發一套「性格概況」，讓學生評價這個概況描寫得準不準確。結果，學生們紛紛表示這個概括說的就是自己。而事實是所有人拿到的「性格概況」都是完全一樣的！人們更願意看到說的跟自己一樣的地方，並忽略不一樣的地方。
可能有人以為只有文化程度比較低的人才會陷入確認偏誤，文化程度越高就越能客觀判斷。事實並非如此，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是文化程度越高的人群，思想越容易兩極分化。
根據諾貝爾獎得主羅伯特·奧曼（Robert Aumann）1976年的論文Agreeing to Disagree所述，如果是兩個理性而真誠的真理追求者爭論問題，爭論的結果必然是這兩人達成一致。那麼現實生活中有多少真理追求者呢？認知科學家梅西埃（Hugo Mercier）和斯珀伯（Dan Sperber）2011年的一篇論文Why do humans reason?，甚至認為人的邏輯推理能力本來就不是用來追求真理的，而是用來說服別人的。也就是說我們天生就都是律師思維，我們的大腦本來就是個爭論設備。這也許就因為進化總是獎勵那些能說服別人的人，而不是那些能發現真理的人吧。
生活中的成年人如果不被「雙規」，很少承認自己的錯誤。一場爭論之後沒人會說「我以前想錯了，原來是這樣」，但是科學家可以。科學家也會拉幫結派，也會有各種偏見，也會以證明別人錯了為樂，但是所有科學家有一個共同的優點：他允許你改變他的想法。這種允許別人改變思想的氛圍可以刺激人在審稿的時候採取更為大膽的態度。
為什麼？因為科學家是真理追求者。實際上，搞科研的一大樂趣就是被別人改變想法！
管理員有個常見的思維模式，一旦出了事就必須全體反思，制定相關政策以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但極小概率事故其實是不值得過度反應的。哪怕是因為員工犯了錯而引起的，也沒必要如此。37signals公司的兩位創始人弗萊德（Jason Fried）和漢森（David Heinemeier Hansson）在2010年出了一本書《重來》（Rework），講公司創業和管理之道。在我看來此書一個亮點就是它強調不要一看有人犯了錯就為此大張旗鼓地制定政策來糾正錯誤。那樣只會把錯誤變成傷疤，而且會讓公司越來越官僚主義。正確的辦法是告訴犯錯的員工這是一個錯誤，然後就完了。
偶然的錯誤不值得深究，成績也不值得深究。現代概率論的奠基者之一雅各布·伯努利，甚至認為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基於一個人的成就去讚美他。用成績評估一個人的能力，來決定是否讓他入學、是否給他升職加薪，是現代社會的普遍做法，對此人人都服氣，童叟無欺非常公平。這還有什麼可說的？問題在於，成績可能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失敗者沒必要妄自菲薄，成功者也應該明白自己的成功中是有僥倖的。
我們的本能工作得如此之好，以至於我們在明明沒有規律的地方也能找出規律來。人腦很擅長理解規律，但是很不擅長理解隨機性。發現規律任何時候都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生存下去，而理解隨機性卻是只在現代社會才有意義的一個技能。
相信陰謀論很可能是人的一個思維本能。人們總是希望能給複雜而混亂的世界找個簡單的解釋，這個解釋就是有某種強大的力量，懷著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控制一切。肯特（Kent）大學的幾位心理學家研究發現，相信一種陰謀論的人，往往也會相信其他陰謀論，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陰謀論。
所有這些陰謀論都有一個共同的思維模式。這個思維模式就是不承認巧合，不承認有些事情是自然發生的，認為一切的背後都有聯繫、有目的。
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將主宰多久》（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這本書中說，中國之所以沒有自然科學，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的傳統認為天道是有目的的。我們認為上天有道德觀，它降下自然災害是對皇帝的警告，或者是對壞人的懲罰。
研究者普遍認為，排除智力因素，不管你心目中的成功是個人成就、家庭幸福還是人際關係，最能決定成功的只有自控。
自控需要意志力。一般人可能認為意志力是一種美德，應該通過教育的方式提升思想的境界來培養。然而實驗表明，意志力其實是一種生理機能。它就好像人的肌肉一樣每次使用都需要消耗能量，而且用多了會疲憊。
為什麼廣告要用美女？因為美女，哪怕僅僅是美女的照片，都能降低男性的意志力。善於自控的人可以為長遠打算而拒絕短期誘惑，比如他們為了能在一個月以後得到150美元而放棄立即可取的100美元。但是一個實驗發現在做這種選擇之前如果讓受試者看一些名車或者美女的照片，他們的意志力就會減弱。效果最明顯的是美女照片：之前選擇等待150美元的男性受試者，看完美女照片後很多選擇了100美元。名車和美女照片只對女性略有影響，而美男照片則幾乎沒有影響。
除了好習慣可以減少意志力消耗，作者提到另一個重要的自控手段是自我監視。實驗表明，僅僅在房間裡放一面鏡子就能讓受試者的自控力增加不少。據此，作者建議我們把自己經歷的每一秒時間、花的每一分錢都上傳到專門的網站上以作為記錄。如果這也不能讓你管住自己，你還可讓別人來監控你。比如你可以把一筆錢交給朋友或者專業網站代管，並宣佈如果你不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一項任務，比如戒菸，他們就有權把這筆錢捐給慈善組織！
提高意志力真正有效的辦法是「常立志」。意志力是一種通用資源，這意味著你可以通過做一些日常小事來提高意志力，然後把它用在其他事情上。本書提出的一個有效的練習辦法是做自己不習慣做的事。比如你習慣用右手，你可以有意識地用左手。你還可以強迫自己說的每一句話都必須是書面語的完整句子，而不得出現俚語、省略語和髒話。
真正的關鍵根本就不是訓練時間的長短，而是訓練的方法。
練習，講究的並不是誰練得最苦，或者誰的心最「誠」。業餘愛好者自娛自樂式的練習和專業選手的訓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外行往往只看到專業選手是全職訓練的，而且練得挺苦，卻忽視了訓練方法的重要性。
壞消息是高水平訓練的成本很高。你需要一位掌握這個領域先進知識的最好的教練，你需要一個有助於你提高能力的外部環境——這通常意味著加入一所好大學或者入選一個好的俱樂部，你要能忍受一點都不舒服的訓練方法，而且你需要投入非常多的訓練時間。
好消息是各個領域的不同訓練方法存在著一些共同特徵。這意味著哪怕我們並不是真的想成為世界冠軍，也可以借鑑一些世界冠軍的訓練方法來完善自我。
