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基黑客 阿桑奇 世界上知道秘密最多的人》 王永忠
阿桑奇的黑客名"Mendax"取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名言“splendide mendax",意为“高贵的虚伪”，书中的Mendax是典型的西方传统中的反英雄。《地下》一书描述了他心目中的黑客法则：“不要损害（包括崩溃）你所侵入的电脑系统；不要更改那些系统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志掩盖自己的踪迹）；分享所获得的信息。”阿桑奇在网络世界的信条正是该书序言中引用的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一句话：“一个人做他自己的时候未必会说真话。给他一个面具，他就会对你说真话。”
（万国颠覆被突击搜查后）你内心的声音平静了下来，内在的对话是被一个预备好的要说话的期望所激励，但是，如果没有别人在旁边的话，它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我不想听起来那么像个佛教徒。但你那关于你自己的意象消失了。
《阴谋即统治》：专制政权创造种种力量，将它们用来对抗人民想要得到真相、爱和自我实现的愿望。帮助维持专制统治的计划，一旦被揭发，就能引起更大的抵抗。因而，这样的计划会被成功的专制政府隐藏起来，直到抵抗消除，或者被赤裸裸的权力有效地瓦解。这种用以伤害人民的共谋的秘密，足以将他们的行为定义为阴谋。
马特·奇摩曼：我们非常高兴怀特法官认识到他早先的禁令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宪法关切。……因为你对网上的一些内容有争议，就试图干涉整个网络的运行，永远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阻止登录一个互联网域名来试图禁止人们看到一些广受争议的文件，这种做法不但违宪，而且根本行不通。
我们都只活一次。所以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利用我们的时间来做一些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事情。这就是我觉得有意义和令人满意的事情。这是我的脾气。我喜欢大规模地创造系统，我也喜欢帮助那些弱者。我喜欢弄死那些混蛋。所以这是件有趣的事。
我们的目的就是拥有一个公正的文明。那是一种个人激励目标。并且这个信息是透明的。非常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个信息和目标相混淆。然而我们相信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信息。用透明度来获得公正。那么做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它也是一个不要犯太多错误的方法。我们有一个超政治的理念，既非左派也非右派，是有关知情权的。在你就如何处理这个世上的问题、如何将公民纳入文明之中、如何在民众中赢得影响给出任何意见、任何方案之前，在你拥有那个方案之前，你首先必须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出于误解的任何方案或建议，任何政治意识形态就其自身而言将是一个误解。因而，我们说，在某种程度上，一切政治意识形态目前都破产了。因为它们没有缺乏它们所要应对这个世界的原材料。这个原材料就是目前正在发生什么。
在秘密和真相的赛跑中，真相总是会不可阻拦地获得胜利。
信息披露促进透明度，而这种透明度将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对所有社会中的机构包括政府、公司和其他组织更谨慎地监督会带来腐败的减少和更强有力的民主。一个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和有探究精神的新闻媒体在达到这些目标方面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就是那种媒体的一部分。
监督需要信息。就人的生命、人权和经济而言，信息在历史上是代价高昂的。作为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密码技术——进步的一个结果，传输重要信息的风险可能降低了。在其里程碑式的审理五角大楼文件案件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只有一个自由的和不受限制的媒体才能有效地暴露政府中存在的阴谋诡计。”我们赞同。
我们相信，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维持他们自己的政府诚实，而且正通过媒体注视着那个政府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维基解密创立的这些年里，我们发现世界上的新闻媒体变得越来越不独立，并且更加不愿意对政府、公司和其他机构提出难题。我们相信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伟大的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曾经察觉到了自由的代价是永远的警醒。我们相信新闻媒体起到的正是这种警醒的作用。
主持人问他：“你是不是一个颠覆者(subversive)?”阿桑奇的回答同克罗夫特大玩文字游戏，他说：“绝对不是；事实上，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矫正者(superversive，自上而下知晓或扭转乾坤之意)。你知道颠覆者这个词是从哪里来的吗？它是从拉丁词根sub+vertio而来的。Sub的意思是“下面”，而vertio的意思是“翻转”和“知晓并搅乱”。因此，这个词的意思是“推翻”或“毁灭”。颠覆的关键是自下而上地、在雷达追踪之下秘密地进行。真正的颠覆是将重要的真相隐藏起来的行为。通过将腐败行为隐藏起来，公司、政府和个人不可能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在这个意思上，这样的团体的腐败行径才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颠覆，因为他们拒绝、摧毁并废除了观众要求他们对其行为负责的能力。通过提出一个光鲜的表面文章，与其实际行为毫不相干，这种将腐败的行径隐藏起来的行径颠覆了我们的意识。这几乎是被所有腐败的人惯用的伎俩：维持一个公众形象，暗地里隐匿信息，从而混淆我们的知情权，阻止其成为公共知识。我的工作，不是颠覆，而是纠正：是将信息公之于众，从而帮助（公众）拒绝腐败组织、政府和个人的口是心非的行径。只有以一种负责任而又公共的方式将这样的信息曝光，人民才能开始以适当的方式去回应那些腐败行径。我们，人民，有这样的权利，但是它却被秘密所颠覆掉了，将合法的追索权、纠错权和正义藏到了台面之下、赶到了公民意识之外。事实上，这才是颠覆的真正目的：用秘密的方式建立和维持权力，这才是我和维基解密猛烈反对的东西，这是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一致的。该修正案应许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公共集会自由以及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的自由，它是如此之重要以致成为《宪法》的第一修正案。
