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碎笔》史铁生
有时候我设想我的墓志铭，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那路东西，只是想，如果要的话最好要什么？要的话，最好由我自己来选择。我看好《再别康桥》中的一句：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在徐志摩先生，那未必是指生死，但在我看来，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最恰当不过，用作墓志铭再好也没有。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
但既然这样，又何必弄一块石头来作证？还是什么都不要吧，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这游历当然是有风险，但去大河上漂流就安全吗？不同的是，漂流可以事先做些准备，生病通常猝不及防；漂流是自觉的勇猛，生病是被迫的抵抗；漂流，成败都有一份光荣，生病却始终不便夸耀。不过，但凡游历总有酬报：异地他乡增长见识，名山大川陶冶性情，激流险阻锤炼意志，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不是不愿去朝拜（更不是不愿意忽然站起来），佛法博大精深，但我确实不认为满腹功利是对佛法的尊敬。便去烧香，也不该有那样的要求，不该以为命运欠了你什么。莫非是佛一时疏忽错有安排，倒要你这凡夫俗子去提醒一二？惟当去求一份智慧，以醒贪迷。为求实惠去烧香磕头念颂词，总让人摆脱不掉阿谀、行贿的感觉。就算是求人办事吧，也最好不是这样的逻辑。实在碰上贪官非送财礼不可，也是鬼鬼祟祟的才对，怎么竟敢大张旗鼓去佛门徇私舞弊？佛门清静，凭一肚子委屈和一叠账单还算什么朝拜？
不断的苦难才是不断地需要信心的原因，这是信心的原则，不可稍有更动。倘其预设下丝毫福乐，信心便容易蜕变为谋略，终难免与行贿同流。甚至光荣，也可能腐蚀信心。在没有光荣的路上，信心可要放弃么？
可是上帝终于还是把约伯失去的一切还给了约伯，终于还是赐福给了那个屡遭厄运的老人，这又怎么说？
关键在于，那不是信心之前的许诺，不是信心的回扣，那是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的希望呵！上帝不许诺光荣与福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
从约伯故事的启示中我知道：真正的信心前面，其实是一片空旷，除了希望什么也没有，想要也没有。
但是他没能活下去，三年之后的一个早晨，他走了。这是对信心的嘲弄吗？当然不是。信心，既然不需要事先的许诺，自然也就不必有事后的恭维，它的恩惠惟在渡涉苦难的时候可以领受。
有三类神。第一类自吹自擂好说瞎话，声称万能，其实扯淡，大水冲了龙王庙的事并不鲜见。第二类喜欢恶作剧，玩弄偶然性，让人找不着北。比如足球吧，世界杯赛，就是用上最好的大脑和电脑，也从未算准过最后的结局。所以那玩艺儿可以大卖彩票。小小一方足球场，满打满算二十几口人，便有无限多的可能性让人料想不及，让人哭，让人笑，让翩翩绅士当众发疯，何况偌大一个人间呢。第三类神，才是博大的仁慈与绝对的完美。仁慈在于，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完美呢，则要靠人的残缺来证明，靠人的向美向善的心愿证明。在人的字典里，神与完美共用一种解释。但是，向美向善的路是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你再怎样走吧，“月亮走我也走”，它也还是可望不可及。
刘小枫先生在他的书里说过这样的意思：人与上帝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这很要紧。否则，信仰之神一旦变成尘世的权杖，希望的解释权一旦落到哪位强徒手中，就怕要惹祸了。