這套統一的練習方法，就是「刻意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首次提出刻意練習這個概念的是佛羅里達大學心理學家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此後，不同研究者和作者對刻意練習的具體內容有各種解讀。這裡我把我所瞭解的內容綜合起來，去除一些不重要的，總結成以下四點：
1.只在「學習區」練習。
2.把要訓練的內容分成有針對性的小塊，對每一個小塊進行重複練習。
3.在整個練習過程中，隨時能獲得有效的反饋。
4.練習時注意力必須高度集中。
心理學家把人的知識和技能分為層層嵌套的三個圓形區域：最內一層是「舒適區」，是我們已經熟練掌握的各種技能；最外一層是「恐慌區」，是我們暫時無法學會的技能；二者中間則是「學習區」。
有效的練習任務必須在訓練者的學習區內進行，它具有高度的針對性。訓練者必須隨時瞭解自己最需要改進的地方。一旦已經學會了某個東西，就不應該繼續在這上面花時間，應該立即轉入下一個困難點。
在舒適區做事，叫生活；在學習區做事，才叫練習。
當我們把一件事練熟以後，我們會把這件事「自動化」。一定程度的「自動化」非常有用，我們不可能每做一個動作都有意識地給每個關節、每塊肌肉安排任務，但是「自動化」到不管不顧地執行則是錯誤的。
我國的高考制度其實是在鼓勵學生「自動化」，因為考題的難度有上限，一個好學生反覆練習的結果就是對解題的「自動化」。他本該把時間用到學習更高級的東西上去。
你的舒適區已經給你帶來了多大的榮譽，留在這個舒適區就有多大的誘惑。我經常在微博上看那些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的發言。如果你初上微博，你會覺得他們說的話非常有特點，有時候簡直是真知灼見。但是時間長了以後，你就慢慢發現他們說來說去永遠都是那一套。我甚至覺得如果這幫人突然消失了，別人完全可以編寫一個機器人程序替他們發微博。世紀上的新聞每天都不一樣，但是他們對這些新聞的解讀和評論永遠不變，他們的發言有高度的可預測性。他們的思想死在了舒適區。
人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絕非零散的信息和隨意的動作，它們大多具有某種「結構」，這些「結構」就是套路。
我小時候曾經非常看不起死記硬背，有一段時間想要學圍棋，但總覺得背定式是個笨功夫，高手難道不應該根據場上的局面隨機應變嗎？但事實是，隨機應變才是笨辦法。定式和成語典故、數學定理一樣，是人腦思維中的快捷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這麼走，我應該怎麼應對，如果他再那麼走，我又應該怎麼應對，這些計算如果每次遇到都現場算是算不完也算不好的。好在前人早就把各種可能性都算明白而且找到最優解了。在生活中跟人講道理，如果每次遇到類似的道理都重新推演一遍可能誰都做不到，現在有了成語和寓言，只要一句「脣亡齒寒」或者「酸葡萄」，任何受過最起碼教育的人都能立即理解你的意思。
在體育和音樂訓練中，比較強調「分塊」練習。首先你要把整個動作或者整首曲子過一遍，然後把它分解為很多小塊，一塊一塊地反覆練習。在這種訓練中一定要慢，只有慢下來才能感知技能的內部結構，注意到自己的錯誤。
想要把一個動作套路、一個技能，哪怕僅僅是一個生活習慣，甚至是一種心態，「長」在大腦之中，唯一的辦法是不斷重複。
軍事學院的模擬戰、飛行員在計算機上模擬各種罕見的空中險情，乃至丘吉爾對著鏡子練習演講，都是高效低成本的重複訓練。
反過來說，如果沒有這種事先的重複訓練，一個人面對不常見的事件時往往會不知所措。統計表明，工作多年的醫生通過讀X光片診斷罕見病症的水平反而不如剛畢業的醫學院學生，因為他們很少遇到這種病例，而在醫學院學到的東西也早就忘了。最好的辦法其實是定期地讓醫生們拿過去的舊X光片集中訓練，而不是期待在工作中碰到。
如果你要從事創造性的活動，你得學會借鑑各個不同領域的東西，的確是「功夫在詩外」。但是人們經常濫用這句話，認為連學習都要講「功夫在詩外」，這就完全錯了。對練習來說，你想要學什麼就應該練什麼，功夫就在功夫上。我們追求的就是把這個特殊技能的特殊神經網絡「長」在大腦之中，別的都不必管。
訓練必須要有針對性，否則就是浪費時間。必須一切從實戰出發，且有明確的每次訓練要達成的目標。
國內訓練學生搞科研的做法是不搞科研，搞「課」研。教和學都以考試為核心，講的時候隨時總結知識點，考試之前還會畫下重點。人們把科學知識當成歷史典故之類的考試材料，而不知道這些知識其實是可以拿來用的，更不知道你的任務不是學這些知識而是創造新知識！在這種氛圍下，很多中國學生甚至喜歡評論課本，這本書寫的好，這個作者是牛人，陶醉在對課本的欣賞之中。我在美國上課沒見過任何一個老師讚美課本，一線人物幾乎沒有人寫過課本，所有課本都只不過是工具書，其最終目的是為了科研這個結果。一切技術應該為了科研服務，而不能讓期末考試喧賓奪主。
中國學生的另一個不好風氣是有一種追星意識，對學術明星的八卦故事特別感興趣，熱衷於一些江湖傳聞。有人看科學家傳記的時間比看論文的時間都長。
韓愈說：「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古代的私塾教育往往讓學員先背書，搞得好多小朋友會背但不會解釋，老師能不能解惑很關鍵。而現在的課本和各種輔導書極其全面，人們完全可以自學，聰明人更有很強的自學能力。那麼，現代的老師的最大作用是什麼呢？正是提供即時的反饋。世界上最好的高爾夫球球手、最好的國際象棋，他們的比賽水平肯定超過自己的教練，可為什麼他們還要請教練？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教練能在訓練中以旁觀者的身份提供即時的反饋。
一個動作做得好與不好，最好有教練隨時指出，本人必須能夠隨時瞭解練習結果。看不到結果的練習等於沒有練習：如果只是應付了事，你不但不會變好，而且會對好壞不再關心。在某種程度上，刻意練習是以錯誤為中心的練習。練習者必須對錯誤極度敏感，一旦發現自己錯了就會感到非常不舒服，一直練習到改正為止。
從訓練的角度來說，一個真正的好教練是什麼樣的？是應該經常跟隊員私下談心，做好隊員的思想工作嗎？是能隨時發表激情演說，提高隊員的戰鬥熱情嗎？是能夠隨時給隊員提供反饋。
好教練，彷彿有一種詭異的、知道學員在想什麼的能力，即使是第一次見面，也能指出學生在技術上最需要什麼。他們是絕對的因材施教，源源不斷地提供具有高度針對性的具體指導。
這種手把手的教法跟我們的現代化的學校教育格格不入。從小學到大學，我們的教育方式無不是老師站在講臺上講，學生坐在下面聽，反饋僅僅出現在課堂提問、批改作業和考試之中。如果是幾百個人一起上課，就連這些有限的反饋也會被忽略。