通过发布挑选的揭露腐败和颠覆行径的信息，维基解密正以最直接的方式同这样的行为做斗争，揭开神秘的面纱，揭开他们伪善的表面文章，将信息放到世界公众的手中。无法获得与有问题的行为相关的信息，问责制就无法实现；没有问责制，这种真正的颠覆行径就会成功地将公众注意力从潜在的错误行径上转移出去，以维持当前的权力关系。
打破腐败环路的最有力的方式就是使其公开；这仅仅是第一步，但是却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的一步。我们不能相信从事腐败行径的组织、个人和政府会自我纠正：考虑到在腐败活动中起作用的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环路，自我纠正效应的刺激是微乎其微的。所需要的刺激只能来自于外部，最终来源于全世界掌握信息的、有公民参与感的公众。
布拉德利·曼宁：信息应该是自由的……它属于公共领域……如果摊开了在公众面前，……应该是一件好事。……我想人们都应该看见真相，……不管他们是谁，……因为如果缺乏信息，作为公众，就没法做出信息充分的决策。
维基解密曝光了政府的欺诈和谎言而成为一个全世界轰动一时的事件。但是根据现有的国际关系的性质，我们是否真的对政府说一套做一套感到惊讶呢？当各地的运动家都拥抱维基解密将其作为要求真相和正义的一次十字军运动的时候，然而，要政府开放的高调却是十足地自命不凡。维基解密不会终结秘密文化。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它会促使政府把机密隐藏地更深，更加远离公众的视野之外。
欧里庇得斯：
这是真正的自由，当生而自由的人，
必须对公众谏言时，能够自由表达，
能够且愿意如此而行之人，理应得到崇高赞美；
不能或不愿如此而行之人，也应保持内心平静；
难道还有比这样一个城邦更加正义的吗？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在某些自称自由的国家，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可能犯法而又不受惩罚，因为它们的宪法没有给予被压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员的权利。在这样的国家，出版自由就不仅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而且是这方面的唯一保障。因此，如果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宣布废除出版自由，全体人民可以回答说：“如让我们到普通法院去控告你们的罪行，我们也许同意不到舆论的法院去揭露你们的罪行。”在完全按人民主权理论施政的国家，设立出版检查制度不仅危险，而且极其荒谬。……因此，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是相互关系极为密切的两件事；而出版检查和普选则是相互对立的两件事，无法在同一个的政治制度长期共存下去。
在《独立宣言》中“人生而平等”起草之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在美国，人的知识处于一种中等水平。所有人都解决这个水平，有的人比它高一点，有的人比它低一点。因此，许许多多的人，在宗教、历史、科学、政治经济学、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具有大致相等的知识。……至于一个人的智力对另一个人的智力的影响，在公民们的素质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国家里，必定极其有限，因为大家的能力非常接近，谁也不承认别人一定比自己强大和优越，大家都时时以自己的理性进行判断，认为它才是真理的最明显和最近便的源泉。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论自由》：假定全体人类统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和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形象。
路易斯·布拉德斯：阳光是所有消毒剂中最强有力的。
打击思想、希望和想象是有害的；恐惧生压制；压制生仇恨；仇恨则威胁稳定的政府；通往安全的道路在于有机会自由地讨论假设的抱怨牢骚和建议的解决之道；对于恶意的忠告提出适当的解决方法，是将其转换为善意的最好办法。
约翰·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不存在煽动诽谤罪乃是检验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用的标准。我以为，这正是自由言论的含义。任何把煽动性的诽谤当做一种犯罪的社会都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无论它的其他特征如何。
政府利用这种煽动性诽谤罪来压制批评和不同政见、以维持其权力的历史，证明了这种特殊的自由对任何一个完全充分的基本自由图式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只要这种罪名还存在，公共出版和自由讨论就不能在给选民提供信息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且很明显，允许煽动诽谤罪继续存在，将会削弱更广泛的自治可能性，削弱好几种保护自由所需要的自由。
乔治·奥威尔 《政治与英语》：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懒散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正统的言论，不管带有何种政治色彩，看来都是层层模仿、毫无生机的。
西方的民主历程经历了印刷机的统治、电视机的统治和计算机的统治。一次又一次更完全地促进了公众的知情权和有效地限制政府的权力膨胀。无论如何，互联网及信息技术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信息互换的平台，网络技术正如同当年美国立国之初的印刷术一样将海量的信息传播到地球的任何角落。我们虽然可能因为信息的充分而不再珍惜它，因为娱乐快感而遗忘一些严肃的主题，但我们还是相信当我们真正严肃起来的时候，躲在幕后的老大哥会害怕这种来自网络的力量。毕竟，在道德哲学层面，阿桑奇及其支持者开启的盒子，放出的不是撒旦，而是捆绑撒旦的力量。这恐怕就是阿桑奇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