凡我笔下人物的行为或心理，都是我自己也有的，某些已经露面，某些正蛰伏于可能性中伺机而动。所以，那长篇中的人物越来越互相混淆——因我的心路而混淆，又混淆成我的心路：善恶俱在。这不是从技巧出发。我在哪儿？一个人确切地存在于何处？除去你的所作所为，还存在于你的所思所欲之中。于是可以相信：凡你描写他人描写得（或指责他人指责得）准确——所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惟妙惟肖——之处，你都可以沿着自己的理解或想像，在自己的心底找到类似的埋藏。真正的理解都难免是设身处地，善如此，恶亦如此，否则就不明白你何以能把别人看得那么透彻。作家绝不要相信自己是天命的教导员，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读者也一样，在迷途面前都不要把自己洗得太干净，你以什么与之共鸣呢？可有谁一点儿都不体会丑恶所走过的路径吗？
这便是人人都需要忏悔的理由。发现他人之丑恶，等于发现了自己之丑恶的可能，因而是已经需要忏悔的时刻。这似乎有点过分，但其实又适合国情。
待暴力升级到拳脚与棍棒时，这几个不红不黑的少年已经明确自己的地位，只作旁观了。我不敢反对，也想不好该不该反对，但知不能去反对，反对的效果必如牛反对拖犁和马反对拉车一般。我心里兼着恐惧、迷茫、沮丧，或者还有一些同情。恐惧与同情在于：有个被打的同学不过是因为隐瞒了出身，而我一直担心着自己的出身是否应该再往前推一辈，那样的话，我就正犯着同样的罪行。迷茫呢，说起来要复杂些：原来大家不都是相处得好好的么，怎么就至于非这样不可？此其一。其二，你说打人不对，可敌人打我们就行，我们就该文质彬彬？伟大的教导可不是这样说的。其三，其实可笑——想想吧，什么是“我们”？我可是“我们”？我可在“我们”之列？我确实感觉到了那儿埋藏着一个怪圈。
在山里放牛，青天黄土，崖陡沟深，思想倒可以不受拘束，忽然间就看清了那个把戏：我不是“我们”，我又不想是“他们”，算来我只能是“你们”。“你们”是不可以去打的，但也还不至于就去挨。“你们”是一种候补状态，有希望成为“我们”，但稍不留神也很容易就变成“他们”。这很关键，把越多的人放在这样的候补位置上，“我们”就越具权势，“他们”就越遭孤立，“你们”就越要乖乖的。
这逻辑再行推演就更令人胆寒：“你们”若不靠拢“我们”，就是在接近“他们”；“你们”要是不能成为“我们”，“你们”还能总是“你们”？这逻辑贯彻到那副著名的对联里去时，黑色幽默便有了现实的中国版本。记得我站在高喊着那副对联的人群中间，手欲举而又怯，声欲放却忽收，于是手就举到一半，声音发得含含糊糊。“你们”要想是“我们”，“你们”就得承认“你们”是混蛋，但是但是，“你们”既然是混蛋又怎能再是“我们”？那个越要乖乖的位置其实是终身制。
大约就是从那时起，我非常地害怕了“我们”，有“我们”在轰鸣的地方我想都不如绕开走。倒不一定就是怕“我们”所指的那很多人，而是怕“我们”这个词，怕它所发散的符咒般的魔力，这魔力能使人昏头昏脑地渴望被它吞噬，像“肯德基家乡鸡”那样整整齐齐都排成一股味儿。我说过我不喜欢“立场”这个词，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和“立场”很容易演成魔法，强制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文革中的行暴者，无不是被这魔法所害——“我们”要坚定地是“我们”，“你们”要尽力变成“我们”，“我们”干吗？当然是对付“他们”。于是沟堑越挖越深，忠心越表越烈，勇猛而至暴行，理性崩塌，信仰沦为一场热病。
灵魂不死，是一个既没有被证实，也没有被证伪的猜想。而且，这猜想只可能被证实，不大可能被证伪。怎样证伪呢？除非灵魂从另一个世界里跳出来告密。
可是，却有一种强大的意志信誓旦旦地宣布：死即是绝对的寂灭，并无灵魂的继续，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惟此才是科学，相反的期待全属愚昧，是迷信。相信科学的人竟很少对此存疑，真是咄咄怪事。未被证伪而信其伪，与未被证实而信其实，到底怎么不一样？倘前者是科学，后者怎么就一定愚昧？莫非不能证明其有，便已经是证明其无了？这就更加奇怪，岂不等于是说一切猜想都是愚昧吗？可是，哪一样科学不是由猜想作为引导？
局面似乎不好收拾。首先，人出生了，便迟早要死，迟早会对死后的境况持一种态度。其次，死后无非那两种可能，并无第三类机会。最后，那两种可能无论你相信哪一种，都一样不好意思请科学来撑腰。
单说遏制人类的贪婪吧，乐观的理由就少，悲观的根据越来越多。森林消失，草原沙化，河流干涸，海洋污染，天上破着个大窟窿而且越来越大，但人类还在热火朝天地敲榨和掠夺。这差不多已经成了习惯，真能遏制吗？令人怀疑。比如我，下了好大决心，也只抗拒了羊绒衫的诱惑——据说那东西破坏植被，但更多的诱惑只在理论上抗拒。人类也真是发明了很多好玩艺儿，空调、汽车、飞机、化肥、农药、电脑……丰富得超过有用的商品、新奇得等于屠杀的美味、舒适得近似残废的生活……人能齐心协力放弃这样的舒适吗？还是让人怀疑。就算有99个人愿意放弃，但剩下一个人坚持，舒适的魔力就要扩散，就会有2、3、4、5、6……个人出来继承和发扬。