一個老師要面對幾十甚至幾百個學生，學生們根本不可能獲得反饋，他們唯一能得到的反饋就是考試。不但如此，連考試也被進一步簡化，複雜的答題方式被減少，最後剩下的是一大堆選擇題，直接讓計算機給你反饋。大學畢業生工作以後往往會發現自己以前學的很多知識根本用不上，反而在工作中邊幹邊學了一些有用的東西，換句話說，他們這時候才開始了真正的教育，這個教育還是學徒制。可是我們反過來想，如果讓他從18歲就開始邊幹邊學，難道這些工作就做不了了嗎？如果早點實行學徒制，完全可以更快更好地培養人才。其實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教育制度與其說是一種培養制度，不如說是一種選拔制度，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淘汰制度。好的工作崗位有限，想幹這個工作的人卻很多。大學的真正作用是決定誰能得到那個崗位。至於得到了那個崗位怎麼做，那是你得到了以後才要關心的事情。
如果我們想「預測」一個人在本學期的成績會怎樣，研究人員發現，排除以往成績的話，只有一個因素能預測他成績的變化，這個因素就是學習環境。
成績好的學生必須在一個不受打擾的環境中單獨學習。只有在這種環境下學習的時間才是有效時間。更進一步，哪怕這個學生以前的成績很差，只要在這一個學期他做到了在安靜的環境中單獨學習，那麼他的成績將在這一學期獲得提高。多上課和少聚會，似乎就沒有同樣的效果。
研究人員把西柏林音樂學院的所有小提琴學生分為好（將來主要是做音樂教師）、更好和最好（將來做演奏家）三個組。這三個組的學生在很多方法都相同，比如都是從8歲左右開始練習，甚至現在每週的總的音樂相關活動（上課、學習、練習）時間也相同，都是51個小時。
研究人員發現，所有學生都瞭解一個道理：真正決定你水平的不是全班一起上的音樂課，而是單獨練習。
※更好和最好的兩個組的學生平均每週有24小時的單獨練習，而好的組只有9小時。
※他們都認為單獨練習是最困難也是最不好玩的活動。
※更好和最好的兩個組的學生利用上午的晚些時候和下午的早些時候單獨練習，這時候他們還很清醒；而好的組利用下午的晚些時候單獨練習，這時候他們已經很困了。
※更好和最好的兩個組的學生不僅練得多，而且睡眠也多（包括午睡）。
那麼，是什麼因素區分出更好的組和最好的組呢？是學生的歷史練習總時間。到18歲，最好的組中，每位學生平均練習了7410小時，而更好的組是5301小時，好的組是3420小時。更好的組現在跟最好的組一樣努力，可是已經晚了。可見要想成為世界級高手，一定要儘早投入訓練，這就是為什麼天才音樂家都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苦練了。換句話說，他們贏在了起跑線上！這樣看來，只有建立在刻意練習的基礎上，總的練習時間才有意義。
尼爾·波茲曼寫道：
教育哲學家認為獲得知識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認為其中必然有各種約束的介入。他們認為學習是要付出代價的，耐力和汗水不可少，個人的興趣要讓位於集體的利益。要想獲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對年輕人來說絕非易事，它是異常艱苦卓絕的鬥爭。西塞羅說過，教育的目的本來應該是擺脫現實的奴役，而現在的年輕人正竭力做著相反的努力——為了適應現實而改變自己。
以前中國流行一句話，「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現在這句話已經被批成了反動言論。人生難道不是一場長跑嗎？你像跑短跑一樣贏了起跑線，後面沒勁了怎麼辦？沒錯，對絕大多數普通人來說的確如此，小時候應該寓教於樂，年輕時代應該充滿陽光地揮霍一下青春，中年以後應該好好享受生活。但是對於某些不想當普通人，一心想要出人頭地的人來說，輸了起跑線就沒有機會參加後面的比賽了。
傳統的中國文人非常不喜歡討論名利，認為做事業最好是為了興趣、責任感和集體榮譽，甚至最好把從事的運動當成修身養性的機會。而我們看到的高水平運動員恰恰不是這樣的。他們上場不是為了跟對方球員交朋友，也不是為了展現自己的精神面貌，甚至也不是為了打出賞心悅目的比賽。他們上場是想贏！
中國的獨生子女制度使得一般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視為掌上明珠，像朗國任那樣能把兒子豁出去猛練的家長非常少。再加上現在考大學更容易而且經濟發展很快，把前途賭在足球上顯然不是最理性的選擇，中國的足球人口下降是必然的。缺乏有效競爭，又拿著高工資，中國球員當然沒必要太拼命。不拼命，對於競爭不太激烈的運動來說無所謂，但像足球這樣的國際競技水平極高，競爭無比激烈的運動來說就意味著出局。
「自由想象力崇拜」的背後，是「頓悟崇拜」。有「頓悟崇拜」思想的人認為一般人終日被自己的知識所束縛，而一旦跳出這種束縛，就能夠取得重大突破。這種思想其實是對科學發現的庸俗解釋。
一旦有一個一般人想不到的發明出現，就會有人解釋說他之所以能做出這個發明，是因為他是「自由想象」的。好像科學研究中存在無數個可怕的「禁區」，別的科研人員從來都不敢往這個方向上想一樣。其實，你能想到的東西，專業人員早就想過了。
高質量的讀書要把自己沉浸在書中，有的地方反復讀，甚至還要記筆記。這種讀法似乎有點喪失自我，好像成了書本的奴隸。而上網則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我們遊離在內容之外，面對眾多等著被「臨幸」的超鏈接想點哪篇隨心所欲。可是在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的《淺薄》（The Shallows）這本書看來，上網者才是真正的奴隸。相對於讀書，網絡閱讀使我們能記住的信息更少，理解力和創造力下降，形成不了知識體系：互聯網把我們的大腦變淺薄了。
網絡文本的特徵是有超鏈接。本來設計超鏈接是讓讀者可以隨時點擊相關內容，以更主動地閱讀，然而多個實驗發現效果恰恰相反。讀者傾向於毫無目的地點來點去，不僅沒有加深對主題的瞭解，甚至記不住讀了什麼。
為什麼超鏈接使閱讀效果變差呢？因為我們必須隨時對點與不點一個超鏈接做決定。一個人讀書的時候調動的是大腦中負責語言、記憶力和視覺處理的區域，而對超鏈接做決定則要時刻調動大腦的額前葉區，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實驗表明，網上衝浪可以增進做決策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對老年人保持頭腦年輕有好處，但壞處則是犧牲了理解的深度。神經科學家發現，網上閱讀從硬件層面改變了人的大腦。一個沒上過網的新手只要每天上網一小時，五天之後他的大腦結構就會發生可觀測到的改變！
多媒體閱讀也未必是好事。在一個實驗中，受試者被要求閱讀一份關於馬里的資料。其中一組讀的是純文本，另一組則在文本之外還配有一份輔助的聲像資料，可以隨意選擇播放還是停止。在隨後的測試中，文本組在10道題中平均答對了7.04道，多媒體組只答對了5.98道。而且與直覺相反，文本組的人認為這份資料更有意思、更有教育意義、更容易理解，他們更喜歡這份資料。
