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manent Record by Edward Snowden
《永久记录》爱德华•斯诺登
人生是什么？不只是我们说了些什么，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么。人生亦包括我们所喜爱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爱和相信的是联结，人际的联结，以及促成这些的科技。当然，这些科技也包括书籍。但对我这个世代而言，联结主要意味着使用互联网。
在你产生反感、明白互联网疯狂毒害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请你谅解，对我来说，在我认识互联网之时，它是很不一样的事物。网络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个无边界、无限制的社群；既有单一的声音，也有无数的声音，是一个已经有人垦殖但尚未遭到剥削的共同地带，各种各样的部落和睦相处，每个成员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姓名、历史和风俗习惯。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然而这种多数匿名造就的文化所产生的事实多于造假，因为重点在于创造与合作，而不是商业与竞争。当然，这中间也会有冲突，但善意与善念会胜过冲突----这正是真正的先驱精神。
如此一来，你便会明白，我说今日的网络是“无法辨识”的是什么意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变是一项有意识的改变，是少数特权人士的系统性努力的结果。在线发展电子商务的早期浪潮很快便成为泡沫，接着在 21 世纪之初终于破灭。在那之后，企业界意识到，人们在网络上的兴趣不仅在于消费，更在于分享，而且网络促成的人际联结是可以卖钱的。如果人们在网络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报告自己的近况，从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况，那么企业只需要设法将自己挤进这些社交互动中，再从中获利即可。
这便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开端，也是我原先所认知的网络的 终点。
如今，具有创造性的网络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 有个性的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 站----因为那需要持续的、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 Gmail账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有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产品而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 新产品了。
“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我们关注的事物、我们从事的活动、我们所在的地点、我们的欲望----我们揭露有关自己的一切，不论刻意还是非刻意，都受到监视并被暗中出卖，极力拖延随之而来的无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直到现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监视持续受到积极的鼓励，甚至得到众多政府的资助，渴望由此获得大量的情报。除了登录和金融交易，21 世纪初期所有的在线通信几乎都没有加密，这表示在许多时候，政府甚至不必为了想要知道他们的客户在干什么而去找企业，他们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监视整个世界。
美国政府在全然漠视开国宪章的情况下屈服于这种诱惑，而且一旦尝过这棵毒树的果实，便陷入狂热，无法自拔。暗地里，政府掌握着监视全民的权力，这种权威就定义上而言，对无辜者的伤害远大于对犯罪者的伤害。
直到我完全了解了这种监视及其伤害，我才惊觉，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全世界的民众都从不曾获准投票或是有机会表达我们对这种程序的意见。这种近乎全球范围的监视不仅未经我们同意便设立，而且刻意隐藏每个层面，不让我们知道。遭到变更的每一步程序与其后果都不让所有人知道，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我可以去找谁呢？我可以跟谁谈呢？泄露实情，即便是对律师或法官或国家，都会构成一项重罪，全盘揭露事实将会遭到联邦监狱终身监禁。
我感到迷惘，陷入忧郁，跟自己的良知斗争。我爱我的国家，我相信公共服务，我们全家、我们这个数个世纪以来的家族，多是一生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男男女女。我本人便宣誓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一个机构或一个政府，也支持与捍卫宪法，而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已惨遭蹂躏。现在，我不仅参与其中，还是干下这种勾当的人。那些工作，那些年----我究竟是为谁做事？我如何在雇用我的机构的秘密合约以及我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宣誓之间求取平衡？我应该对谁效忠？或者对什么效忠？在何种地步，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去违背法律？
回想那些立国原则，让我得到了答案。我明白，站出来向新闻记者揭露我的国家滥权的程度，并不是倡导什么激进的事，比如摧毁政府或是摧毁情报体系，而是重新追求政府以及情报体系自己确立的理想。
唯有对人民权利的尊重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自由，而我相信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界限，明确界定一个政府在何地及何时不得侵犯个人领域或个人自由----在美国革命时期叫作自由，在网络革命时期叫作隐私。
我认为，联合国也认为隐私是基本人权。然而，这些年间，这种决心不断减弱，民主退化成威权民粹主义。这种退化，在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中尤其明显。
民选官员企图抹黑媒体，而真相的原则遭受全面攻击，更教唆及煽动了这种情况。真相被刻意掺杂了虚假，并且借由科技将这种造假放大为空前的全球混乱。
我极为清楚这个过程，因为虚构造假向来是情报系统最黑暗的一面。单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同一批机构便操弄情报以营造战争借口，并且使用非法政策与隐讳的司法权，将绑架视同“异常拘留”，将刑讯视同“强力侦讯”，将全民监视视同“大量搜集”。这批机构毫不犹豫地指控我是中国双重间谍、俄罗斯三重间谍，更糟的指控是：千禧世代。
他们说得口沫横飞、无的放矢，主要原因在于我拒绝为自己辩护。从我挺身而出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我都坚决不透露我私生活的任何细节，避免给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他们为了我的原则已经吃了够多苦头。
由于担忧加剧他们的苦难，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这本书。毕竟，与决定公开我的一生相比，决定挺身而出公布政府罪行的证据，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我所目击的滥权需要我采取行动去应对，而没有人因为无法抗拒自己的良知而去写一本自传。因此，我试图取得本书指名道姓的每个家人、朋友与同事的许可，或是公众人士的许可。
这个游戏是《救援直升机！》，不只是名称有惊叹号而已，玩游戏的体验也充满惊奇。《救援直升机！》很刺激，一次又一次，我看着这些飞机由我们的起居室出动，飞越平坦沙漠上空的月亮，射击敌方的战斗机和坦克，也会遭到还击。直升机不断起降，父亲试图救援一群闪烁的人质，将他们送往安全之处。那是我最早对父亲的印象：他是个英雄。
那架小直升机第一次载着一群小小的人安全降落时，从沙发上传出来的欢呼声有点大，父亲把头凑到窗户旁，想看看有没有吵到我，结果跟我四眼对望。
我跳回床上，拉起被子，乖乖躺好，此时父亲沉重的脚步声接近我的房间。
他在窗户上轻敲。“已经过了你的上床时间了，小子。你还没睡吗？”
我屏住呼吸。突然，他推开窗户，探身到我房间，把我抱起来，连同被子一起抱进休息区。事情如电光石火般发生，我的脚甚至没碰到地毯。
我还没搞清楚，就已经坐在父亲腿上，担任他的副驾驶。我还 太小，而且太兴奋，根本不知道他交给我的操纵杆没连线。重要的是，我和父亲一起开飞机。