自卑， 历来送给人间两样东西：爱的期盼，与怨愤的积累。
我想，画家Ｚ曾经得到的是后一种。我呢？我之所以能够想像他，想像他就是在那次回家的路上走进了怨愤，料必因为Ｚ是我的一部分，至少曾经是这样。要征服那冷淡，要以某种姿态抵挡乃至压倒那冷淡的威胁，自卑于是积累起怨愤，怨愤再加倍地繁衍自卑——这就是画家Ｚ。相反，若是梦想着世间不再有那样的冷淡，梦想着，被那冷淡雕铸的怨愤终于消散，所有失望过和傲慢过的心灵都能够相互贴近，那就是爱的期盼。甚至纯真的心从不多看那冷淡一眼，惟热盼着与另外的心灵沟通，不屈不挠地等待，走遍一生去寻找，那就是爱的路程。
爱，与喜欢混淆得最严重。“我爱你”，可能是表达着一次真正的爱情，也可能只是好色之徒的口头禅，还可能是各有所图的一回交易。喜欢，好东西谁不喜欢？快乐的事谁不喜欢？没有理由谴责喜欢，但喜欢与爱的情感不同。爱的情感包括喜欢，包括爱护、尊敬和控制不住，除此之外还有最紧要的一项：敞开。互相敞开心魂，为爱所独具。这样的敞开，并不以性别为牵制，所谓推心置腹，所谓知己，所谓同心携手，是同性之间和异性之间都有的期待，是孤独的个人天定的倾向，是纷纭的人间贯穿始终的诱惑。
所以爱是一种心愿，不在街上和衣兜里，也不在储蓄所。睁着俩眼向外找，可以找到救济（包括性方面的救济），仅此而已。
爱却艰难，心魂的敞开甚至危险。他人也许正是你的地狱，那儿有心灵的伤疤结成的铠甲，有防御的目光铸成的刀剑，有语言排布的迷宫，有笑靥掩蔽的陷阱。在那后面，当然，仍有孤独的心在战栗，仍有未熄的对沟通的渴盼。你还是要去吗？不甘就范？那你可要谨慎，以孤胆去赌——他人即天堂，甚至以痛苦去偿你平生的夙愿。爱不比性的地方正在这里，性惟快乐，爱可没那么轻松。
经过电子游戏厅，看见痴迷又疲惫的玩客，仿佛是见了人间的模型。变幻莫测的游戏是红尘的引诱，一台台电脑即姓名各异的肉身。你去品尝红尘，要先具肉身——哪一样快乐不是经由它传递？带上足够的本金去吧，让欲望把定一台电脑，灵魂就算附体了，你就算是投了胎，五光十色的屏幕一亮你已经落生人间。孩子们哭闹着想进游戏厅，多像一块块假宝玉要去作“红楼梦”。欲望一头扎进电脑，多像灵魂钻进了肉身？按动键盘吧，学会入世的规矩。熟练指法吧，摸清谋生的门道。谢谢电脑，这奇妙的肉身为实现欲望接通了种种机会——你想做英雄吗？这儿有战争。想当领袖吗？这儿有社会。想成为智者？好，这儿有迷宫。要发财这儿有银行可抢。要拈花惹草这儿有些黄色的东西您看够不够？要赌博？咳呀那还用说，这儿的一切都是赌博。
你玩得如醉如痴，噼里啪啦到噼里啪啦，到本金告罄，到游戏厅打烊，到老眼昏花，直到游戏日新月异踏过你残老的身体，这时似乎才想起点别的什么。什么呢？好像与快乐的必然结束有关。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犹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不过这一个铁生，最根本的性质我看是两条，一为自卑（怕），二为欲念横生（要）。谁先谁后似不分明，细想，还是要在前面，要而惟恐不得，怕便深重。
散文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没法说它是什么，只可能说它不是什么。因此它存在于一切有定论的事物之外，准确说，是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定论之外。在白昼筹谋已定的种种规则笼罩不到的地方，若仍漂泊着一些无家可归的思绪，那大半就是散文了——写出来是，不写出来也是。但它不是收容所，它一旦被收容成某种规范，它便是什么了。可它的本色在于不是什么，就是说它从不停留，惟行走是其家园。它终于走到哪儿去谁也说不清。我甚至有个近乎促狭的意见：一篇文章，如果你认不出它是什么（文体），它就是散文。譬如你有些文思，不知该把它弄成史诗还是做成广告，你就把它写成散文。可是，倘有一天，人们夸奖你写的是纯正的散文，那你可要小心，它恐怕是又走进某种定论之内了。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人，不能光是活着，不能光是以其高明的生产力和非凡的忍受力为荣。比如说，活着，却没有爱情，你以为如何？当爱情被诗之歌之，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时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却有一些人活在爱情之外，这怎么说？而且，这样的“之外”竟常常被看作正当，被默认，了不起是在叹息之后把问题推给命运。所以，这样的“之外”，指的就不是尚未进入，而是不能进入，或者不宜进入。“不能”和“不宜”并不写在纸上，有时写在脸上，更多的是写在心里。常常是写在别人心里，不过有时也可悲到写进了自己的心里。