多媒體、超鏈接、時不時蹦出來的聊天信息和新郵件通知，還嚴重干擾記憶力。只有有意識的短期記憶，稱為工作記憶，才有可能被轉化為長期記憶。過去心理學家認為人的工作記憶能同時容納7條信息，而最新的研究結果是最多只有2~4條。這樣有限的容量非常容易被無關信息干擾，導致過載。上網時分散了注意力，不停地為點還是不點做決定，都在阻礙我們把短期記憶升級為知識。
如果獲得信息很容易，我們就會傾向於讀短小而輕快的內容。這有一個心理學原因，那就是期待和嘗試的樂趣。比如說我們收到一個禮品盒，打開這個盒子的過程本身就是個很愉快的經歷，這就是為什麼有人愛看最新電子產品的開箱視頻。點開一個鏈接就如同打開禮品盒，各種短小信息構成了一股期待——嘗試——發現的快樂之源，我們享受著這源源不斷的小樂趣。另外，很多時候完成一個工作的樂趣集中在開始和結束，而不在漫長的中間過程，我們喜歡不斷地開始和不斷地結束。相對於一本600頁的書，我們可能更想讀兩本300頁的書。我們在網上追求能夠立即滿足的小刺激。
經濟學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認為多任務不是壞事。當處理短小信息的時候，同時處理幾個任務，比如說一邊看新聞一邊聊天，是高效的方式，而且人的多任務能力是可以訓練出來的。更重要的是，多任務工作可以讓我們對這些小事保持興趣。科文熱烈歡迎互聯網技術給人們帶來的種種方便。
在科文看來，新技術的最重要特性是允許我們定製自己接收的信息。過去一張專輯裡的歌曲是出版者設定的；而現在每個人的播放器裡都是自己選擇的歌曲。網上閱讀的要點在於選擇和過濾，我們應該學會訂閱精選的博客，訪問專門的論壇，從而排除無關信息。
知識是有等級的。八卦新聞、時效性強的信息、網友對時局的看法，本來就不值得印在紙上浪費樹木，在網上看看正好。掃讀網頁不見得是什麼毛病，相反，能夠以不同速度讀不同等級的內容是最有用的閱讀技術。
上網的關鍵態度是要成為網絡的主人，而不做各種超鏈接的奴隸。高效率的上網應該像自閉症患者一樣具有很強的目的性，以我為主，不被無關信息左右。就算是純粹為了娛樂上網也無可厚非，這時候讀得快就是優點。一個真正的智者不會讓上網佔有讀書時間，他應該經常能夠平靜地深入思考，只有電話接線員才隨叫隨到。
一本書應該讀兩遍，而且只讀兩遍。好書讀一遍你不可能掌握到精要，反過來說如果一遍就夠了，那這本書也不值得強力研讀。我們說的思想類書籍，不是什麼學術著作，所以再好也沒必要讀三遍，兩遍正好。而且最有效率的辦法是讀完一遍馬上再讀一遍。
第一遍是正常通讀，只要放鬆地欣賞作者的精妙思想和有趣故事即可。不要追求讀得快，值得時不時停下來思考一下的書才是好書。
在讀第二遍的同時寫下讀書筆記。這時候就不要每個字都讀了，書中作為例子的故事大可跳過，要專注於思想脈絡。讀一章，記一章筆記，直至讀完。然後這本書就可以束之高閣，甚至直接扔了。
讀書筆記必須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①清晰地表現每一章的邏輯脈絡；
②帶走書中所有的亮點；
③有大量的自己的看法和心得；
④發現這本書和以前讀過的其他書或文章的聯繫。
我習慣完全按照原書的章節給讀書筆記劃分章節，甚至保留各章的標題。在每一章的開頭，用自己的話寫下這一章作者到底說了什麼，各章串起來就形成了系統——不過，這種內容提要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定要能看出作者的邏輯脈絡。
一本好書的每一章都能讓人迸發出十個以上的靈感。也許它突然就解決了你之前一直關注的問題——儘管這個問題看似與此書無關；也許你會想把作者的理論再往前推一步。這些想法未必都有用，但是都非常寶貴，因為如果你不馬上記下來，它們很快就會被忘記。也許多年以後翻閱筆記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的心得靈感比原書更有價值。
當你讀過的書多到一定程度，你就會發現書與書之間是存在聯繫的。尤其是現代人寫的書，極少有一本書的思想完全獨立於世界，真正新的知識往往都建立在舊的知識之上。這個問題別的書是怎麼說的，有沒有更新的證據支持或反對這個結論，要找到它們的共同點和不同點。一個真正善於主動讀書的人對這種聯繫是非常敏感的。
好書之所以要讀兩遍，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這些心得、靈感和聯繫。對一本我們不太熟悉的領域的書，在第一次讀的時候，我們往往會陷入作者的思想之中，我們大腦的全部帶寬都被用於理解作者的思想，而沒有更多的餘地去產生別的想法了。「幽默是智力過剩的體現」，想法也只在帶寬過剩的時候才會冒出來。只有當你讀第二遍的時候，你才能氣定神閒地發表意見。第一遍讀是為了陷進去，第二遍讀是為了跳出來。
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認為通用汽車成功的關鍵是分權。跟當時其他公司不同，GM的部門經理有很大的決定權，而最高層則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個催化劑和協調的角色。也就是說，GM更像一個鬆散的聯邦，而不是中央集權體制。GM為了確保部門經理們決策的獨立性，甚至給予他們否決權，並確保每個部門經理都很富有，這樣他們做決策的時候就不會為了漲工資去取悅高層！
德魯克認為這是最先進的公司管理方法，並建議GM實行改革，在這個方向上進一步分權，甚至覺得應該把權力分給客戶！
然而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GM被激怒了。
GM說我們是最好的公司，我們的經驗被證明是正確的，我們憑什麼還改革？
德魯克的思想在美國沒有被接收，於是他不得不跑到日本去。他把這一套分權思想教給了日本人。
日本沒有因為連美國人自己都不採納德魯克的方案而拒絕他，反而勇敢地接受了這種新思想。日本汽車企業把分權思想用到了生產線上。
1980年，美國和日本汽車的生產線管理方式完全不同。美國是傳統的集權式管理，而日本，儘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應該更適合集權，卻採用了一系列的分權管理方法。各個生產線有相當大的獨立性，生產線工人被鼓勵向公司提出各種建議，很多來自第一線的改進方案最後都被採納了。相比於獨立而民主的豐田車廠，美國本土的汽車廠反而更像是「帝國主義」。
日本汽車公司迅速崛起。更有意思的是，有些美國車廠的生產質量不過關，被日本公司收購之後，還是這個廠，還用以前的工人，僅僅是採納了日本人的管理方法後，這個廠就活了！於是美國公司反過來跟日本學。
分權管理方式是誰的創新？你可以說伺隙那個是美國人德魯克從GM提煉出來的，但僅僅有思想不叫創新，敢於用這個思想才叫創新。最後的局面不是日本學美國，而是美國學日本。
1951年約瑟夫·朱蘭（Joseph Moses Juran）出了一本書，Quality Control Handbook，這本書在今天看來已經是傳世經典。這本書說質量控制的辦法在於把所有導致質量損失的問題排序，造成最多問題的錯誤排在最前面，然後你就會發現只要你改正其中20%的錯誤，就能解決80%的質量問題。
當時「主流」的質量控制理論是從產品生產的第一步就開始強調質量，對所有操作環節都嚴格把關。朱蘭和戴明的理論在美國沒有人認同。