我的父亲隆恩，我出生时，他是伊丽莎白市海岸警卫队航空技术训练中心士官长，担任课程设计师与电子指导员。他常常不在家，留母亲一人在家照顾姐姐和我。为了培养我们的责任感，她叫我们做家务；为了教我们识字，她在衣柜抽屉上贴上里头装了什么的标签---“袜子”“内衣”。她会把我们放进红色旅行拖车，拉着我们到镇上的图书馆，我会立刻冲到我最爱的那区，我称之为“大机器”。每次母亲问我“大机器”有什么好玩的，我会一口气说：“沙石车、压路机、堆高机、吊车……”
“就这些吗？小子。”
“哦！还有水泥搅拌机和推土机……”我说。
母亲喜欢考验我的数学能力。在凯马特量贩超市（Kmart）或温迪克西超市（Winn-Dixie），她会让我挑选书本以及模型汽车和卡车，如果我可以用心算把价钱加起来，她就会买给我。在我童年时期，她不断提高难度，先是叫我估算到最接近的金额，接着叫我算到准确的几美元几美分，后来叫我计算金额的 3%，再加进总额里。我搞不懂最后一项考题，不是不会计算，而是搞不懂理由。
“为什么？”
“这叫作税。”母亲解释说，“我们买的每样东西，都要付 3% 的税给政府。”
“他们用它去做什么？”
“你喜欢道路吧？小子，你喜欢桥梁吧？”她说，“政府用那些钱去修桥铺路。他们用那些钱在图书馆里摆满书本。”
一段时间后，我担心我刚萌芽的数学技能不及格，因为我心算的结果和收款机屏幕上的金额不一样。母亲又一次向我解释说：“他们调高销售税了，现在你要加上4%。”
“所以，现在图书馆会有更多书了？”我问。
“希望如此。”母亲回答。
希腊罗马万神殿的基本设定总是令我心动。在一座山的高峰，一群男神与女神将他们永恒生命的大多时间都用来互斗，以及监视人类的事务。偶尔，当他们注意到什么事情令他们好奇或生气时，他们就会变身成羊、天鹅或狮子，降临到奥林帕斯的山坡上去调查和干涉。每当众神试图将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凡人身上以及干涉凡人的事情时，时常会造成一场灾难，不是有人淹死，就是有人被雷击，或被变成一棵树。
事实总是比我们希望的来得悲惨和不光彩，但是方式奇特，往往比神话来得丰富。
NES----慢速但好玩的八位任天堂家用游戏机----才带给我真正的教育。由《萨尔达传说》，我学会这个世界是要去探索的；由《洛克人》，我学会敌人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还有《打鸭子》，嗯，《打鸭子》教会我，即使有人嘲笑你的失败，你也不能开枪打爆他的头。最后，《超级马里奥兄弟》教会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课。我是很诚恳地说这句话的，我要请你认真地思考。《超级马里奥兄弟》1.0 版，可能是史上最经典的横向卷轴游戏。游戏开始时，这个传奇性的开场画面，马里奥就站在左侧，他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只能往右走，新的场景和敌人会从右边不断出现。他穿过八个世界，每个世界有四关，每一关都有时间限制，直到他找到邪恶的库巴，并拯救被俘虏的碧姬公主。在这32 关当中，马里奥的背后有一堵墙，游戏用语称之为“看不见的墙”，这让他无法往后走。没有办法后退，只能向前走----无论是马里奥、路易吉，还是你和我，都一样。人生只会往一个方向前进，也就是时间流动的方向，无论我们努力走了多远，这堵看不见的墙永远都会紧跟着我们，让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强迫我们前往未知的未来。一个 20 世纪 80 年代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小镇里长大的孩子，一定要通过某些事物来学习关于死亡的概念，那么何不从两个爱吃下水道里的蘑菇、来自意大利的水管工兄弟身上学习呢？
我害怕的不是他的怒气，而是失望。在同事眼中，父亲是精通航空知识的电子系统工程师专家。在我眼中，他是家里的疯狂科学家，可以自己修好任何东西，插座、洗碗机、热水器和空调机。只要他同意，我会做他的助手。在这个过程中，我亲身体会体力劳动的愉快，学习基本的机械知识，还有电子基本原理，伏特与电流的不同，电力与阻力的不同。我们一起做工作，最后不是修好了，就是一声咒骂，父亲会把修不好的设备扔到房间另一头，丢进一个废物纸箱。我从来不会因为这些失败之作而批评他，而是一直感动于他有胆量去尝试。
父亲回到家发现我对红白机做的好事之后，他没有生气，这令我颇感意外。他也没有很开心，但是他很有耐心。他解释说，了解东西出错的原因和方式与了解什么零件出了故障同样重要：理解原和方式可以让你预防未来再度造成相同的故障。他依序指出游戏机的每个零件，不只说明它的名称，还有功用，以及它跟其他零件的互动如何促成机械的正常运作。唯有分析个别零件的机械作用，你才能判断它的设计是否足够有效率来达成目的。如果很有效率，只是有故障，你便修理它。如果不是，那么你要做出调整，以改善机械作用。父亲说，这是维修工作的正确步骤，你不可以敷衍，事实上，这是你对科技应有的基本责任。
如同父亲的所有教诲，这次的教训适用于我们手边工作之外的广泛领域，尤其是有关自立自助原则的教诲。父亲坚称，从他的童年到我的童年之间，美国已遗忘这个原则。美国这个国家已变成买新机器取代故障机器比找专家修理来得便宜，而且一定比自己去找零件设法修理来得便宜。单凭这项事实，便几乎保证会出现科技暴政，助纣为虐的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每天使用却不了解机器的所有人。拒绝让自己了解你所依赖的设备运作与维修，即是被动接受暴政及其条件：当你的设备正常运作时，你也正常运作，但是当你的设备出故障时，你也会出故障。你拥有的物品反过来拥有了你。
直到今日，我依然觉得程序设计很神奇：用这些奇特的语言输入指令，处理器便会将其转译为不只是我，还有大家都可以获得的信息。我沉迷于一个程序设计师可以编写环球通用的计算机程序，不受法律、法规限制，除了因果关系之外。我的输入与输出有着绝对的逻辑关系。如果我的输入有缺陷，
计算机输出便有缺陷；如果我的输入没有缺陷，计算机输出便没有缺陷。
我从未经历过如此一致与公平、如此表达明确及没有偏见的事情。计算机会永远待候接收我的指令，一旦我按下 Enter 键，它就立即处理，不会发问。我从未在其他地方感觉到这么有控制感，学校里当然没有，甚至家里也没有。完美编写的指令会一次又一次执行相同的作业，在我看来，许多聪明、喜爱科技的千禧儿童也是这么认为，这是我们世代的一个永恒真理。
我必须指出，我的父母都通过了最高机密安全调查，母亲还接受了全范围测谎，这是军方人员不必接受的高等级安全调查。好笑的是，母亲的工作跟间谍完全不相关。她是为国安局员工服务的一个独立保险与福利协会的办事员，主要是为间谍提供退休计划。不过，为了处理退休金表格，她还是必须接受审查，好像要空降到丛林里去发动政变一样。
直到今日，我仍然不是很清楚父亲的职业。事实上，我的无知并不奇怪。在我成长的世界，没有人真正讨论自己的工作，不仅不跟子女讲，彼此间也不讲。我身边的成人确实依法不得讨论他们的工作，甚至跟家人也不行，但我认为，比较正确的解释是，他们工作的技术性质以及政府的划分很不一致。技术人员很少甚至不曾了解他们被指派的计划的全面应用及政策影响。他们的工作往往属于极为专业的知识，在烤肉时闲聊会让人下次不想再邀请他们，因为没有人感兴趣。
我并不担心学业倒退，父母应该也不会太在意。毕竟从网上学来的东西更丰富、实用，或许还能帮助我日后找到好工作。至少我是这样告诉父母的。
我的好奇心越来越强，与网络扩张的速度有一比。全球网页数量爆炸性增长，每分每秒都在增加。这些信息包罗万象，包括我一无所知的主题、从没听过的内容等。当我发现新事物时，我渴望了解它的一切细节并全心投入，不愿把时间浪费在休息、吃点心或上厕所上。我的兴趣广泛，不只涉猎严肃的科技主题（比如如何修理光盘驱动器），也热爱搜集破解《毁灭战士》《雷神之锤》等游戏的秘技。网络信息泛滥，唾手可得，令我混淆主题的分界。举例来说，我原本在网络上学习如何组装计算机，后来却被中央处理器设计课程吸引过去，然后发现武术、枪支、跑车等其他主题也很有趣，最后则落脚于色情网站。
我有时觉得自己有强迫症，非要搞懂一切才肯下线。我像是在与科技竞争，犹如青少年彼此较量，看谁长得比较高，谁先长出胡子。在学校，围绕在我身旁的人中，有些来自国外，他们不断尝试融入，努力装酷并迎合潮流。但与我的行为相比，这些在同侪中卖力耍帅的举动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我发现，想跟上网络更新的速度非常困难，以至于当我成绩退步或被留校察看，父母约束我不得在平日晚上上网时，我心里不禁埋怨他们。我无法忍受他们撤销我上网的特权，一想到无法上网会错过多少信息，我便无比烦躁。在父母不断警告与威胁禁足后，我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信息打印出来，并带到床上阅读。我从纸本上吸收信息，直到父母就寝后，我才在黑暗中爬起，
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生怕开门与下楼的声响会吵醒他们。我不敢开灯，循着计算机屏幕保护程序的光源前进，之后轻敲键盘开始连上网络。我用枕头盖住调制解调器，以降低拨号时的声音。
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很难了解我的感受。以年轻读者的标准来看，初期的网络速度太慢，网页不够美观，娱乐性也不足。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那个年代，多数人认为网络是另一个世界，与现实生活分开。当时虚拟与现实尚未融合，而区分两者的权力掌握在使用者手上。
