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ctionary's Handbook by Mesquita,B.B.D and Smith,A.
《独裁者手册：为什么坏行为几乎总是好政治》 梅斯奎塔·史密斯
描述政客或企业精英犯下的可怖之事的报道，总有一种围观起哄的恶趣味，它们会让我们以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不会重蹈覆辙。这些报道致使我们将恶行归咎于那些犯错的人，那些人不知怎的就莫名其妙有权做出重大以及极糟的决策。我们自信满满，绝不会像为了留住权力而轰炸本国人民的利比亚领导人穆阿玛尔·卡扎菲那样行事。我们看到在肯尼斯·雷的领导下安然公司的雇员、退休人员和股东们遭受的巨大损失，自忖我们不会像肯尼斯·雷。我们看着每个事件，认为它们不过是各不相同、无典型特征的异常特例而已。实际上，它们都由政治的逻辑、支配统治者的规则所控制。
政治专家和新闻巨头们使我们对这些规则一无所知。他们满足于谴责作恶者，却未曾探究为什么政治和商业世界会襄助恶棍，或将好人变成无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仍在询问这些老问题。在法老们发现了如何储存谷物的3500年之后，我们仍然惊讶于非洲因干旱引起的普遍食物短缺。我们仍然为发生在诸如海地、伊朗、缅甸、斯里兰卡的毁灭性地震和海啸而震惊不已，也为发生在北美和欧洲的也许程度较轻的自然灾害而震惊。我们仍然为民主领袖与专制暴君们握手寒暄和眉来眼去而感到不安，因为这某种意义上是在纵容鼓励。
政治不过是领导人玩的一种游戏，如果我们了解了规则，它将成为我们能赢的游戏。
了解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和理由，是使其改善的第一步和至关重要的一步。
首先，政治就是获得和维持政治权力。它与“我们，人民”的普遍幸福无关。其次，确保政治生存的最好方式是只依靠少数人来上位和在位。这意味着，那些拥有一批同伙可以依靠的独裁者——常常寿终正寝——比民主人士更容易常年掌权。第三，当这个同伙小集团明白外面还有大把人排队等着取而代之大吃公家饭，最高领导层就具有了如何花钱、如何征税的巨大自由裁量权。所有这些税入和自由裁量权为很多领导人大开窃国之门，很少人为公共利益着想。它也意味着大大增加了在位期限。第四，依靠一个支持者小联盟，领导人可以放手大肆提高税率，正如贝尔那样。征收重税很容易激起民愤，也如贝尔市发生的那样。当然，在贝尔市，人们奋起抗争并终结里佐统治很容易，因为他们拥有至关重要的基本权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我们将看到治理结构和经济运行方式如何影响到人们拥有权利的多寡，而这相应地将决定人们是否能走上街头，是否能成功策动变革，正如近来我们在中东部分地区看到的那样，或者如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样，人民依然被压迫。
凡是在事关政治的地方，意识形态、国籍和文化远没有那么要紧。我们越快放弃思考或谈论诸如“美国应该……”、“美国人民要求……”或“中国政府应该……”这样的句子，我们就越能更好地理解政府、企业和所有其他组织形式。在对待政治时，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于思考和谈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领导人的行为和利益，而不是思考和谈论那些含糊不清的理念如国家利益、共同福祉、普遍福利等。一旦我们开始思考是什么因素帮助领导人获取和维持权力，我们也将明白如何去矫正政治。政治，正如所有的生活，是关于个人的。每个人都致力于去做对自己有利的事，而不是对他人有利的事。
有三种办法能除掉一名在位者。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的一个，就是巴望该领导人自己死掉。第二，如果没那么凑巧的话，挑战者可以开出足够诱人的价码收买在位者的核心联盟成员，使他们转投到挑战者的大计中来。第三，现存的政治体制可以被外部力量压垮，无论是军事上被外国打败，还是革命和叛乱，这种情况下人民会起来造反，摧毁现有制度。
尽管造反需要技巧和协作，它的成功最终极大依赖于联盟的忠诚，更准确点讲，是人们对旧政权忠诚的缺失。
领导人被废黜的最无可避免、从而也是第一大的风险就是一个谁都躲不了的简单事实：人都会死。死掉的领导人没法给他的联盟报偿。快死的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同样严重。一旦关键支持者得知领导人快死了，他们就知道必须另找新人确保财源不断。这是将不治之症秘而不宣的一个好理由，因为不治之症必然会导致某些人蠢蠢欲动，不管是致胜联盟内部成员或是外部看到机会想要一举改朝换代的人。
垂死的状态常常导致政治死亡。悲伤的事实是：在一个独裁国家如果你想上台的话，与其想方设法医治国家的弊病，还不如偷到在位者的病历。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美洲豹太阳下》：一旦你王冠加顶，王座就是你安坐之处，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动别动。你以前所有的人生不过是等待成为国王，现在你已经是国王，你只需统治。没有这长久的等待成何统治？等待你被废黜，不得不与王座、权杖、王冠和你的脑袋告别的时刻。