但日本人認同。朱蘭和戴明被邀請到日本講學，然後他們就留在了日本。20世紀50年代之前，日本製造業的名聲可能比今天的中國山寨還差，他們的產品被認為是低劣的仿製品。朱蘭和戴明的思想使得日本的產品質量大幅躍進，等到日本的摩托車和複印機開始衝擊美國市場時，美國人才反應過來。
直到1970年甚至1980年之後，朱蘭和戴明的理論才開始全面左右西方的質量標準，直接產生了質量革命。
在領先情況下，不是落後者要學習領先者，而是領先者要學習落後者，這樣條件能保持一致，就能保證最後仍然領先。
特大公司，如IBM者，並不以特別能創新而聞名，他們最大的能力恰恰是把那些已經被別人證明是好東西的技術迅速普及和產業化。
人生面臨著一個風險悖論。如果你一輩子謹慎小心，幹什麼事情都謀定而後動，你的生活再差也差不到哪去；而如果你勇於承擔風險，大膽嘗試，你可能會特別失敗，但也可能特別成功。那麼平均而言，我們到底應該更冒險一點好，還是更謹慎一點好呢？
根據2011年發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論文，答案是冒險更好。生活中有自信和不自信的人，還有一種過度自信的人，他們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嘗試去幹一些比他們水平高的人都不敢幹的事情，而這種人卻往往能夠僥倖成功。而且平均而言，他們比能正確評估自己能力的人更成功。
結果發現只要獲勝的獎勵足夠比衝突代價大，也就是在獎勵r/代價c>3/2的情況下（正是馬克思說的50%的利潤！），那麼在進化中活到最後的全是過度自信者。
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過度自信者的競爭策略就是「有棗沒棗先打一竿子」再說。如果恰好沒人跟你爭，你不就白白贏了一回嗎，就算有人爭，也許他們還不如你。當那些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人還在苦苦計算得失概率的時候，過度自信者已經捷足先登了。這個模型很好地解釋了為什麼有那麼多美女最後落在了各方面條件非常一般的男生手裡。它也許還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歷史上漢族一而再、再而三地輸給了野蠻的少數民族。
如此說來，這個世界屬於愛冒險的人，它的運行規律是「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雖然那些過度自信的人失敗的次數會比一般人更多，如果要死的話也會死得非常快，但只要他們沒死，只要他們還在繼續嘗試，那麼他們最終成功的可能性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男人在決定參與競爭之前並不在乎失敗的風險，可是競爭中一旦遇到挫折就容易放棄。女人卻總能合理評估競爭風險，一般不愛競爭，但是一旦參與了，就算遇到挫折也常常能堅持下來。
這樣看來男人的競爭模式似乎比較愚蠢……但過度自信和敢出手恰恰是男人的優勢。
比如為什麼大多數政客是男的，這不是因為選民有性別歧視。女候選人真參選的話，獲得的政治捐款和得票率並不比男性低。女政客少，是因為女人不愛參選。女人不參選，是因為她們能合理對待自己當選的可能性。
睪酮，可以讓人在競爭中更敢於冒險，更樂意投入比賽，在比賽中更無私，更關心隊友，更可能抗議對手犯規，甚至能更多地訴諸理性認知而不是感情衝動。如果一個人的睪酮水平不夠，他就很難進入「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興奮狀態。這何止是雄性激素，簡直是競爭激素。
可是女人的基礎睪酮水平只有男人的七分之一。基礎水平低是一個因素，如果在賽場上能臨時多分泌一些也不錯，但很多研究發現，女人在比賽中的睪酮水平並不像男人一樣增加，而這居然是因為女人喜歡在比賽之前跟競爭對手聊天！實驗發現如果把她們隔離開來使之看不到對手無法做賽前交流，然後互相用自己的進度刺激對方，那麼女人的睪酮水平也會增加。
現在可以談手相了。一個人的基礎睪酮水平可以反映在無名指和食指的長度比上。胎兒在子宮中的發育同時受到睪酮和雌激素的影響，這兩種激素在影響胎兒大腦的同時，也影響手指。睪酮水平相對雌激素水平越高，人的無名指相對於食指就越長。而通常情況下，男性的無名指比食指略長，女性的無名指比食指略短。
如此說來，想要瞭解一個人適不適合參加競爭，得看無名指長度？！事實差不多就是這樣。而研究者認為生理因素大約只能解釋40%~60%的競爭力，後天教育和文化傳統仍然有作用。
即時的回報會給做事的人一個正反饋，使他更投入地繼續工作，這種正反饋一旦運行起來，只有人的生理極限才能限制他的工作強度。
這個反饋會把任何人置於連續的高強度工作中，似乎只適合於簡單體力勞動。因為腦力勞動者需要自由的空閒時間來想事兒。一個科學工作者如果陷入這種正反饋之中，比如每一篇論文都能帶來幾萬塊獎金的話，將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他會變成只會寫論文的機器。而另一方面，體力勞動現在大多都是生產線，需要各人之間的配合，而不希望單獨一個人憑借自身素質逞英雄。
玩遊戲實在是一個可大可小的事情。如果你隨便玩，你只能體驗一點小小的快樂情趣。如果你陷入即時正反饋系統不能自拔，你會獲得更大的樂趣或痛苦。只有當你進入更高境界，你才可能成為遊戲界的泰格·伍茲，甚至是Matrix裡的尼奧。
「弱聯繫」的真正意義是把不同的社交圈子連接起來，從圈外給你提供有用的信息。根據弱聯繫理論，一個人在社會上獲得機會的多少，與他的社交網絡結構很有關係。如果你只跟親朋好友交往，或者認識的人都是與自己的背景類似的人，那麼你大概就不如那些什麼人都認識的人機會多。人脈的關鍵不在於你融入了哪個圈子，而在於你能接觸多少圈外的人。
弱聯繫理論的本質不是「人脈」，而是信息的傳遞。親朋好友很願意跟我們交流，但是話說多了就沒有新意了。最有效率的交流，也許是跟不太熟悉的對象進行的。
呂超記憶圓周率的方法，以及任何專業記憶大師記數字和字母組合的方法，本質上都是把抽象的東西形象化。
把大腦從不重要的細節中解放出來，我們才能去想更重要的事。
事實上，超強記憶法不但對學習無益，而且可能有害。我們所學的知識往往有很強的結構性，知識點之間本來就有邏輯聯繫——正確的學習方法，是根據知識原本的邏輯和原理記憶。而正如我們前面介紹過的，超強記憶法追求的是用想象力另外建立一個聯繫！這等於是把已經搭好了的樂高積木先拆開再重新排列，不但多此一舉，而且是破壞性的。超強記憶法用得越多，理解力可能就越差。所以練習超強記憶力不是做學問的正途，而是邪道。
比約克夫婦的理論說，人的記憶，其實有兩種強度：存儲強度（storage strength）和提取強度（retrieval strength）。存儲強度，決定了這個東西是否進入了你的大腦；提取強度，決定了你能不能把它回想起來。