这正是网络当时启发人心的原因：我们拥有想象全新事物、随时重新再来的自由。Web1.0 版的界面或许不够亲民，设计略显粗糙，但实验与原创性十足，尽显个人创意。举例来说，过去地球村的网站背景可能是绿色与蓝色交互闪烁，中间可能会跑过“先读这个！！！”的白色字体，下方还附上一个跳舞仓鼠的 GIF 动画。这些设计虽然古怪，技术有待改进，但对我来说，这代表创造网站的是人类，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所有人都乐于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研究与信念，不论是计算机工程教授、系统工程师、兼职的英文系毕业生，还是不切实际、游手好闲的政治经济学者，都一样。他们不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而是希望宣扬理念。不管他们提倡的是大自然长寿饮食还是废除死刑，我都深感兴趣。他们对于知识的热情激发了我的好奇心。在这些聪明而怪异的人当中，许多人甚至愿意留联系方式并回应我的提问，比如在网站下方提供电子邮件信箱或意见表格。
随着千禧年的到来，网络世界变得越来越中心化、集中化，政府与商业力量加速介入这个原本应是对等式的网络（P2P）。但幸好网络有段时期是由人民所拥有、管理并为其服务的，而这段短暂而美好的日子恰巧与我的青少年岁月重叠。网络应该启发人心，而不是追求赚钱。它的规则应由大家约定俗成并随时更动，而非采取全球一致、剥削性十足的服务性协议。一直到今日，我都认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网络是我经历过的最令人愉悦、最成功的无政府状态。
我将他谦恭有礼的态度（与现今社交网站冷言冷语的风潮形成强烈对比）归因于当时进入门槛极高。毕竟，所有登录 BBS 的人都费了一番工夫，这群人拥有专业与热情，同时展现出想登录 BBS 的强烈愿望，毕竟 20 世纪 90 年代的网络可不是一键连线。
网络拥有自由多元的风气，因此我不会粉饰太平地说：这里没人会相互较劲，或是这群人（由男性异性恋主宰，充斥雄性激素）不会为了琐碎事物陷入激战。但在所有人都用假名的情况下，声称恨你的人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对你一无所知，唯一清楚的是你的观点与论述方式。当你的意见在 BBS 上引起部分人士不满（概率不低）时，你只要换个昵称，戴上另一副面具，一切就能重来。你甚至可以加入声讨行列，狠狠地批评自己先前的化身。这一点实在太棒了，令人松了一口气。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政府与企业的脏手还未伸进网络。这两大力量后来竭尽所能地联系使用者的网络身份与真实姓名。孩童过去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不必担心后果。这或许不是成长的最佳环境，却是你得以长大的唯一环境。我的意思是：网络早期的匿名性鼓励了我这一代人改变成见，而非故步自封、顽固不化。拥有这种反省的能力，能让我们倾听自己的内心而不必选边站，也无需担心名誉受损而盲从他人的意见。错误迅速被惩处然后尽快修正，让社会与犯错者都能继续往前走。对我（以及许多人）而言，这就是自由。
想象一下，若你愿意，每天起床都能换张新面孔，选择新身份，或是转换新声音、替换新词汇。只要点击上网按钮，你的人生便能重启。但在千禧年过后，网络科技变得非常不同：所有记忆必须忠实，身份要维持一致，意识形态也得正确。但在那时（至少有一段时间），网络容许我们越界、犯错。
你一定还记得，年纪更大、更强壮的人试图控制你，那感觉并不好受，这仿佛代表着：年纪与体形等同于无可挑战的权威。你必定有过这样的经验：你的父母、师长、教练、童子军队长与牧师滥用职权侵犯你的私生活，把他们的希望加在你身上，强迫你服从规范。每当这些大人把自己的愿望、梦想与欲望强加给你时，他们嘴上总说着“这都是为你好”或“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虽然他们有时确实是替我们着想，但我们总记得那些不适用的情况，尤其是当他们说出“因为这是我说的”“有一天你会感谢我”这类说服力薄弱的空话时。年少时期，你必定听过这些陈词滥调，也一定经历过“权力不平等”的状况。
所谓长大，代表的是你体会到你的存在受制于成套的规范、模棱两可的规则以及毫无根据的常规。这些规定未经过你的同意便强加在你身上，而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改变，甚至在你违反规定时，你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当时的我，对这一切都感到义愤难平。
当时的我戴着眼镜，骨瘦如柴，还不到十岁就开始对政治感到好奇。
在学校，教科书告诉我们，美国民主体制的精髓在于一人一票，这就是民主。但显然，民主不存在于我的美国历史课堂上，若是我们班能投票，那么历史老师马丁先生肯定会失业。相反，马丁先生为美国历史课堂定下规则，正如同英文老师伊凡斯太太、科学老师斯威尼先生与数学老师史塔克顿先生等人，这些老师经常更改规则以助益自己并扩大权力。若老师不希望你上厕所，那你最好先憋着。若老师取消带你参访史密森尼学会的行程，那他们根本不必多做解释，只要拿出“权威不容挑战，秩序需要维护”的态度即可。在那时，我便体会到反对体制的困难，尤其是涉及更改规则以符合多数人的需求，因为这有害于制定规则者的利益。这便是每个系统的重大缺点或设计瑕疵，不论是在政治还是计算机领域，皆是这样。换句话说，创造规则的人没有理由与自己作对。
我认为，学校的体制不合理，因为它容不下任何合理的质疑。我可以据理力争直到筋疲力尽，或是干脆接受现实，承认一开始就无权置喙。
但是，历史经验证明，学校这个看似仁慈的专横机构终有被推翻的一天。剥夺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将成为他们起身反抗的导火线，尽管许多青少年经常将抵抗与逃避或暴力混淆在一起。一般叛逆青少年发泄情绪的管道，对我来说根本没用，因为毁坏公物不是我的风格，而我又不敢尝试嗑药（直到今日，我仍没有酗酒或抽烟的经验）。相反，我选择最聪明、最健康、最具教育性的方式，这是我所知道的最能帮助青少年夺回自主权，与成年人平起平坐的方法，那就是当黑客。
我和绝大多数同学一样，虽然不喜欢规则，但又不敢打破规则。我深知学校体制运作的方式：你纠正老师的错误，会得到口头警告；你质疑不愿承认错误的老师，会遭到留校察看；你放任同学偷看考卷，同样会遭到留校察看，而作弊的同学则会受到停学处分。这是所有黑客的起源，你意识到因果关系间的联系。黑客并非仅限于计算机领域，只要是有规则存在的地方，就会有黑客。想侵入一个系统，你必须比系统创造者或经营者更了解规则，并利用这群人预设系统运作与实际运作间的差异。黑客懂得利用这些无心的瑕疵，与其说他们打破规则，不如说他们协助暴露系统缺点。
人类天生就懂得辨别模式。我们所做的一切选择都基于一连串的假设，这些假设可能来自经验与逻辑推理，也可能是无意识提取或有意识发展。我们运用这些假设评估每个选择带来的后果，我们将迅速、精确地从事这一切活动的能力称为智力。但即使是拥有最高智力的人，他平常依赖的假设也未经过验证。要是我们凡事都验证，那我们便会发现我们经常做出错误选择。任何人若懂得更多，或是思考更快速、精准的话，便能利用这个瑕疵造成我们预想不到的后果。这便是黑客的原理，所有人都能当黑客，重点不在于你是谁，而在于你推理的方式。正因为掌权人士深信系统完美无瑕，从未试图检验，黑客才总能乘虚而入。
在每堂课开始前，老师会发放他们制作的课程大纲，里头详述课程内容，指定阅读书籍、大小考日期与回家作业等。除此之外，还清楚地写着评分办法，也就是分数的计算方式。我从没注意过这类信息，但这些数字与字母如今给了我解脱之道。
这套给分标准本身就存在瑕疵。课程大纲告诉学生如何争取最高分，但同时也能用它来争取最大的自由，帮助我逃避不想做的事，但仍能顺利蒙混过去。
当我想出这套计策后，我便不再做作业。我每天都很开心，心情与那些逃脱工作责任与缴税义务的大人无异。
部分黑客不为权，也不为利，青少年黑客尤其如此。他们仅是想测试自己能力的极限，尝试做到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我还年轻，怀抱着单纯的好奇心，但现在回过头来看，或许当时从事黑客活动是为了减轻我的精神官能症状。我越了解信息安全的脆弱，我就越担心信任不可靠机器的后果。作为一名青少年，我首次进行黑客入侵，源于我对核能电厂大爆炸的深切恐惧。
大部分老师都不介意我小歇片刻，只要我不打呼噜。但还是有一些残忍的老师，总觉得有义务叫醒我，他们用粉笔划过黑板或是拍击黑板擦制造声响，有时还会突然丢出一个问题：“斯诺登，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我会从书桌上抬起头，在椅子上坐直，嘴巴还打着哈欠，旁边的同学强忍笑意，一副等着看笑话的样子。
老实说，我太爱这些时刻了，这是高中所能提供的最棒的挑战。我享受被注目的感觉，我在黑板上搜寻蛛丝马迹时，全班 30 双眼睛盯着我，期待我出洋相。若我能迅速给出正确答案，那我可能会成为全校风云人物。若反应不及，我也可以讲个笑话混过去，毕竟笑话永远不嫌多。最糟的状况是结结巴巴，那他们会觉得你是个白痴。随他们怎么想，被别人看不起没什么大不了。别人低估你的智商与能力，只是为了突显他们自己的脆弱。他们的判断越偏离事实，越能帮助你之后扳回一局。
当我还是青少年时，我非常喜欢二元论观点：生活中重要问题的答案，只有对与错两种。我想我是受到计算机程序的影响，在那个编码的世界里，所有问题只能用 0 或 1 回答。即使是大小考的多选题，我也能用二进制的相反逻辑来应答。若我无法立刻辨识出其中一个选项为正解，那我可以用消去法，淘汰“总是”“从未”这类极端说法，或是排除不合理的例外。
曾有个朋友说过，只有经历过父母死亡或自己变成了父母，才算是真正长大了。但没人告诉我，对我这个年纪的小孩来说，父母离婚带来的打击极大，如同前面两件事同时发生一般。突然，童年时期父母坚不可摧的形象破灭了。他们比你还失落，脸上满是眼泪与怨怼，期待你告诉他们：凡事都会变好。但根本不会变好，至少短期内不可能。