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无论一名专制统治者将他的联盟打造得如何好，重要的是要让联盟本身失衡。熟悉会产生蔑视。如前所述，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选举根本不算数，然而人们还是要随大流。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假如一场选举的结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这样的选举何来合法性？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穆加贝：如果说过去我将你视作敌人，今天你已经成为朋友和同盟者，和我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忠诚、权利和职责。如果过去你恨我，你现在无法回避我们彼此之间的爱的纽带……让我们将过去一笔勾销……过去的罪行现在应该原谅和忘却。假如我们非要回顾过去，也只是为了从过去吸取教训，那就是压迫和种族主义这样的不平等绝对不能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过去白人掌权时压迫我们，所以现在黑人掌权时就应该压迫白人，这点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罪行就是罪行，无论是白人对黑人犯下的还是黑人对白人犯下的。
鼓励领导人采取自由化政策的最简单方式是迫使他依赖税收来获得收入。一旦做到这一点，在位者将无法再压迫人民，否则人民就拒绝工作。
有效的税收要求人民有工作积极性，但如果人们被剥夺了诸如与同伴一起集会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就将无法有效地生产——言论自由使得人们可以谈论思考很多事，包括如何建设更有效率的工作环境，以及如何减轻政府管制对工人造成的压力。
威廉·华兹华斯：无论获取与花费，我们损耗了力量。
快乐的、得到良好照料的人民不太可能造反。让民众富裕和愉快，他们就不太可能起而反对你。然而似乎同样正确的是，病怏怏的、忍饥挨饿和无知的人民也不太可能造反。有些国家的民众似乎就完全安顺，他们将敬爱的领袖奉若神明，将他视作任何他们拥有的粗劣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谁会进行革命？是了不起的中间派，是那些既不穷困潦倒也未被娇纵的人。前者太弱，畏惧造反；后者心满意足，没理由造反。确实，只有广大的中间派才对政权稳定及其领导人真正构成威胁。于是，精明的领导人要搞资源平衡，一方面让联盟成员满意，另一方面让人民刚好愿意去生产所需财富以养肥核心支持者和在位领导人。
那些依赖小联盟的国家领导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说辞是，能够促进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权利太奢侈——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特别是集会自由——只可能在获得经济繁荣之后才能让民众享有，而不是之前。这看上去正是那些让人民受穷受迫的领导人们的自私主张。
许多经济学家得出了与独裁者们相同的结论，尽管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不少经济学家持有的国家应该先富裕再自由的观点来源于他们对于政治的思考方式。他们觉得政治充满太多矛盾于摩擦，恨不能将其一笔勾销，而不是去认真对待。
毫无疑问，富裕是好事，世界上不少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但依赖大型联盟才是这些国家拥有高质量生活的强有力解释，即便现在不富裕，它也预示着将来的富裕。相形之下，经济增长和成功看来并不能确保国家治理的改善，实际上反倒有可能产生阻碍。
所有政治领导人为什么都不赞成开放的中等学校入学权利呢，在这里学生们不是能够学到高一级的数学、科学、语言、文学、历史和社会思想吗？答案很简单。这些都是危险的公共物品，必须小心得给予。没有必要有那么多拥有技能、但为独裁政权贡献收入又非绝对必需的人。举例来说，渴望长久掌权的独裁者干嘛要为那些不大可能为联盟的财富和安全做出贡献的人开放中等学校？数学和科学在独裁国家是很棒的学科，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则是民主国家的学科。
尽管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这样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很便宜就能提供，独裁者们却视之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毫无疑问，民主领导人也巴不得避开这些自由权利，因为这是这些公共物品使得竞争对手组织起来推翻他们变得容易。但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无法规避这些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无法保证很大数量的人们拥有自由言说、阅读、书写的权利、能够聚在一起自由探讨和辩论，他们将不可能聚集起一个致胜联盟。民主领导人必须倾听选民的声音，回应选民的期望，不然就有别人会上台来做。
而当领导人依赖的是一个很小的党羽联盟，联盟成员通过贪腐和营私舞弊而发财，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不会冒着失去这些财富的危险要求领导人把钱从他们的口袋挪走，投到有效的公共政策上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很乐意限制公共物品的提供，特别是自由。
贪腐是小联盟领导人的好帮手，实际上，为党羽们提供贪污、贿赂机会和其他私人好处，有助于领导人维持权位。提供相似的好处会让民主领导人丢掉乌纱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总是由小联盟领导。