性在摆脱了繁殖的垄断之后，已经成长为一种语言，已经化身为心灵最重要的表达与祈告了。当然是表达爱愿。当然是祈告失散的心灵可以团圆。这样的欲望会因为生理的残疾而障碍吗？笑话！渴望着爱情的人你千万别信那一套！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视他人之疑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你一定能找到你的方式，一定能以你残损的身体表达你美丽的心愿，一定可以为爱的祈告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性语言。史铁生和我，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不能这样。也许，这样的能力，惟那无言的坚壁可以扼杀它，可以残废它。但也未必，其实只有残疾人自己的无言忍受、违心屈从才是其天敌。
残疾人以及所有的人，固然应该对艰难的生途说“是”，但要对那无言的坚壁说“不”，那无言的坚壁才是人性的残疾。福柯在同一部书中，开宗明义地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志健全。”而能够打破这禁闭的，能够揭穿这无形共谋的，是爱的祈告，是唤起生命的艺术灵感，是人之“诗意的栖居”。
现实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而偏离了上帝之爱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会价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潇洒），以及物质的拥有。若非这样的现实，爱情本不必特特地受到赞美。倘博爱像空气一样均匀深厚，为什么要独独地赞美它的一部分呢？但这样的现实并未如愿消散，所以爱情脱颖而出，担负起爱的理想。它奋力地拓开一片晴空，一方净土，无论成败它相信它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一种象征，一路先锋。它以其在，表明了亘古的期愿不容废弃。
博爱是理想，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像在现实的强大包围下一个谛听神喻的时机，上帝以此危险性最小的1对1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暗示人们：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了，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二十多年前，残疾人史铁生改变了几次主意之后，选中了写作。当时我真不知这会把他带到哪儿去，就是说，连我都不知道那终于会是一个陷阱还是一条出路。我们一起坐在地坛的老柏树下，看天看地，听上帝一声不响。上帝他在等待。前途莫辨，我只好由着史铁生的性子走。福祸未卜很像是赌徒的路，这一点由他当时的迷茫可得确证。他把一切希望都压在了那上面，但一直疑虑重重。比如说，按照传统的文学理论，像他这样寸步难行的人怎么可能去深入生活？像他这么年轻的人，有多少故事值得一写？像他这么几点儿年纪便与火热的生活断了交情的人，就算写出个一章半节，也很快就要枯竭的吧，那时可怎么办？我记得他真吓得够呛，哆嗦，理论们让他一身一身地冒汗——见过就要输光的赌徒吗？就那样儿。他一把一把地赌着，尽力向那些理论靠拢，尽力去外面拾捡生活，但已明显入不敷出，眼看难以为继。
他所以能够走过来，以及能在写作这条路上走下去，不谦虚地说，幸亏有我。
我不像他那么拘泥。