随着姐姐大学开学日子的逼近，我觉得自己逐渐失去家庭的温暖。
我变得越来越内向。我强迫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戴上面具扮演别人期待的模样。在家人眼中，我值得信赖且真诚。在朋友面前，我幽默风趣，无忧无虑。但当我一人独处时，我闷闷不乐、心情抑郁，时常担心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在前往北卡罗来纳的路上，我开始被悲观念头纠缠：每年圣诞节都被我搞砸，因为我的成绩不理想，因为我总是玩计算机，不做家务。我的脑海里闪过童年做过的错事，如今就像呈堂证供，直指我就是使事情发展至此的元凶。
我试图摆脱这种罪恶感，方法是忽视自己的情绪，假装一切都没事，后来我开始装大人。我不再说“玩”计算机，而是说在计算机上“工作”。光是调整用词而非修正行为，就能改变别人看待我的方式，甚至连我自己也吃这一套。
我不再自称艾迪。从现在开始，我叫斯诺登。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大模大样地挂在腰间，就像个混账大人。
遭受创伤的意外收获是获得重生的机会，教导我欣赏家庭以外的世界。我惊讶地发现，随着我与父母渐行渐远，我反而与其他人更加亲密，他们把我当成同辈看待。他们就像人生的导师，教导我航行，训练我打拳，指导我演讲，并给予我上台的自信。他们帮助我成长。
美国情报机构不断告诉员工必须隐姓埋名：把自己想象成一张白纸，这样才能写上秘密，同时便于伪装。你训练自己融入人群，模仿别人的打扮、说话的方式。你住着一般的房子，开着常见的汽车，穿着也类似。唯一不同的是，你的平凡是故意的 ，是你掩饰自己的手段。这是一个否认自我的职业，无法享受公众的赞许，唯一的犒赏来自下班后，你再度融入人群，成功说服他们：你是其中的一分子。
虽然有许多更流行且准确的心理词语能够形容这种分裂的认同概念，但我倾向用人为加密来解释。在加密过程中，原始素材（你的核心认同）仍然存在，但经过了上锁与编码扰乱处理。这个世界很公平，你越清楚别人，就越不了解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忘了自己喜欢或厌恶的事物。你失去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政治程序的尊敬也荡然无存。一切事物都没有这份工作来得重要：一开始是否定人格，最终是欺骗良心，毕竟任务是第一位的。
这样的改变是恒常、普遍且充满人性的。但自传是静态的，无法记录下一个人的全部变化。因此，最棒的自传不是发表一段声明，而是许下一个承诺，期许自己坚守原则，变成更棒的自己。
在梅这位老板的带领下，我更加认识了这个世界（尤其是商业领域）。梅精明能干，工作又比别人认真，因此在这个男性主宰的产业中闯出了一片天。而这种客户压榨劳工的企业文化，促使自由工作者寻找这套体制的漏洞。梅在这方面相当厉害，她总有办法和最大的客户直接谈妥交易，不必通过人力银行中介。而由于我在技术层面提供全力支援，梅得以将精力放在企业经营或艺术作品创作上。她将插画技巧运用到商标设计中，并提供品牌咨询服务。对我来说，这些编码技术非常简单，
容易上手。虽然重复性极高，但我没有丝毫怨言，即使是操作最枯燥的Notepad++软件，我也甘之如饴。为了爱情，我们可以付出一切，单相思更是如此。
我不禁怀疑，梅是否早就知晓我对她的感觉，并利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获得好处。但就算我深受其害，我也心甘情愿，和梅在一起时，我变成了更好的人。
这是一桩赤裸的交易，让三方各得利益。由于科技人才需求激增，微软可获得额外的课程收入，人力资源主管可假装这张昂贵的证书能有效筛选人才，区分真材实料的专业人士与肮脏的冒牌货，至于无名氏如我则能在履历上挂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荣耀头衔，大大提高应征录取机会。
混乱与骚动就是我们内心最原始的恐惧，因为这不仅象征着秩 序崩坏，更代表恐慌蔓延。那天回家途经康乃路国安局总部时，我看到的景象令我终生难忘。当时五角大楼刚传出遭攻击的消息，国安局所有人都陷入恐慌，许多人疯狂尖叫，手机铃声此起彼落，所有汽车都想赶紧驶离停车场，谁也不让谁。在美国经历史上最严重 的恐怖袭击的时刻，数以千计的国安局员工抛下工作逃命，而我被 卡在车阵中动弹不得。
在全国民众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之前，国安局局长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早已下达了员工撤离命令。美国中央情报局 也采取相同的做法，只在总部留下必要的人力，要求其他人尽快逃难。两大机构后来解释，遭劫持的第四架飞机----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班机----攻击的目标可能是他们，而不是白宫或国会大厦。
当国安局员工争相开车逃离停车场时，我深陷车阵中难以脱身，我根本没想到这里可能是下一个攻击目标。事实上，我的脑袋完全无法运作。我只是盲目地从众，跟着大家一起按喇叭（没有人敢在美国军事基地这么做）， 一起听着广播急促地播报南塔崩塌的消息。所有开车的人都慌张地重拨电话探问亲人的安危。每当通信系统超载，手机拨不通时，我便能感受到那种空虚感：我与世界的联系中断，陷在车阵中进退两难，虽然开车的人是我，我却感到无能为力。
“9·11”事件发生后，康乃路上的红绿灯路口变成了临时检查站，指挥交通的是国安局特种部队。而几个小时、几天或几周后，装上机关枪的悍马车队开始现身，新的路障与岗哨也陆续设立。这些安全措施原本是紧急应变之用，但许多却保留至今，同时辅以外围架起铁丝网，四周部署大量监视器。国安局戒备森严，令我无法重回基地工作，直到我后来加入该单位，才得以进入。
“9·11”恐怖袭击过后，我对梅的爱意全消。虽然这些“反恐战争”的措施并非主要原因，但它们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阻隔效果。“9·11”事件令她相当害怕。我们不再一起工作，两人渐行渐远。我们偶尔还是会聊天，但我发现自己对她的感觉起了变化，而我自己也变了。她与诺姆分开后搬到了加州，她坚定的反战立场与我抵触。对我而言，她已形同陌生人。
相比之下，美国为了回应“9·11”事件而采取反恐行动，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9·11”事件发生至今约 20 年了，美国在这段时期制定秘密 政策与法律，设立秘密法庭，并发动秘密战争，但政府不断否认、隐瞒这些作为及其负面冲击，甚至扭曲事实或加以保密封存。在这20 年间，我前半段时间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后半段时间忙着四处逃亡，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情报单位，他们出错的频率令人咋舌。我也能告诉你，他们收集与分析的情报可能被用于造谣与宣传，而他们打击的对象不分敌国或盟友，这些情报有时甚至被用来对付自己的国民。即使我对这一切了如指掌，美国改变速度之快、改变规模之大仍令我相当惊讶。美国过去自许为容忍异议的泱泱大国，如今却变成专制的警察国家，要求人民绝对服从，甚至不惜动用枪炮威胁，下达“放弃抵抗”的命令。
而这正是我回顾“9·11”事件的原因。我必须重新检视“9·11”事件发生时的一切事物与后续影响，才能理解为何美国在这 20 年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重回那年 9 月的秋天，代表着我们必须面对更残酷的真相，这些事实远比谎言（比如将塔利班与 “基地”组织混为一谈，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得黑暗。而这也代表着我们最终必须面对自己，纵容屠杀与滥用权力并非专属于美国行政机关与情报单位，而是存在于所有美国民众心中，包括我自己在内。
美国在“9·11”事件后立刻将这个世界区分为“我们”与“他们”。世贸大楼的瓦砾中还残留着大火肆虐过后的余温，时任总统小布什便急着如此宣称。我的街坊邻居纷纷挂起美国国旗，宣示他们早已选边站队。从母亲家到父亲家的途中，每条公路的高架 栅栏上都有红、白、蓝纸杯排列而成的标语，比如“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在一起，永远别忘记”等。
我偶尔去射击场时，只见靶纸已换成戴着阿拉伯头巾的男子肖像。商店玻璃柜内的枪支过去乏人问津，如今却销售一空。美国民众排队抢购手机，期盼下次遇到恐怖袭击时能及早收到警告，或至少在遭挟持的飞机上能和家人好好道别。
将近 10 万名间谍重返工作岗位，他们心里清楚自己严重失职，没尽到保护美国的重大责任。他们内心有一股罪恶感。他们与所有人一样愤怒，但同时也得承受极深的愧疚感。追究责任的事可以日后再说，当前的要务是挽回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这些单位的高层忙着宣扬增加预算与充分授权的重要性，试图利用恐惧心理扩张权力，程度超乎一般民众与国会议员的想象。
9 月 12 日是新时代的开始，美国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坚定，爱国主义高涨，其他国家对美国展现出善意与同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国家当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做出更多的改变。美国可以不宣称恐怖主义是特定信仰，而是犯罪本身。美国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时刻强化民主价值，培养抵抗挫折的韧性，同时凝聚各国人民的向心力。