存儲強度，不會隨時間減弱！我們每時每刻都在接收大量的信息，而其中的絕大部分都被大腦自動忽略了——這些被忽略的不算。那些剩下來的，你主動希望記住的東西——比如說一個人名、一個電話號碼、一個英語單詞——一旦進入記憶，就永遠在那裡了。下次再見到它，它在你大腦裡的存儲強度會增強，但是哪怕你再也不見它了，它的存儲強度也不會減弱。存儲強度只增不減。
如果沒有複習，提取強度就隨著時間延長慢慢減弱。
對一個東西接觸的次數越多，存儲強度就越高。對一個東西想的次數越多，提取強度就越高。
想要記住一個知識，得注重「提取」。比如背單詞，有的人背單詞其實是在念單詞，拿本單詞書從頭到尾反復念——這裡面沒有提取動作。正確的做法是自己反復考自己，蓋住一個單詞的解釋，想想它是什麼意思，實在想不起來了再去看答案。而且提取的這個動作越困難，兩個強度增加值就越大。
既然如此，最有效率的學習方法就不是天天複習，而是故意把它放在那裡等幾天，等到提取強度慢慢變弱了，我們已經有點「忘記」了，再搞一次測試式的複習。如此一來你不但用最少的時間學習，而且還能通過遺忘過濾掉一些不必要的信息。
慢慢學才是好辦法。這週學了一點就放下，下週拿起來接著學，得先提取一下前面的記憶，這樣多次提取，記憶就加深了很多。那麼在同一時期內交叉學習幾門課程，比學完一門再學另一門的記憶效果會好很多。
其實讀書也是這樣。我們應該隨時都有好幾本書在讀。一本書拿過來讀一章就放下，明天換另一本書讀，然後過幾天再回到這本書接著讀。這樣每次讀的時候都要先提取一下上一次的記憶，最後能記住的東西是最多的。
如此說來，學習和工作還是不一樣。工作應該強調專注，每次最好只幹一件事兒，一個團隊最好先徹底幹完一個項目再去幹別的項目，因為不同事情、不同項目之間的轉換成本太高；然而如果是學習，是你想要記住什麼東西的話，一定程度的多任務——當然也不是說每隔幾分鐘就切換一次——反而是好事，因為轉換就要提取，而提取能增強記憶。
愛迪生有句話說「天才就是99%的汗水加上1%的靈感」，有人對這句話的解讀是那只佔1%的靈感比佔99%的汗水重要得多——然而事實卻是，愛迪生真的是靠汗水搞科研的。愛迪生大部分工作其實是在試錯和累積性的，他的祕訣在於使用簡單的、步驟少的、並行的和可以反復修改的科研方案。然後他在實驗室裡泡很長很長時間。他還有龐大的助手團隊幫著幹。愛迪生發明電燈，並不是從夢境、音樂或者某個美女身上找到的靈感，他只不過花功夫測試了幾千種材料而已。
靈感並不值錢。不管是科學家、藝術家還是創業的企業家，他們每時每刻都在產生各種想法，也許100個想法裡面只有一個想法最後能被證明是有用的。所以對創新者來說，成功的反義詞不是失敗，而是平庸，是安全，是什麼都不做。只要願意把想法一個個拿來嘗試，失敗就是日常生活，成功其實是失敗的副產品。
真正的創造力不但要求新穎，更要求正確和有用。新穎有時候要求發散性的思維，而正確和有用則一定要求匯聚性的思維。
鼓勵創新的正確做法是鼓勵入門、鼓勵嘗試、鼓勵失敗，而不是鼓勵天馬行空的妄想。
至於說今天拿幾個高大上的科學名詞組合一番，幻想一個根本無法實現的「新東西」，等若干年後萬一別人真做出來了就說：「哈，這其實是我發明的！」——我覺得這不是有榮譽感的人會做的事兒。
集中思維需要專注。在處理抽象的問題，或者按照一定的規則做事，或者對什麼東西進行進行解碼，進而探究事物背後的本質的時候，我們的大腦就是一臺單進程電腦，任何分心都會降低效率。
專注，可以說是大腦的基本功。不能專注思考就不能掌握操作規則或理解抽象概念。想要在某一腦力領域有所成就，就非得從小訓練專注的功夫，在理工科上更是如此，就好像古代先賢們「養氣」一樣。人長時間專注做一件事會感到勞累，除非你特別厲害，能進入「心流」的狀態——但即便如此，大腦集中思考時總是更消耗能量，就好像一臺發熱到讓風扇嗡嗡作響的電腦。功夫淺的人需要意志力來強迫自己專注。
集中思維的一個弊端有個專門的名詞，叫「定式效應」（einstellung effect）。說白了，定式效應就是當局者迷，我們頭腦裡邊已經存在很多定式，一個想法產生後，我們首先會把它直接放到我們那個定式區裡，用現有的套路去琢磨它。但可能琢磨半天也找不到答案，因為這個答案其實在「燈火闌珊處」。
奧克利打了個比方，思考的過程就好像是用磚頭砌牆。集中思維是讓各種新想法、新概念，各種套路在你的大腦裡生根發芽，是形成磚頭。而發散思維則是用水泥把磚頭連接在一起。只有水泥沒有磚頭，或者只有磚頭沒有水泥都不行。
如果真的深入到一個問題中去，表現出來就是心事重重。就好像正在經歷什麼人生巨變一樣，不想這個問題都不可能。也只有進入這樣的狀態，靈感才可能找上門。
所以主動切換集中思維和發散思維，對普通人來說，難處也許在於怎麼專注於集中思維；對職業選手來說，關鍵卻在於學會暫時不思考。
有一個給要做的事情分類的著名方法，按照重要程度和緊急程度把事情分成四類：重要而緊急，重要而不緊急，不重要而緊急，不重要也不緊急。一般人的想法都是想要先做重要而緊急的事，最後做不重要也不緊急的事。
「80/20法則」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事呢？應該追求只做「重要而不緊急」的事！
這就是現在很多人談論的所謂「極簡主義」的生活哲學。整天被一些所謂緊急的小事推著走，疲於奔命，這種生活最沒效率。一個忙於瑣事的CEO不會對公司長遠發展有什麼洞見，一個被老闆支來支去的員工幹不了什麼大事，一個永遠在準備下一次考試的學生成不了什麼大器。
要事優先，儘量只做最重要的事，少幹或者不幹那些不重要的事，才是出類拔萃的關鍵。
要做到要事優先，第一，得有自由意志，知道自己有選擇的權利，不能自己讓你做什麼就做什麼，而要強調主動性；第二，得學會判斷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第三，還得有勇氣、有能力拒絕自己不想幹的事，敢跟人說「不」。
衣著考究整潔，東西擺放井井有條，對什麼事情都有記錄存檔，這樣的作風並不值得學習，這種人設定了錯誤的優先級。達到這樣的狀態勢必要花費很多時間去整理，這些時間完全可以用來做些更有意思的事。如果你從未錯過航班，那麼說明你在機場浪費了太多時間；如果你從未丟過東西，那麼說明你在整理上浪費了太多時間；如果你從未做錯事，那麼說明你做的事不夠大。
進化心理學中有個「生命史」理論，研究個體怎麼分配有限的資源。簡單地說，每個動物一輩子其實就幹兩件事：積累和花費。所謂積累，就是補充營養，鍛鍊身體，充實自己——相當於人類攢錢；所謂花費，就是通過性關係把自己的基因傳播出去，爭取有多個後代——相當於人類花錢。
生命史理論說，動物們的積累和花費有兩種不同的策略。
像大象這樣的動物，食物充足而且沒有天敵，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好幾十年，所以它的策略就是「慢策略」：花很多時間積累，花費很少。大象生育的孩子不多，但是它會精心呵護自己的每一個孩子，它追求的是養育質量。
而絕大多數動物沒有這麼幸運，它們一般很早就性成熟，之後馬上就開始繁殖生育，然後可能很快就被捕殺，壽命很短就死了。它們所採取的就是「快策略」。它們沒有條件追求質量，只能以數量取勝。
這兩種策略都是對的。環境好當然可以慢慢享受生活，少生優生；如果環境險惡，自身壽命短，不早生多生行嗎？不用「快策略」基因根本傳不下去。