就在赌徒史铁生一身一身地出汗之际，我开始从一旁看他，从四周看他，从远处甚至从天上看他，我发现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疑问，从里到外根本一个谜团。我忽然明白了，我的写作有他这样一个原型差不多也就够用了，他身上聚集着人的所有麻烦。况且今生今世我注定是离不开他了，就算我想，我也无法摆脱他到我向往的地方去，譬如乡下，工厂，以及所有轰轰烈烈的地方。我甚至不得不通过他来看这个世界，不得不想他之所想，思他之所思，欲他之所欲。我优势于他的仅仅是：他若在人前假笑，我可以在他后面（里面）真哭——关键的是，我们可以在事后坦率地谈谈这他妈的到底怎么回事！谁的错儿？
历史可由后人在未来的白昼中去考证，写作却是鲜活的生命在眼前的黑夜中问路。你可以不问，跟着感觉走，但你要问就必不能去问尸骸，而要去问心流。这大约就是克尔凯戈尔所说的“主观性真理”。他的意思是：“在这些真理中，是不存在供人们建立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合法的任何客观准则的，这些真理必须通过个体吸收、消化并反映在个体的决定和行动上。主观性真理不是几条知识，而是用来整理并催化知识的方法。这些真理不仅仅是关于外部世界的某些事实，而且也是发扬生命的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依据。”
艺术，原是要在按部就班的实际中开出虚幻，开辟异在，开通自由，技法虽属重要但根本的期待是心魂的可能性。便是写实，也非照相。便是摄影，也并不看重外在的真。一旦艺术，都是要开放遐想与神游，且不宜搭乘已有的专线。
“像不像”的评价，还是对形的要求，对表层生活的关注，心魂的辽阔与埋藏倒被忽视。
所以中国的舞台上与中国的大街上总是很像。中国的演员，功夫多下在举首投足、一颦一笑的像上。中国观众的期待，更是被培养在这个像字上。于是，中国的艺术总是以像而赢得赞赏。极例是“文革”中的一个舞蹈《喜晒战备粮》：一群女孩儿不过都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跳到台上去筛一种想像中的谷物。筛来筛去，这我在农村见过，觉得真像，又觉得真没劲——早知如此，给我们村儿的女子们换身衣裳不得了？想来我们村儿的女子们倒更要活泼得多了。还有所谓的根雕，你看去吧，好好的天之造物，非得弄得像龙像凤，像鹰像鹤，偏就不见那根须本身的蓬勃与呼啸。还是一个“像”字作怪。“不肖子孙”所以是斥责，就因其不像祖宗，不按既定方针办。龙与鹤的意思都现成，像就是了，而自然的蓬勃与呼啸是要心魂参与创造的，而心魂一向都被忽视。
说艺术之真有可能成为伪善的借口，成为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这可信。但因此就将实际之真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却不能接受。
“艺术源于生活”，我曾以为是一句废话——工农兵学商，可有哪一行不是源于生活吗？后来我明白，这当然不是废话，这话意在消解对实际生活的怀疑。
有位大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他不知道“匡正”也是源于生活？料必他是看出了“源于生活”要么是废话，要么就会囿于实际，使心魂萎缩。
粉饰生活的行为，倒更会推崇实际，拒斥心魂。因为，心魂才是自由的起点和凭证，是对不自由的洞察与抗议，它当然对粉饰不利。所以要强调艺术的不能与实际同流。艺术，乃“于无声处”之“惊雷”，是实际之外的崭新发生。
“匡正”，不单是针对着社会，更是针对着人性。自由，也不仅是对强权的反抗，更是对人性的质疑。文学因而不能止于干预实际生活，而探问心魂的迷茫和意义才更是它的本分。文学的求变无疑是正当，因为生活一直在变。但是，生命中可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吗？这才是文学一向在询问和寻找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只是为人提供了今非昔比的道具，马车变成汽车，蒲扇换成空调，而其亘古的梦想一直不变，上帝对人的期待一直不变。为使这梦想和期待不致被日益奇诡、奢靡的道具所湮灭，艺术这才出面。上帝就像出题的考官，不断变换生活的题面，看你是否还能从中找出生命的本义。
对于科学，后人不必重复前人，只需接过前人的成就，继往开来。生命的意义却似轮回，每个人都得从头寻找，惟在这寻找中才可能与前贤汇合，惟当走过林莽，走过激流，走过深渊，走过思悟一向的艰途，步上山巅之时你才能说继承。若在山腰止步，登峰之路岂不又被埋没？幸有世世代代不懈的攀登者，如西绪福斯一般重复着这样的攀登，才使梦想照耀了实际，才有信念一直缭绕于生活的上空。