但美国当时却选择开战。
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就是我竟然毫不迟疑地支持这个决定。我当然愤怒，但我任由感性持续战胜理性。我全盘接受媒体散布的谎言，然后不断地大声宣扬。我想成为解放者，解放那些受压迫的人。我被一时的热情冲昏了头，我将美国政府的利益与全国人民的利益搞混了。我抛弃一路发展出来的政治观点，比如网络灌输给我的反体制黑客观念，以及承袭自父母的“非政治爱国主义”等，我变成了一心追求报复的机器。我如此轻易地被改变，并热烈地接纳这一切，这是让我觉得最丢脸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想要出一份心力。在“9·11”事件之前，我对服兵役的立场模棱两可，因为这件事没意义，也很无聊。我所认识的服兵役的人都是在冷战之后入伍，也就是从柏林墙倒塌到2001 年“9·11”事件发生的这段时期。这段时期正值我的年少岁月，可以说美国没有任何敌人。我生长的国家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对我这辈人而言，美国就是繁荣、安定的代表。没有任何新的疆界需要征服，没有严重的人权问题待解决（网络领域除外）。但“9·11”事件改变了一切。如今，美国终于有场仗可打。
以小组队形跑步，还高唱军歌，能让你整个人平静下来，脱离自己惯有的思考方式，耳朵听到的是数十人附和你的呐喊声，眼睛只能盯着你前方跑者的脚步。又过了一会儿，你再也不能思考，只是一个劲地报数，你用脚步衡量你跑了多长距离的时候，全部思绪已融入军队中。我不得不说，如果不是周遭弥漫着一片死寂，气氛会安详宁静；如果我不是这么疲累，内心会更平静。这一切正中美国陆军下怀，这正是他们想要的结果。我们不再暗自咒骂教育班长，倒不是因为惧怕，而是已经精疲力竭，他不值得我们费这个力气。这就是美国陆军训练士兵的手段，首先磨损他们的反抗意志，直到个个无力抵抗，唯一能做的就是唯命是从。
只有晚上返回军营后，我们才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这是靠在寝室床铺前排成一列，大声朗诵《美国陆军士兵信条》，然后齐唱美国国歌《星条旗》换来的。
我记不清我在休养期间，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恢复清晰思考的。起初是疼痛减退，接着压力也渐渐消除，有好几周时间，我不是盯着时钟的分针、秒针移动，就是漫无目的地游荡，之后才终于慢慢开始注意周遭的人对我说的话，说我还年轻，依然有大好前程。不过，只有当我终于能站直，丢掉辅助工具靠自己行走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还有希望。如同家人的爱一样，有多不胜数的事从前我都视为理所当然，自认为前途光明也是其中之一。
这正好解释我何以有从军这段历练。在休养期间，我认识到那段经历虽然让我的骄傲受伤，却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我现在变强了，不再怕痛，甚至对痛苦把我锻炼得更强而心存感激，铁丝网外的生活将变得更轻松。
最后清算的结果，整个军旅生涯中，我付出的代价只有头发，现在已经长回来，瘸了的腿也逐渐痊愈。
我准备好面对现实，如果我服务国家的冲劲不减，确实也是如此，接下来我要用头脑和双手报效国家，贡献我的计算机技能。只有这样，我才能为国家鞠躬尽瘁。我虽算不上老兵，但也通过了美国军方的审查，有助于我争取在情报单位服务的机会。我的天赋可能是那里迫切需要的，或许也会受到最严厉的挑战。
对美国情报单位来说，最要紧的不在于确认你是否百分之百清清白白，若真在意这点，则一个人都雇不到。重点在于你是否诚实无欺，对自己见不得人的秘密坦承不讳，以免被敌方势力利用来打击你个人与组织机构。
我回头重看以前的帖文，开始畏畏缩缩起来。当时说的话有一半是无心之论，我只想引人注意，没想过有一天要对一位戴着方框眼镜的白发男子做解释，他的视线扫过贴着“永久保存记录”标签的巨型资料夹。而另一半言论，我想当时是有心这么说的，这让情况更糟，因为我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无知的孩子，我已经长大成人。连我都认不出自己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个问题是，现在我对那些激情又冲动的观点心生反感。我发现自己要跟幽灵争辩，要跟愚蠢、幼稚、偶尔露出残酷面的自我打一架，但这样的我已不复存在。想到可能永远被这种鬼魅纠缠，我没办法忍受，可又不知有什么最好的方法来表达我的自责懊悔，让我与其保持距离，我也疑惑究竟该不该这么做。那些我后悔不已却又几乎遗忘的过去，依旧通过科技死缠着我不放，实在令人发指。
我们这个最先在网络环境中成长的世代，对这样的问题再熟悉不过。我们能发掘探索几乎完全不受监督的身份，从来不会天真地以为我们说过的鲁莽言论和黄色笑话能一笔勾销，事实会永久保存下来，而且有一天会期待我们做出解释。每个人想必都有在网上发布尴尬帖文的经验，不然就是简讯或电子邮件，可能会害得他们被炒鱿鱼。在找到工作前有上网经验的人，我敢肯定对这样的情况感同身受。
不过我的情况又另当别论，我大部分的网络留言板能删除旧帖文，我的帖文可以在不到一小时内全部删除，那或许是这世上最轻而易举的事。相信我，我考虑过这么做。
可是我终究没这么做，某种原因阻止了我，就是觉得不该如此。让我的帖文从地球上消失不犯法，而且万一有心人想去挖，我也不用冒着身家调查不合格的风险。不过，删除帖文的可能后果让我心烦意乱，那么做只会强化网络生活中的一些最腐蚀人心的训诫：没人有犯错空间，凡是犯错者，都要一辈子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我在意的倒不是文字记录是否完美无缺，而是灵魂的完整性。我不想活在一个人人必须假装完美的世界里，那样的世界没有我和朋友的容身之处。抹掉网上的评论，等于抹杀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走了多远。否定年少时的我，等于否定现在的我的合法性。
我决定留下这些网络评论，想出与它们共处的方式。我甚至拿定主意，既然要忠于这个立场，就得继续在网络上发文。我也及时长大，不再对标新立异的意见照单全收，不过我的原始冲动依然没有动摇，即便只因为那是我迈向成熟的重要一步。既然抹不掉网络上那些令我们丢脸羞愧的言行，我们能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反应----是为了这些过去自我折磨，还是接受过去带给我们的教训，然后成长、前进。
那是我在闲散时期想到的第一件事，或许可以称之为原则，尽管执行不易，我仍努力靠它过活。
搜遍了网站，将找到的关于她的新事实拼凑成较完整的样貌，
包括她出生的城镇（马里兰州劳雷尔）、她学校的校名（马里兰艺术学院）。我承认自己从网络上追踪她，我觉得自己像个卑鄙小人。但琳赛打断我的话，她说：“我也在搜寻你，先生。”然后她不假思索地说出一大串我的资料。
这是我听过的最甜蜜的话，但我不太情愿和她见面。我们还是决定约会，日子一天天逼近，我愈来愈紧张。让原本保持的线上关系改成线下，是令人提心吊胆的提议，就算在没有斧头杀人魔及诈骗者的世界，也是如此。根据我的经验，你在网络上与某人往来愈密切，见面后就愈失望。
通过计算机屏幕能脱口而出的事，面对面却最难说出口。距离反而让彼此更亲密，人只有在一个空间独处，或是与素未谋面的人在各自的空间对话，才最能畅所欲言。然而两人一旦见面，你就会觉得束手束脚，说话会变得保守乏味，只是站在中立立场上的寻常对话。
在网络上，我和琳赛已成为百分之百的知心好友，我担心见面后就会失去这层关系。其实说穿了，我害怕被拒绝。
我不该这么想。
我在 22 岁时的政治信仰，就是没有任何政治信仰。与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坚信我拒绝认同的信条本来就不是我的，是从别人那儿承袭来的，而且充满矛盾。我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价值，我在网络世界中邂逅的理想，全都捣碎在一起成了我现在的思想。直到即将迈入 30 岁之际，我才终于明白，我所信仰的，我以为自己深信不疑的，大多是年轻时的印记。我们学说话，是从模仿身边大人的言谈做起的。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会效仿他们的观念，然后哄骗自己相信我们的用字遣词是出于我们自己。
我的父母就算没有鄙视政治，也确实对政客不屑一顾。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鄙视与放弃投票权利者对政治的不满，还有党派之间的相互蔑视，其实没什么共通之处。应该这么说，那是他们这个阶层才有的令人困惑的超然特质。在更辉煌的时代，那个阶层被唤作联邦政务体系或公共职能部门，但在我们的时代，则称为深层政府或影子政府。
只不过这些称谓没有一个能如实捕捉他们的本质。这群专业官员都在政府服务任职，并非通过选举，也不是经由任命（顺带一提，这或许是美国民众生活中还在运作的中产阶级之一）。这些所谓的公务员，不是在独立机构服务（中情局、国安局、国税局、联邦通信委员会等等），就是在行政部门任职（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司法部之类）。