孩子能不能推遲享樂，不僅僅跟孩子自身有關，也跟孩子生長的環境有關，而且孩子能夠迅速適應新環境。
窮困，不在於一個人享受的物質水平不高，而在於他的生活面臨著很大的壓力和不確定性。
生活壓力和不確定性給人帶來的不僅僅是落後的思維模式，更是生理上的問題，而且是非常嚴重的生理問題——貧困會減少人的大腦的表面積，會增加得肥胖症的可能性，會讓人更願意冒不必要的風險，還會縮短人體細胞的線粒體端粒——而這意味著壽命縮短。
貧困會導致人的壓力增大。如果人持續處在高壓狀態，他的DNA的甲基化水平會受到影響。甲基化水平會影響基因表達，基因表達決定了一個人身上有哪些特性能發揮出來，哪些特性發揮不出來。
總結來說，有兩個結論現在看來比較有把握：
第一，貧困帶來的壓力有一種生理作用，可以持續一生；
第二，這種生理作用是可遺傳的。
壓力遺傳就是這個人天生就容易對生活中的困難反應過度。他無法考慮什麼長遠打算，特別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的事情上。
如果你堅持認為人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你可能更對不起窮人。如果你認為一個人受窮是因為他努力程度不夠，你就犯了美國普通人常犯的錯誤，你就是被「美國夢」這種神話給洗腦了。
根本就不能、也不應該指望窮人靠自己奮鬥擺脫困境。美國所有城市裡的黑人和墨西哥裔的學生，能跟上自己所在年級水平的比例，都不到25%。這難道是他們自己的錯嗎？所以庫珀呼籲，讓陷入貧困的人擺脫貧困，政府必須幫扶。
中國過去是非常貧困的，那麼為什麼現在的中國人之中，也有很多格局宏大、氣度恢宏的人呢？我想這得感謝中國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應該感謝父母。
上一代苦是苦，但是他們總是儘量給孩子創造一個穩定和溫暖的環境。也許這些人的父母一代，把自己變成了「防火牆」，沒有讓壓力和不確定性影響到他們。
依照一些美國人的思維，要脫貧必須有政府干預。在我看來，美國政府再厲害，也沒有帶「防火牆」的中國父母厲害。
由此可見，貧困的本質是生活壓力和不確定性。貧困帶給人的壞影響不僅僅是心理上的，也是生理上的，而且新研究似乎表明，這種影響能夠遺傳。
讓下一代人擺脫貧苦的關鍵不僅僅在於物質供應，更在於提供一個穩定而又溫暖的家庭環境。
一般搞捐款活動，我們直觀的想法，都是眾人合力去做一件好事，為的是一個共同的目標。可是你要想說服高收入者捐款，說「共同的目標」他根本不感興趣。你得強調這個捐款行為是他的一項「個人成就」。
越是高收入者，越強調成功是因為自己的努力和天賦。
高收入者之所以不喜歡為了愛心捐款，也許不是因為他們特別自私和小氣。這可能是因為高收入者的思維模式跟低收入者不一樣——
低收入者更願意依靠集體的力量，更願意互相依賴；高收入者更願意靠自己解決問題。
當然，我們也可以說朋友之間本來就要互相幫助，哪有那麼多算計？但是也許，或者說至少對某些人來說，這是一種理性行為，是為了未來依靠別人做一個人情儲備。
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教育孩子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以前有人做過深入研究，發現高收入者教育孩子時更強調個人：孩子你一定要想辦法去實現自己的目標。而低收入者更強調集體，讓孩子把集體需要放到一個更優先的位置。
最新的研究表明，權利感，可能會給人帶來腦損傷。權力，哪怕僅是一點「權利感」，都會妨礙我們大腦的一項重要功能，那就是從別人的角度考慮問題的能力。
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蘇珊·菲斯克（Susan Fiske）說，權力會讓我們不再關注別人有什麼微妙想法。當然這在某些情況下是必須的，你要做的是大決策，肯定要忽略一些無關的信息，正所謂「殺伐決斷」。但是時間長了，你可能就什麼信息都聽不進去了，自己想怎麼幹怎麼幹。你會越來越衝動，越來越盲目，做決策不顧風險。
最好的辦法，是身邊能有一個人時刻提醒，我們都只是個普通人。
判斷一個物理理論的好壞不在於這個理論是否符合人的直覺，或者是否夠漂亮，而在於它能不能做出預言。
不管調查到什麼程度，都只是對真實世界的管中窺豹。科學研究的是有限的真理。當一篇論文說什麼東西可能或者不可能導致什麼疾病的時候，它說的其實是在這次研究所調查的這幫人裡面有這麼一個結論。這個結論能推廣到所有人群嗎？記者一定比科學家更樂觀。
相關性思維和因果性思維只是思維方式的轉變，科學研究的真正關鍵在於發現機制。體制提出來之後，這個機制中的每一步也必須是可以驗證的，一個課題只有做到這個程度才算超越了集郵階段。也只有到了這個程度，才真正談得上把各種不同機制總合在一起建立模型去預測未來。
有時候這個過程會反過來，也就是用現有的機制理論推導一些現象，再去尋找證據證實。但探索未知最基本的科學方法是證據，然後謀求建立因果關係，然後是提出機制。僅僅是對其中一步做出很小的貢獻，就可以發論文。大部分這樣的論文事後會被證明沒有太大意思，甚至是錯誤的。但科學就是這麼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
每一篇論文都是我們從個人感覺到客觀事實，從客觀事實到因果關係，從因果關係到能推廣使用的機制這個過程中的一小步。這個過程的每一步都不是完美的，但只有這麼做，我們才能擺脫童稚狀態。
我的問題是，既然所有學科中都有「道」，蓋爾曼的格調論和費曼的鄙視，是合理的嗎？
我認為它們是不客觀的，但是有道理的。因為一個人如果對所有東西都感興趣，他將無所適從。也許要想幹好一行，就必須愛這一行。而愛這一行，就意味著「不愛」其他行。所以一個科學家應該學會從心理上「鄙視」自己專業以外的其他學科。
科學本身是客觀的，但科學家都是主觀的。最好的科學家甚至可能是極度主觀的。有愛恨，才是真正的科學家。敢說不，才是真正的科學家。
目前大多數的心理學實驗，是「喝一口的心理學」，而不是「喝一瓶的心理學」。佩戴護身符的第一天也許會充滿正面的情緒，第二天可能就不好使了，時間長了反而成為累贅，一天不戴可能還會恐慌。所謂「積極心理暗示」，其關鍵也許就在於讓受試者感到新鮮。
那麼，如果一個人每天都能想象到一個不同的「積極心理暗示」，總能變著法地鼓勵自己，他是否會在長期尺度上比別人做得更好呢？我猜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看法，為了把這些個人看法變成無可爭議的結論，我們需要的還是，設計得非常合理的心理學實驗。從這個角度說實驗心理學畢竟還真有可能是一門科學。
埃尼迪斯（John P.A. Ioannidis）一篇發表在PLos Medicine上的文章說，在醫學研究中被廣泛使用的統計方法，其實是個非常脆弱的體系。如果你的一項研究是考察某種藥物對人的健康是否有好處，而你希望能證明有好處的話，你將很容易做到這一點。首先，現在大部分醫學研究的效應其實都是比較脆弱的，因為不脆弱的效應別人早就研究完了。其次，什麼是對健康有好處？也許一個病人的病情並沒有什麼明顯好轉，但因為你希望這個藥物有效，你也許會完全無意識地刻意去尋找他好轉的證據，你可能會把本來沒什麼好轉的病人當成好轉的病人。這就是你的偏見。埃尼迪斯這篇論文其實全是數學，他做了一番計算，說如果這個脆弱i效應有10%，而你的偏見有30%的話，你的實驗得到正確結論的概率只有20%。