“艺术高于生活”，似有些高高在上，轻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让人不爱听。再说，这“高于”的方向和尺度由谁来制定呢？你说你高，我说我比你还高，他说我低，你说他其实更低，这便助长霸道，而霸道正是瞒与骗的基础。那就不如说“艺术异于生活”。“异”是自由，你可异，我亦可异，异与异仍可存异，惟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
不过，“异”主要是说，生理的活着基本相同，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异，物质的享受必趋实际，而心魂的眺望一向都在实际之外。
看看另一种信仰是怎么说吧：人是生而有罪的。这不仅是说，人性先天就有恶习，因而忏悔是永远要保有的品质，还是说，人即残缺，因而苦难是永恒的。这样的话不大招人喜欢，但却是事实（非人之所愿，恰神之所为）。不过，要紧的还不在于这是事实，而在于因此信仰就可能有了非同凡响的方向。
看见苦难的永恒，实在是神的垂怜——惟此才能真正断除迷执，相信爱才是人类惟一的救助。这爱，不单是友善、慈悲、助人为乐，它根本是你自己的福。这爱，非居高的施舍，乃谦恭地仰望，接受苦难，从而走向精神的超越。这样的信仰才是众妙之门。其妙之一：这样的一己之福人人可为，因此它又是众生之福——不是人人可以无苦无忧，但人人都可因爱的信念而有福。其妙之二：不许诺实际的福乐，只给人以智慧、勇气和无形的爱的精神。这，当然就不是人际可以争夺的地位，而是每个人独对苍天的敬畏与祈祷。其妙之三：天堂既非一处终点，而是一条无终的皈依之路，这样，天堂之门就不可能由一二强人去把守，而是每个人直接地谛听与领悟，因信称义，不要谁来做神的代办。
任何宗教或信仰，我看都该分清其源和流。一则，千百年中，源和流可能已有大异。二则，一切思想和智慧必是以流而传之，即靠流传而存在。三则，惟在流中可以思源，可以有对神性的不断的思悟，而这样的思悟才是信仰之路。我是说，要看重流。流，既可流离神性，也可历经数代人的思悟而更其昭然，更其丰沛浩荡。
精神，当其仅限于个体生命之时，便更像是生理的一种机能，肉身的附属，甚至累赘（比如它有时让你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但当他联通了那无限之在（比如无限的人群和困苦，无限的可能和希望），追随了那绝对价值（比如对终极意义的寻找与建立），他就会因自身的局限而谦逊，因人性的丑陋而忏悔，视固有的困苦为锤炼，看琳琅的美物为道具，既知不断地超越自身才是目的，又知这样的超越乃是永远的过程。这样，他就不再是肉身的附属了，而成为命运的引领——那就是他已经升华为灵魂，进入了不拘于一己的关怀与祈祷。所以那些只是随着肉身的欲望而活的，你会说他没有灵魂。
根据什么都不如根据记忆，惟记忆可使你在一具“纵使相逢应不识”的肉身中认出你曾熟悉的那个人。根据你的记忆唤醒我的记忆，根据我的记忆唤醒你的记忆，当我们的记忆吻合时，你认出了我，认出了此一史铁生即彼一史铁生。可我们都记忆起了什么呢？我曾有过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背后我曾有过的思想、情感、心绪。对了，这才是我，这才是我这个史铁生，否则他就是另一个史铁生，一个也可以叫做史铁生的别人。就是说，史铁生的特点不在于他所栖居过的某一肉身，而在于他曾经有过的心路历程，据此，史铁生才是史铁生，我才是我。不信你跟那个克隆货聊聊，保准用不了多一会儿你就糊涂，你就会问：哥们儿你到底是谁呀？这有点儿“我思故我在”的意思。
我常想，一个好演员，他/她到底是谁？如果他/她用一年创造了一个不朽的形象，你说，在这一年里他/她是谁？如果他/她用一生创造了若干个独特的心魂，他/她这一生又是谁呢？我问过王志文，他说他在演戏时并不去想给予观众什么，只是进入，我就是他，就是那个剧中人。这剧中人虽难免还是表演者的形象，但这似曾相识的形象中已是完全不同的心流了。
所以我又想，一个好演员，必是因其无比丰富的心魂被困于此一肉身，被困于此一境遇，被困于一个时代所有的束缚，所以他/她有着要走出这种种实际的强烈欲望，要在那千变万化的角色与境遇中，实现其心魂的自由。
艺术家都难免是这样，乘物以游心，所要借助和所要克服的，都是那一副不得不有的皮囊。以美貌和机智取胜的，都还是皮囊的奴隶。最要受那皮囊奴役的，莫过于皇上；皇上一旦让群臣认不出，他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凡高是“向日葵”，贝多芬是“命运”，尼采是“如是说”，而君王是地下宫殿和金缕玉衣。