这些公务员中有我的父母，有我的同胞，300 多万专业政府员工，几乎都全力协助着选民选出的门外汉，还有当选者任命的人，要帮他们履行政治责任，实践誓词，忠实地履行职责。即便政权更迭，政府上台下台，这些公仆也始终在自己的岗位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政，他们都一样勤奋不懈，因为他们最终是为政府本身工作，提供核心的延续性和规则的稳定性。
这也是一群国家面临战争时会响应号召的人。那正是“9·11”事件后我在做的事，我发现父母灌输给我的爱国情操，很容易变成民族主义狂热。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我准备入伍的时候，我的世界观就像最简单的电子游戏那样二元对立，电游世界中善与恶泾渭分明，不容怀疑。
不过，当我退伍后重新投身计算机技术工作时，我渐渐对过去的军事幻想感到后悔。我的能力愈有长进，人变得愈发成熟，也就愈能认识到，在使用暴力行不通的地方，改用通信技术反而有机会成功。民主绝不是建立在枪杆子上，但也许能靠光纤网络传播。21 世纪初期，网络才刚刚发展成熟，但在我看来，至少比起美国自身，网络提供了一个更真实完整地体现美国理想的典型。这个地方人人平等吗？是的。这个地方致力于尊重生命、崇尚自由、追求幸福吗？是的，是的，是的。网络文化重大的创始档案，几乎都是用能联想到美国历史的术语来架构，这里曾是有待开发的广阔新天地，足够勇敢的人都能在此安身立命，不过很快便被政府与利益财团殖民，他们为了权与钱，会伸出控制魔掌。大企业对他们提供的硬件、软件、长途电话服务收取高额费用，你想上网，就需要它们。连知识这种人类共同的遗产，大企业都不放过，照理说知识人人有权取得。英国以宗主国之姿对北美 13 个殖民地征重税，点燃美国独立火苗。那些狮子大开口的大企业，宛如殖民时期英国的现代化身。
对大企业发动独立革命，虽没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却已发生在我这一代身上，我们光凭自身的能力便可参与其中。投身于一个新社会的创建着实令人兴奋，因为我们靠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成长方式，或我们在学校的人气，我们仰赖的是我们的学识与技术能力。求学的时候，我必须背出美国宪法前言，它虽然还留存在我的记忆中，但现在多了网络自由先驱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的《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同样也用了不言而喻且自我选定的复数名词：“我们要打造一个人人都能进入的世界，摒除因种族、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家庭背景而产生的特权与偏见。我们打造的这个世界，无论何人在何地都能表达自己的信念，无论多么特立独行，都不用担心会被禁言或强迫服从。”
这种科技英才教育确实能让你获得实权，但也会让人保持谦 逊，我一进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就了解到这一点。网络去中心化只会凸显计算机专业的去中心化。
一个系统，即是一大串零件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运作。大多数人只在出现故障的时候，才会想起这件事。系统失灵的部分，多半出现在你想不到会出问题的地方，这是进入系统工作后最具惩罚性的事实。为了找出系统失灵的原因，你必须从发现问题的地方着手，以合乎逻辑的方式将系统的所有组成部件检查一遍，查出问题造成的影响。既然系统管理员或系统工程师的职责是负责做这样的修复，那么无论软件、硬件还是网络，他们都必须能讲得头头是道。如果系统失灵演变成软件问题，修复过程就会涉及逐行检查与召开联合国大会所需语言一样丰富的程序语言代码。倘若是硬件问题，就得嘴里咬着手电筒，手拿电焊枪检查电路板，检查每个连接处。假如网络受到影响，便要检查天花板上及地板下密密麻麻的电缆线，每个迂回曲折的地方都不能遗漏，使数个遥远的架满服务器的数据中心与一个摆满笔记本电脑的办公室重新连线。
由于系统是按照指令或规则运行，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出哪些规则失效了，如何失效的，为何失效----是否规则的含义在制定或应用时没有得到充分表达？系统失灵是因为有些地方没有传达清楚？还是有人滥用体制，未经允许擅用资源，或有人获准使用这些资源却加以压榨？某个环节的工作是因为另一个环节中止而受阻吗？某项程序、某台计算机、某群人在系统中占用过多资源了吗？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要我只管搞懂与自己负责的技术有关的问题，而不能质问自己的国家，变得愈来愈难。我只能修复前者，却救不了后者，也让我越发沮丧。我在结束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生涯后确信，我们国家的操作系统，也就是这个政府，只在失灵的时候运作得最好。
我到情报机构工作时，见到的是公共服务所具有的真诚已被私有部门的贪婪取代。军人、政府官员、公务员的神圣合约，被“契约人” （Homo contractus）----美国政府 2.0 版的主要群体----的亵渎式讨价还价取代。这种生物不是宣过誓的公仆，充其量只是临时工，薪酬给得充足，才能激发他们的爱国心。联邦政府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最高权威，倒不如说是终极客户。
这几桩骇人听闻的事件让社会大众相信，政府雇用承包商的目的是持续地掩盖真相、推诿否认，把干过的非法或看似合法的肮脏勾当撇得一干二净，让自己双手不沾血腥，问心无愧。但那不是百分之百的真相，至少在美国情报机构中不全然如此。美国情报机构念兹在兹的，倒不是如何在事后推说不知情，而是避免一开始就被抓包。美国情报机构雇用承包商的最初目的，其实平凡得多，这是一种变通的办法、法律的漏洞、理想的建议，好让主管机关规避联邦政府设定的聘用人数上限。
每个职能机关都有一定的人员编制，而且法律规定了各个机关的特定职务所能聘用的人数。可是，承包商并非直接受雇于联邦政府，不在正式编制内，只要是在经费许可范围内，政府机关便能聘请承包商，而且多少都请得起。这些公家机构仅需到几个国会下面的小组委员会里做证，强调恐怖分子正威胁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侵入我们的电子邮件，中国入侵我们的电网。国会对这类请求从未说不，真的满足美国情报机构的要求。
连同政府内部人士在内，很多人坚称这种涓滴计划（tickle-down scheme）有其优点。政府将一些服务或工程对外发包，鼓 励承包商竞标可降低成本，还能不陷于支付退休金与津贴补助的圈套。但对政府官员来说，真正的好处竟是编列预算过程中固有的利益冲突。美国情报机构主管要从私人企业租借合同工，向国会要经费，国会议员批准预算。美国情报机构主管及国会议员日后将获得回报，待退休卸任后，这些受他们荫庇的私人企业预留了高薪职位或顾问等职位给他们。从企业董事会的角度来看，照政府那种方式运作承包会助长贪腐。在美国，欲将公家的钱搬运到私人口袋，这是最合法也最便利的方法。
但无论情报工作多私有化，只有联邦政府才有这个权力，核发个人接触机密信息的许可。要申请安全许可，应试者得先找到赞助人。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得到一个需要进行背景调查的职务，并取得工作机会，因此大多数承包商会直接在政府机构开始职业生涯。
那时候，我仍天真地以为我在 CASL 的职位能成为我获得全职联邦工作的跳板。但我愈环顾四周，愈惊讶地发现，想直接报效国家的机会竟少之又少，至少我认为有意义的技术角色是如此。除非到纯粹出于利益才为国家服务的私人企业当承包商，我才会有更好的机会。最好的机会竟是当私人企业的分包商，这类公司承包其他同业者从政府那里竞标到的业务，这些企业同样是为了利益才为国家效力。觉悟到这一点后，我茫然无措。
让我尤其觉得奇怪的是，系统管理员及系统分析师的工作机会竟然大多来自私人企业，再怎么说，这些职务可谓广泛深入雇主的数字生活。难以想象大型银行甚至社交媒体从业者会雇用圈外人从事系统级别的工作。然而在美国政府的语境里，重整情报机构，让最敏感的系统改由不是真正为你服务的人掌管，反倒以创新为由，被批准了。
政府机构雇用旗下多是毛头小子的科技公司，给了他们进入公家领域的钥匙，就像这些机构对国会及新闻媒体所说，他们别无选择，但钥匙怎么用，公家如何运作，外人实在一无所知。我试着将这一切合理化成保持乐观的借口，我强压满腹狐疑，写好履历表，然后前往招聘会。至少在 2000 年开头，那里是承包商找工作或政府员工被挖墙脚的主舞台。这类招聘会被冠上一个启人疑窦的名称，叫许可就业，我想也只有我发现了这个双关语的趣味所在。
美国情报机构应该比谁都清楚，频繁更换工作是所有承包商职业轨迹的一部分，更不用说这种流动是政府机构自己造成的，而且从中得利。
承包国安业务，特别是科技业务，你常会发现自己人在政府机关工作，可是名义上或书面上，你是戴尔计算机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员工，抑或是无数家被戴尔、洛克希德·马丁收编到麾下的小公司的一分子。在这样大吃小的并购活动中，小公司的承包合约理所当然一起被收购，一夕之间，你的名片上又多了新的雇主与职称。然而你的日常工作一如既往，你仍旧在政府机构办公，什么都没改变。你每天都是和十几位坐在你左右的同事，负责同样的项目。严格来说，你那群同事受雇于十几家不同的公司，只不过这些公司的实体身份被淡化，公司实体才握有与政府签订的主要合约。