把學術論文的結論推廣為真實世界的真理，有時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因為不理解科學研究的思維方式，導致大多數人對科學有兩個重大誤解：第一，認為科學研究得出的是絕對真理；第二，認為每一項科學研究都是在生產我們日常決策的答案。真實的科學研究其實是一個充滿曲折，甚至有時候錯進錯出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科學的野心其實比公眾設想的小。而恰恰是因為這個原因，科學才有這麼強大的力量。很多論文不嚴謹，甚至很多都是錯的，這並不表明科學中沒有正確答案，它只是表明得出和判斷正確答案並不容易。
我們必須使用模型的本質原因是，我們對世界的觀察是主觀的。霍金和蒙洛迪諾在《大設計》這本書裡講了一個金魚的故事，說意大利蒙扎市禁止在彎曲的碗狀魚缸裡養金魚，因為從彎曲的魚缸往外看會看到一個扭曲了的現實，這對金魚「太殘酷了」。對此霍金提出了一個莊子式的問題：我們又怎麼知道我們看到的現實不是扭曲的？金魚仍然可以對魚缸外部的世界總結一套物理定律。也許因為座標系彎曲，金魚總結的物理定律會比我們總結的要複雜一點，但追求簡單只是個人品味，金魚的物理學同樣正確。
從這個角度說，所有物理定律，乃至所有科學理論，都只不過是主觀模型。
2009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質問經濟學家，說你們就怎麼都沒預測到這次金融危機呢？經濟學家們回信說，經濟學這個工作都是各自為戰研究具體領域內的小問題的，我們並沒有坐在一起對世界經濟這個整體發揮「集體想象力」（collective imagination）。換句話說，他們玩的都是小模型，沒玩過這麼大的。
科學家也是這樣，一般情況下不想玩大的。科學家玩模型最大的目的其實是解決小問題，是想通過模型來發現和證實一些小機制。所有玩模型的科學家都知道自己模型的侷限性。可是公眾和政客非逼著你預測。如果非得預測大的不可，最好還是用IPCC這種多個模型取平均值的辦法，也叫「發揮集體想象力」。
很多問題千萬不要只看倍數，一定要看看概率的絕對值。
哪怕只考慮安全，也不能一聽說有風險就變色，得把各種風險放在一起比較才行。
不過在我看來更好的思維方式是接受這個世界是有風險的。交通有風險，我們也不能不上街。與其擔心各種極小概率的危險，還不如把心思用在別的事情上——那些更重要的事情。
忽略小事不是因為大膽，不是「個性」，而是理性。重視小事就等於忽略大事。你必須判斷輕重緩急，把精力和資源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所以能夠不顧心裡衝擊，堅決使用這種「數量級思維」，是一種「大人物思維」。這種「大人有大量」，不是裝出來的，也不是「養吾浩然正氣」養出來的，是算出來的。
見識過、計算過、能做出理性決定，這才叫有膽有識。
2014年一個綜合研究比較了53項實驗研究，涉及的手術包括哮喘、肥胖症、帕金森症、胃酸反流、後背疼等不同類型的手術，結果是對於其中一半的手術，假手術和真手術的療程完全相同。而對佔總數74%的手術，假手術表現出了一定的效果。
別的研究則顯示，像治療膝蓋痛的關節鏡膝蓋手術、治療椎間盤突出的椎體成形術（也叫椎間盤電熱療法）這些常見的矯形外科手術，效果都不比假手術更好。
所以現在有醫學家說，手術的安慰劑效應不但不比吃藥的安慰劑效應弱，反而更強。假手術做得越是鄭重其事、手術開刀對身體的損傷越深，安慰劑效應就越強。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效果呢？
可能人的精神會影響身體。病人看到手術做得這麼嚴肅，醫生如此地盡心竭力，就相信這個手術一定有效，然後身體就真的有積極正面的反應。
另一種解釋是統計學上的「回歸均值」。本來病人感到的疼痛就是個主觀的感覺。經歷一次大手術，皮膚畢竟被切開了，手術後因為這個手術而帶來的疼痛，可能比原本的長期疼痛重得多。那麼等到手術疼痛過去以後，病人一比較，就覺得原來的那個疼痛也不怎麼疼了。
還有一種解釋，則是疼痛的來源本來就很奇怪。事實是疼痛和損失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既然這個疼痛來得就很奇怪，那折騰一番不疼了似乎就不怎麼奇怪了。
那既然這些手術的效果並不比安慰劑好，為什麼醫生們還在做這些手術呢？這可能是因為醫生也不知道。真正大規模的嚴肅研究開展得並不多，醫生們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方法都是這麼做，而且這麼做的確有效，那就都這麼做唄？
關於安慰劑效應還有一個重要的知識：哪怕你知道這是安慰劑，它還是會對你有用！這是一個重大好消息，這意味著安慰劑效應不是一個害怕被拆穿的戲法。你大可以放心瞭解相關的研究，做一個理性的、清醒的明白人，同時你還能享受安慰劑的好處。
關於P值有很多錯誤理解。我們前面那句「這種藥有效的可能性高達99.485%」其實是錯的，但是很多科學家跟記者也這麼說。
P值的真正意思是說，在「死亡率是10%」這個無效假設之下，實驗結果純屬巧合的可能性是0.00515.那我為啥非得用死亡率是10%這個無效假設，我為什麼不用別的無效假設呢？這純粹是科學家的主觀選擇。
還有一點特別重要的是，P值只能讓我們更好地評估這個藥「有沒有」療效，但是它可沒說這個藥的療效有多大。
我看有些統計學教材都把0.05當成了一個硬性標準，P<0.05就顯著，否則就不顯著。但事實上這個標準根本沒有科學依據，純粹是科學家的約定俗成而已。
這一整套看P值的檢驗方法是英國的統計學家羅納德·費希爾（Ronald Fisher）提出的，這個理論才只有幾十年的歷史。
費希爾先生是個體面人。他當時選擇了0.05這個數值，可不是說P<0.05就可以發表論文——他的意思是P<0.05的結果才「值得看」。那滿足什麼標準才算可以接受的結論呢？費希爾當時想的可是P<0.001。
但問題在於，做實驗想要得到P值小於0.001的結果，需要找太多受試者，成本實在太高。大家退而求其次，都默認了0.05.其實即便是這個標準都是很難達到的，不知道有多少科學青年的青春，就消耗在了這個0.05上！
其實就算做到了P<0.05，也不能說實驗結果就是真的——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P=0.05意味著有1/20的可能性，在你這個特定的無效假設之下，這篇論文的結果純屬巧合。事實情況比這個嚴重得多，根據有人的研究，如果你考慮到無效假設的任意性之類的統計方法上的因素，一篇P=0.01的論文，屬於巧合的可能性，在某些情況下，高達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