科学的要求是真实，信仰的要求是真诚。科学研究的是物，信仰面对的是神。科学把人当做肉身来剖析它的功能，信仰把人看作灵魂来追寻它的意义。科学在有限的成就面前沾沾自喜，信仰在无限的存在面前虚怀若谷。科学看见人的强大，指点江山，自视为世界的主宰，信仰则看见人的苦弱与丑陋，沉思自省，视人生为一次历练与皈依爱愿的旅程。自视为主宰的，很难控制住掠夺自然和强制他人的欲望，而爱愿，正是抵挡这类欲望的基础。但科学，如果终于，或者已经，看见了科学之外的无穷，那便是它也要走进信仰的时候了。而信仰，亘古至今都在等候浪子归来，等候春风化雨，狂妄归于谦卑，暂时的肉身凝成不朽的信爱，等候那迷恋于真实的眼睛闭上，向内里，求真诚。
人与人之间是这样，群、族乃至国度之间也应该是这样——异，不是要强调隔离与敌视，而是在呼唤沟通与爱恋。总是自己恋着自己，狭隘不说，其实多么猥琐。党同伐异，群同、族同乃至国同伐异，我真是不懂为什么这不是猥琐而常常倒被视为骨气？我们从小就知道要对别人怀有宽容和关爱，怎么长大了倒糊涂？作为个人，谦虚和爱心是美德，怎么一遇群、族、国度就要以傲慢和警惕取而代之？外交和国防自然是不可不要，就像家家门上都得有把锁，可是心里得明白：这不是人类的荣耀，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千万别把这不得已而为之看成美德，一说“我们”便意味着迁就和表彰，一提“他们”就已经受了伤害。
听说有个人称“易侠”的人，《易经》研究得透彻，不仅可以推算过去，还能够预测未来。我先是不信，可是说的人多了，有的还是亲身体验，我便将信将疑地有些怕——倘那是真的，岂不是说未来早都安排妥当，那人的努力还有什么用处？再那么认真地试图改变什么岂不是冒傻气？但后来想想，也没什么可怕，未来的已定与未定其实一样，未定得往前走，已定也还是得往前走，前面呢，或一个死字挡道，或一条无限的路途。这就一样了——反正你在过程之外难有所得。
我写过，神之下凡与人之下放异曲同工，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很可能“改造客观世界”倒是瞎说，前面终于是死亡或无限，你改造什么？而“改造主观世界”确凿是你躲不开的工作。比如戏剧，演员身历其境，其体会自然与旁观者的不同。下凡或下放大约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下去吧，亲身经历一回，感受会不一样。倘“易侠”的预测真的准确，就更可以坚定这改造的决心了——是呀，剧本早都写好了，演员的责任就很明确：把戏演好，别的没你什么事。何谓演好？就是在那戏剧的曲折与艰难中体会生命的意义，领悟那飘荡在灯光与道具之上的戏魂，改变你固有的迷执。
爱因斯坦说：“凡是涉及实在的数学定律都是不确定的，凡是确定的定律都不涉及实在。”因为，任何实在，都有着比抽象（的定律）更为复杂的牵系。各种科学的路线，都是要从复杂中抽象出简单，视简单为美丽，并希望以此来指引复杂。但与此同时，它也就看见了抽象与实在之间其实有着多么复杂的距离。而文学，命定地是要涉及实在，所以它命定地也就不能信奉简单。人类所以创造了文学，就是因为在诸多科学的路线之外看见了复杂，看见了诸学所“不涉及”的“实在”，看见了实在的辽阔、纷繁与威赫。所以，文学有理由站出来，宣布与诸学的背道而驰，即：不是从复杂走向简单，而是由简单进入复杂。因此我常有些很可能是偏颇的念头：在看似已然明朗的地方，开始文学的迷茫路。
文如其人，这话并不绝对可信。文，有时候是表达，是敞开，有时候是掩盖，是躲避，感人泪下的言词后面未必没有隐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常在渴望表达的时候却做了很多隐藏，而且心里明白，隐藏的或许比表达的还重要。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心里明白却还要隐藏？知道那是重要的却还要躲避？
不久前读到陈家琪的一篇文章，使我茅塞顿开。他说：“‘是人’与‘做人’在我们心中是不分的；似乎‘是人’的问题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要讨论的只是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又说：“‘做人’属于先辈或社会的要求。你就是不想学做人，先辈和社会也会通过教你说话、识字，通过转换知识，通过一种文明化的进程，引导或强迫你去做人。”要你如何做人或标榜自己是如何做人的文学，其社会势力强大，不由得使人怕，使人藏，使人不由地去筹谋一种轻盈并且安全的心情；而另一种文学，恰是要追踪那躲避的，揭开那隐藏的，于是乎走进了复杂。