那时的我实在太嫩，不懂他要付给我更高的薪酬究竟打的是什 么主意。我猜薪水不是 COMSO 自掏腰包付的，后来我才了解到，COMSO、英国航天系统及其他承包商经手的这类合约称为“成本加成”契约。这意味着中盘承包商支付给员工的所有费用，皆可向发包的政府机构请款，每年加 3%~5%。加薪自是皆大欢喜，人人受惠----是的，每个人，纳税人除外。 COMSO 的人员最后跟我讲定年薪 62,000 美元，因为我又答 应值晚班。我们握手达成协议，他向我自我介绍，说以后就是我的“经理”了。他继续说明这个职称不过是形式，我仍旧直接听命于中情局。他说：“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不会再碰面。”
这个课程是我们转型的第一阶段，也被称为培训课，这个阶段的所有重点在于让我们相信自己是精英，是一群特别的人，我们被选来了解政府秘密以及国家的其他真相。有时候，即使是国会与法院，也不知道这些内容。
我忍不住想象上培训课的时候，主讲人持续对我们说教的场景。他无须告诉这群计算机专家，他们所拥有的丰富知识与技能足以让他们单独行动，以及在没有监督及审查的情况下，代表他们的同胞做出决定。最能激起一个人的傲慢的事情，莫过于毕生都在控制没有批评能力的机器。
在我看来，这也说明了美国情报机构与科技产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两者都是根深蒂固且未经民选的权力。他们对他们的发展依然能维持高度机密而感到自豪。两者都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事情找到解决方案，并且还会毫不迟疑地单方面实行。最重要的是，他们坚信这些对策本质上就是无关政治的，因为这些决策是基于数据做出的。两者独有的特权，被视为比一般民众杂乱无章的想法更为可取。
加入美国情报机构的培训，就像成为科技专家，具有充满力量的心理效果。突然你就有了可了解幕后故事的途径，包括那些有名或理应有名的事件的秘密。至少对滴酒不沾的我来说，这可能令人陶醉。此外，你不仅被授权，还有义务要说谎、隐藏、掩饰与假装。这创造了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令许多人相信他们效忠的对象是组织，而不是法律。
中情局的人员认为特内特的离职与领导权遭剥夺，只是该机构被政治阶层背叛的公共象征，然而政治阶层的目的是服务民众。外界普遍认为布什政府从中操纵，且中情局的不当行为受到指责，导致了欺凌与裁员文化的出现。曾为前中情局官员，后成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波特·戈斯（Porter Goss）被任命为中情局新局长后，情况更加恶化。政治人物入主中情局，除了被视为一种惩罚，也被解读成在党派的监督下，企图使中情局变成武器。戈斯上台后，立即开始一连串开除、裁员行动，并强迫员工退休，导致机构人手严重不足，从而必须更加倚赖承包商。同时，拜情报外泄、特殊逃犯被引渡与黑牢等消息曝光所赐，大众从未对该机构有如此低的评价，或对其内部运作有如此密切的关注。
我得不好意思地承认，当我经过这群沮丧的员工旁边时，我感到多么骄傲。我比这些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年轻数十岁，并且掌握着进入他们以前未曾，未来也不会接触的保险库的权利。那时候，我并不知道这项特权意味着该过程本身可能已经出现了问题，政府已经放弃了有意义的管理制度，也不再从内部擢升人才。新的承包文化崛起，意味着他们不再在乎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最深刻的回忆在于，经过服务台的这条通道，显然已成为情报系统在世代与文化改变的表征。这些旧时代精英，极度渴望赶上他们懒得了解的科技时代，因此欢迎新时代的年轻黑客进入这个组织化的体系，并让他们对这个由国家控制的无与伦比的科技系统进行开发、全面存取，并发挥完全的权力。
在中情局上网，必须在同意监看协议的对话方框中打钩，基本上是指你做的每件事都会被记录，而且同意不会有任何隐私。由于常勾选该方框，到最后它已成为第二天性。这些协议在工作时多被熟视无睹，因为它们经常在屏幕上跳出，你只想把它们消除，重新回到工作上。这是为何多数美国情报机构员工无法感受民众在网络上被追踪的不安，并非他们对协助保护美国的数字监控有任何内幕消息，而是在美国情报机构中，被老板追踪是工作的一部分。
有时候，中情局的内部新闻也有可能完全不会出现在新闻媒体上。我阅读到的内容所带来的刺激与意义令我更加珍视这份工作。我曾想过，如果只在工作站工作，将会错失多少东西。听起来或许很幼稚，但我很惊讶地发现，中情局是如此国际化，我指的不是运营方面，而是它的工作人员。我在咖啡厅听到的语言数目之多，常让我惊叹不已，不禁感觉自己是个乡巴佬。
在今日外交世界中，大使馆的主要功能是为情报人员提供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平台，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在以往，认为国家必须在海外维持概念上的主权实体的解释，随着电子通信与喷射动力飞机的兴起，早已遭到淘汰。现在最有意义的外交发生在部门与部长之间，因此大使馆依旧偶尔发布外交指令以及对海外民众提供协助，至于领事部门则负责发放签证与更新护照。不过它们通常都在完全不同的大楼里执行业务，而且没有一项活动可以把维修所有基础建设的支出合理化。相反，能为这笔费用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国家有无能力利用海外服务做掩饰，主导间谍活动，并将它合法化。
在外交掩饰下的技术信息安全人员，通常以使馆随员身份藏匿在这些海外服务官员内。最大的大使馆可能有五人，其次可能有三人，不过大多都只有一名而已。他们通常被称为单身汉，我记得有人曾告诉我这是中情局所有的职务中，离婚率最高的。这样的单身汉注定是孤独的公职人员，远离家乡，处在分崩离析的世界里。
他在中情局的时间比大家都久，知道机制如何运作，也知道去相信管理层能解决他们搞砸的问题是多么滑稽可笑。相比之下，我对官僚主义的无知，让我深感挫败，而史普和其他同学的谅解让我好过了一些。我讨厌那种误以为只要有过程便不需要真正结果的错觉。这并不是我的同学不想抗争，他们只是能力有限。这项系统的设计，让对抗冲突升高所付出的代价超出了解决预期带来的好处。当时 24 岁的我，很少想到代价或好处，我只关心系统。我尚未认输。
在情报机构中，科学怪人效应虽然常被提及，不过更受欢迎的是用军事术语形容的“后坐力”，意思是指那些试图提升美国民众利益的政策决定，却反而对他们造成无法挽救的伤害。公民、政府、军队，甚至情报机构所指的科学怪人效应，包括美国募款训练圣战士来对抗苏联，结果导致本·拉登与“基地”组织的成立，还有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军队清剿，促使“伊斯兰国”的兴起。
坐在椅子上讨论如何入侵一栋不知名的联合国大楼，在心理上更容易承受。情报的技术方面不会有这么多令人心力交瘁的直接接触，更遑论计算机运算了。屏幕距离造成了去个人化的经验。从窗户偷窥别人的生活，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不那么在意，减少结果带来的巨大冲突。
日内瓦是一个昂贵而奢华的都市，但在 2008 年，它的光彩似乎更加耀眼，大量超级富豪拥入日内瓦，这些人多数来自波斯海湾的周边国家，许多人是沙特阿拉伯的富豪，他们在金融海啸到达顶点之际，正享受油价暴涨带来的福利。这些皇室贵族包下五星级饭店的大厅，并买下奢侈品商店的所有库存商品。他们在米其林餐厅举行奢华宴会，并在鹅卵石街道上开着兰博基尼跑车呼啸而过。任何时候都很难忽视日内瓦惊人的消费力，但它的铺张浪费也令人气愤，特别是美国媒体不断地告诉我们，这是自经济大萧条后，史上最惨的经济灾难时期。欧洲媒体也一直告诉我们，这是自内战时期与路易十四时代之后，
最糟糕的经济危机。
琳赛和我的日子并没有不好过，毕竟我们的房租是由山姆大叔支付的。相反，每次与家乡的亲友谈话，他们却每况愈下。我们双方的家人都知道有人工作了大半辈子，有些还为政府部门任职，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导致几次无法偿还贷款，房子就会因此被银行收走。
住在日内瓦就像住在平行甚至是相反的现实中。当世界其他地区愈来愈穷时，日内瓦却更为繁盛。瑞士银行虽然并不涉及会导致崩塌的高风险交易，但他们却很乐意藏匿从别人痛苦中获利的金钱，而且不用为此负责。2008 年的金融海啸，为 10 年后席卷欧洲与美国的民粹危机埋下祸根，也让我了解到，对大众造成损害的事通常有利于精英。这是美国政府在之后的几年，一再让我更加确认的教训。
由于美国掌握全球多数通信基础建设，因此美国政府参与这类大规模监控的概率应该不低。照理来说，我应该猜得出来，但我却没有，主因在于政府不断坚称绝没干过这类事情，而官员在法庭上与媒体前坚决否认的态度，让少数指控政府说谎的人被视为疯狂的阴谋论者。在众人眼中，这些怀疑国安局从事秘密计划的想法，如同“外星人在人类牙齿中植入信号接收器”一样荒谬。我们所有人都太容易被骗了。但最让我觉得受伤的是，上次被骗时，我竟然支持入侵伊拉克并加入军队。当我进入美国情报机构工作时，我自认为不会再被骗了，因为我能接触到不少机密信息。毕竟政府怎么可能对帮他们保密的人隐瞒真相呢？但一直到了 2009 年，我搬到日本为国安局工作时，我才发现我先前的想法过于天真。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除了国安局是全球最先进的情报机构外，更因为工作地点在日本。我和琳赛都非常喜欢日本，它像是来自未来的国家。虽然我的职位是正式承包商，但这份工作的职责与地点非常吸引我。讽刺的是，我进到民营企业才了解到政府背地里干了什么事。
国安局的逻辑是，收集来的情报资料一定得储存起来，才能方便日后运用。但没人能预测这些情报资料何时能派上用场。这样的观念助长了国安局的终极目标，那就是将收集、制造的情报资料永远储存下来，创造出一个完美的记忆库、一份永久的记录档案。