在小联盟国家，警察工资很低是一个普遍现象。粗略想想，这似乎很令人意外。警察对于一个政权的生存非常重要。警官被赋予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经常表现为镇压反政府示威，打击反政府活动分子头目。要鼓励这种行为需要警察要么对政府高度忠诚，要么必须得到很好的报偿。但与其他地方一样，腐败的逻辑发挥了更复杂的作用。
尽管私人报偿可以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警察，补偿警察忠诚表现——包括愿意镇压同胞——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
政治人物可以推出各种立法和行政监管措施来揪出和监控腐败行为。对选民来说，这看上去挺棒的。但是，这些措施要么只是门面功夫，背后的勾当一如既往；要么成为用来对付政敌的武器。烟雾弹或猎巫行为都无法消除腐败。但如果让政治领导人对更多的人负责，政治就将成为良好的理念的竞争，而不再是贿赂和腐败的竞争。当然，领导人不愿意负更多责任，因为这将缩短他们的在位期，减少他们的自由裁量权。
援助的主要目的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减轻受援国的贫困或惨境；它的目的是让援助国的选民过得更好。外援无法消除贫困并非是因为援助国给穷鬼提供的钱太少。倒不如说援助国给的钱正合适，因为它的目标是提升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使其下次继续选举现任领导人。相似地，援助也并非给到了错误的人手上，即给到了盗用的政府而没给到懂得正确利用援助的地方企业主或慈善机构。没错，是有大量援助给了腐败的受援国政府，但这是有意为之的，并非出于偶然或无知。援助之所以要给这些盗用的政府恰恰是因为这些政府会出卖本国人民以换取自己的政治安全。援助国愿意给它们提供这种安全以换取政策，这些政策反过来提升了援助国本国选民的福利，从而让援助国政府也更加安全。
事实就是，对世界来说，援助只有微利却有百害。除非进行调整，援助将继续成为带来负面后果的恶魔的利器——不仅如此，善良的人们将继续推动对外援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却看不到外援伤害了世界上许多本该过上更好生活的穷人。
评估援助有效性的最明智的标准就是问有多少人获得了帮助，而不是问花了多少钱或挖了多少口井、建了多少所学校、为多少村庄通上电。非政府组织通过计算花了多少钱来评估它们的效能，但这却是一个有缺陷的标准。它会鼓励慈善机构去帮助最容易触及到的人和更可预见的项目，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那些很难触及到的人也许正是需求最迫切的人。以多少人获得帮助为标准，则会鼓励援助机构投身于本来应由政府去实施的项目。别忘了非政府组织最成功的方面就是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如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这些服务甚至独裁者都想提供。当援助资金被拿去替代政府开支，那么只有极少数人甚至没有人会真正得到帮助，除非政府把这些不受监管的资金投入其他造福大众的项目。当然，政府不会这么做。他们把钱拿去巩固政治地位和加强核心支持者的忠诚度。
援助是收买影响力和政策的手段。除非我们人民真正重视穷国的发展和愿意做出有意义的牺牲，援助在达成宣称的目标方面将继续失败。民主领导人并非凶残的野蛮人，他们只是想保住工作，为此他们必须奉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尽管某些人嘴上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说辞，实际上我们多数人想要便宜的汽油甚于西非或中东的真正改变。我们的领导人尽力奉行我们想要的政策，我们真不该抱怨太多。毕竟，这就是民主制的一切。
G·M·吉尔伯特《纽伦堡日记》：普通人天生不喜欢战争……但，毕竟是国家的领导人在决定政策；把人民拖进战争永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无论是在民主国家或法西斯独裁国家，或议会国家，再或是其他类型独裁国家……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敌人打过来了，然后谴责和平主义分子缺乏爱国心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这套方法在任何国家都管用……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
我们永远不要让对完美的追求阻碍我们做出小的改善。对于一个完美世界的各种乌托邦梦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乌托邦。幻想为所有人打造一个完美世界纯粹是浪费时间，它是个借口，用来逃避做能够改善很多人生活的艰苦工作。
J.P.摩根：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
正如有的行为会促进有益的变革，有的行动却会阻碍进步。最普遍但最没用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选举。面临风险的领导人常常决定举行欺骗性的选举以给外界造成公开公正的印象。无须多言，虚假选举不会让一个国家产生更好的政策或给人民带来更多自由。相反地，虚假选举通过扩大可相互替代者集团但保持有影响者集团和不可或缺者集团不变，加大了统治者的权力。
当然，有意义的选举是人们的终极目标，但为了选举而选举绝不该成为目标。当国际社会敦促举行选举却不关注其到底有无意义，选举的结果无非是进一步巩固了一个肮脏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