人以一个孤独的音符处于一部浩瀚的音乐中，难免恐惧。这恐惧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心愿，却不知道别人的心愿；他知道自己复杂的处境与别人相关，却不知道别人对这复杂的相关取何种态度；他知道自己期待着别人，却没有把握别人是否对他也有着同样的期待；总之，他既听见了那音乐的呼唤，又看见了社会美德的阴沉脸色。这恐惧迫使他先把自己藏起来，藏到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的地方去。但其实这不可能，他既藏了就必然知道藏了什么和藏在了哪儿，只是佯装不知。这，其实不过是一种防御。他藏好了，看看没什么危险了，再去偷看别人。看别人的什么呢？看别人是否也像自己一样藏了和藏了什么。其实，他是要通过偷看别人来偷看自己，通过看见别人之藏而承认自己之藏，通过揭开别人的藏而一步步解救着自己的藏——这从恋人们由相互试探到相互敞开的过程，可得证明。是呀，人，都在一个孤独的位置上期待着别人，都在以一个孤独的音符而追随那浩瀚的音乐，以期生命不再孤独，不再恐惧，由爱的途径重归灵魂的伊甸园。
灵魂与思想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任何思想都是有限的，既是对着有限的事物而言，又是在有限的范围中有效。而灵魂则指向无限的存在，既是无限的追寻，又终归于无限的神秘，还有无限的相互干涉以及无限构成的可能。因此，思想可以依赖理性。灵魂呢，当然不能是无理性，但他超越着理性，而至感悟、祈祷和信心。思想说到底只是工具，它使我们“知”和“知不知”。灵魂则是归宿，它要求着爱和信任爱。思想与灵魂有其相似之处，比如无形的干涉。但是，当自以为是的“知”终于走向“知不知”的谦恭与敬畏之时，思想则必服从乃至化入灵魂和灵魂所要求的祈祷。但也有一种可能，因为理性的狂妄，而背离了整体和对爱的信任，当死神必临之时，孤立的音符或段落必因陷入价值的虚无而惶惶不可终日。
平均不是平等。平等是说人的权利，大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均单讲收获，各位请在终点上排齐。平等，应该为能力低弱或起步艰难的人提供优越条件，但不保证所有的人一齐撞线。平均却可能鼓励了贪懒之徒，反正最后大家都一样。平均其实是物质至上的，并不关涉精神；精神可怎么平均？比如自由和爱情，怎么平均？平均只可能是一个经济概念，均贫富。平等则指向人的一切权利。平等的信念必然呼唤法治，而平均的热情多半酝酿造反。这样的造反当然不会造出法治，只不过再次泄露“宝葫芦的秘密”——分田分地真忙。但这样忙过之后怎样了呢？我曾在陕北插队，那是个特殊的地方，解放得早，先后有过两次土改：第一次均贫富之后不久，又出现了新贫农和新富农，于是又来了一次。这有点儿像孩子玩牌，矫情，一瞧要输就推倒重来。这样的玩法不可再三，再三的结果是大家都变得懒惰、狡猾；突出的事例是，分到田的人先都把田里的树伐作自家的木材，以期重新发牌时不会吃亏。可后来发现这其实白搭，再洗牌时所有的地里都只剩着黄土了。
必须接受人的罪性。人性并不那么清洁和善美。但幸而，人性中还埋藏着可以开掘的几分明智。这明智并不就是清洁和善美，但因其能够向往清洁和善美，能够看见人的残缺与丑陋，于是能够指望他建立起信仰，以及建立起一种叫做法律的东西，以此弥补人性的残缺，监视和管束人性的丑陋。
法律实出无奈，既是由于人的丑陋，当然也是出于人的爱愿。
尴尬是一种可贵的能力。因为，反躬自问是一切爱愿和思想的初萌。要是你忽然发现你处在了尴尬的地位，这不值得惊慌，也最好不要逃避，莫如由着它日日夜夜惊扰你的良知，质问你的信仰，激活你的思想；进退维谷之日正可能是别有洞天之时，这差不多能算规律。
比如说，法律，正就是爱愿于尴尬之后的一项思想成果。而且肯定，法律的每一次完善，都是爱愿几经尴尬之后的别开生面。斥骂的畅快，往好里说是童言无忌，但若挺悠久的一种文化总那么孩子气，大半也不是好兆。比如说，那就为诘问备好了麻木，以愤怒代替了思考，尴尬倒是没了，可从此爱闹脾气。反躬自问越少，横眉冷对越多，爱愿消损，思想萎钝，规则一旦荒芜，比如说足球吧，怎么踢呢？很可能就会像一个自闭的儿童，抱了皮球，一脚一脚地朝着墙壁发狠，魔魔道道地自说自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