我开始疯狂从国安局数据库收集信息（也没漏掉中情局，我仍有密码），试着找出一切关于中国网络作为的机密报告并详细阅读，特别针对入侵集的部分，也就是某一组特定的数据，可从中看出特定攻击类别、使用工具与锁定目标。情报分析师利用这些入侵集提供的线索，来判断特定的中国军事网络情报或黑客集团的具体位置。这就好比是侦探总能从作案手法与特征找出一系列入室抢劫案的真凶。
不过，我搜寻如此大量且分散的资料，不只是为了研究中国对我们的网络入侵。中国能够以电子的方式追踪美国官员在特定地区的行踪和资产，我有个主要任务，是对这种能力进行总结，提供一份报告。
人都知道（或自以为知道）中国政府对网络施加了严格管控。有些人知道（或自以为知道），美国的监控能力无比强大，这是我 2013 年交给记者的文件里披露的内容。但请注意，我们可以用科幻小说反乌托邦的口吻说，政府理论上是可以监听、监看全民的。但政府想实施这样的制度却是另一回事。科幻作家笔下的监控世界，在现实中需要动用数千名技术人员与数百万美元的设备才能办到。中国对十几亿人那些数以十亿计的日常通话和网络交流进行持续的信息收集、存储和分析，这需要非常复杂的机制和设备，去研究这其中完整和准确的资料，对中国监听私人通讯的技术细节作出解读，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又无比震惊。一开始，这个系统的成就之大，厚颜无耻程度之高，让我除了震撼无话可说，差点忘了这是极权主义控制的表现，忘了愤怒。
毕竟，中国政府立场鲜明地反对民主，执行一党专政。美国国安局（尤甚于大部分美国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是个极权主义的人间地狱。中国的公民权与自由我无从插手，完全帮不上忙。我很笃定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好人工作，所以我也是个好人。但我在研究过程中遇到某些问题，略有些良心不安。我想起技术进步中最最基本的定律：能做到的事，很有可能会被实施，也有可能已经被实施了。美国肯定已经做下了和中国差不多的行径，否则根本不可能掌握对方如此多的信息。我在翻阅数量庞大的中国相关资料时，也隐隐觉得自己仿佛在照镜子，看到的是美国自己的形象。中国对自己的公民所做的事情天下皆知；而美国很有可能在对全世界做出同样的事情，而且是暗中进行。冒着被各位痛恨的风险，我要承认，当时我压抑了自己心中那份不安。是的，我尽力去忽略那种感受。在我看来，两者的区别依旧非常明显。中国的防火墙是在自己国内进行审查和压制，用最最令人恐惧和最明目张胆的方式对自己的公民与美国进行信息封锁和监控。美国监控系统完全是防御性的，一般民众根本察觉不到。就我当时对于美国监控状况的了解，全世界的人都能通过美国网络基础设施上网，随意取得他们想要的信息，中间未经过滤、没有限制（就算有的话，也是被他们自己的国家与美国企业所隔绝，但这并非美国政府的管辖范围）。只有那些有意参与圣战攻击与购买恶意软件的人，才会遭到追踪与监控。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便能欣然接受美国实施监控。事实上， 美国本来就该这样做。我完全支持防御性、针对特定目标的监控行为，这就像设立一道有条件的隔离防火墙。这样的想法让我的罪恶感一扫而空。
但后来我辗转失眠，心中纠缠的问题萦绕不去。在上台报告过 了好一阵子后，我忍不住开始追查更多资料。
《纽约时报》披露此消息后引起广泛关注，加上美国公民自由 联盟（ACLU）在公开法庭质疑 PSP 违反宪法，于是小布什政府宣称该计划将于 2007 年终止。但后来证明这只是一场闹剧。在小布什任期结束前两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将 PSP 合法化，同时规定不得回溯起诉参与此案的电信公司与网络服务商。这些法案（包括 2007 年保护美国法案与 2008 年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故意使用误导性字眼，让人民相信他们的通信记录未受监控，但实际情况却是政府扩大了 PSP 的权限。国安局如今不仅能收集来自海外的通信内容，也能在未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监控美国境内任何对外的电话与网络通信。
至少，这是我阅读了政府对此事的简报后拼凑的全貌，这份报告于 2009 年 7 月解密并对外公布，而我恰巧也是在那个夏天埋头研究中国在网络方面的种种作为。这份报告有个普通的标题，名为“总统监控计划解密报告”，由五大机构（国防部、司法部、中情局、国安局与国家情报总监）的总监察长办公室（OIG）汇编并提供给大众，以取代对小布什执政时期国安局滥权的全面调查。当奥巴马上任时，他拒绝要求国会针对此事展开调查，对我而言，这是新总统（琳赛非常支持他）不愿追究到底的前兆。我与琳赛对奥巴马寄予厚望，但随着他主导的政府重新更名并授权 PSP 相关计划，我们对他的期待落空了。
我从报告中也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解释许多资深国安局探员与司法部职员甘冒极大风险向媒体爆料的原因，这些人显然认为 PSP 计划违法滥权。如果这些人愿意赌上自己的工作、家庭与生命，那这背后必定存在着比非法监听更严重的情况。
我的疑心病大起，便开始寻找这份报告的加密版本，但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令我十分疑惑，因为加密版本绝对是存在的。若加密版本仅是记录过去的罪行，那应该很容易取得。但事实相反，我怀疑自己找错了地方，在扩大搜索范围仍然徒劳无功后，我决定将这个问题抛到脑后，毕竟我生活忙碌、工作缠身。若你的工作职责是提供救援建议，确保第一线情报人员与设备不被中国国安部发现和损毁，那你不太可能在意上周在网络上搜寻过什么内容。
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我完全遗忘这件事后，这份加密报告自动跑到我的计算机里。这证明了一句古老的格言：寻找遗失物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找它。当这份机密报告出现时，我终于了解了为什么之前遍寻不到，因为它的加密等级极高，一般人员看不到，部分主管也无权阅览。这份报告被归在极为少见的“严格控管信息”（ECI）类别，目的在于确保机密权限较高的人也无法找到。因为职位的缘故，我对国安局多数 ECI 相当熟悉，但没听过这一个。这份报告的完整分类名称是：TOP SECRET//STLW//HCS/ COMINT//ORCON/NOFORN，
这些名称我也不清楚含义，但大意是：全球只有极少数人才能阅览。
而我绝对不是这群少数人之一。报告出现在我的计算机里完全 是意外：国安局总监察长办公室的某人在系统里留下一份原稿副本，而拥有系统管理员身份的我有权读取。我并不认得报告上面的“STLW”警示，后来才知道这在系统里代表“脏话”，用以标示此档案“不准储存于保密等级低的硬盘”之意。系统会不断检查这些不合格硬盘是否出现“脏话”，一旦发现便发出警示，而我必须尽快移除档案。在移除前，我必须确认这些档案未遭到错误标记。我通常大略看一下就放行，但这次我打开档案，阅读标题后就欲罢不能，无法停下来。
这份报告里交代了解密版遗漏的一切。新闻报道未涵盖的部分、政府法庭审理时否认的内容，在这里都读得到。报告完整地记载了国安局最机密的监控计划，证实该单位下达的指示与司法部制定的政策已违反了美国宪法与法律。在读完报告后，我便能理解为何有人会将此事爆料给媒体，且没有任何法官能强迫政府在公开法庭提供此报告。该报告机密等级极高，除了系统管理员外，任何试图取得此文件的人立刻会被抓到。此报告记录的监控活动属于严重犯罪，没有任何政府能容许报告未经删减而公开。
我立刻想到一件事：我先前读过的解密版，明显不是加密报告的删减版本，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份报告，这违反了一般作业准则。两相对照之下，解密版根本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即使我过去几个月来都在从事删除重复数据的工作，但这两份报告差距之大仍让我甚是觉得奇怪。一般来说，当你看到同份报告的不同版本时，两版本差异非常细微，顶多就是修改标点符号或字词用法。但这两份报告的唯一共同之处就只有标题而已。
国安局的意思是，现代通信的信息数量与速度突飞猛进，远非美国法律所能企及的（没有任何法庭发出搜查令的速度比得上科技发展，即使是秘密法庭也一样），而现实世界需要一个全球情报机构。依照这个逻辑推演，国安局大规模监控网络通信有其必要。这个大规模监控计划的代号是 STLW 这个“脏话”，它是“星风”（StellarWind）的缩写。此情报计划是 PSP 底下最核心的部分，在其他项目曝光后仍继续秘密进行，后来甚至茁壮成长。
“星风”是这份机密报告最黑暗的秘密。事实上，它也是国安局的最大秘密，而这正是报告被赋予极高机密等级的原因。此计划的存在，显示了国安局的任务已经改变，从过去的“运用科技保护美国”变成“运用科技控制美国”，方法是将民众私人网络通信重新定义为信号情报。
事实上，偏差定义在整份报告中随处可见，但最离谱的地方莫过于政府更改词语的含义。自从 PSP 于 2001 年实行后，“星风”便开始收集通信记录，但司法部 2004 年拒绝配合，当时小布什政府便更改“取得”（acquire）与“获得”（obtain）的词语定义，试图让此计划过去的行径合法。据报告显示，政府立场是国安局能够收集他们想要的任何通信记录而不必事先取得搜查令，因为从法律角度来看，只有在国安局从数据库“搜寻并取得”记录时，才算是真正的“取得”或“获得”。
政府大玩文字游戏，令我十分火大。因为我非常清楚，国安局希望尽可能收集更多资料并将资料留存时间拉长，最好是永久保存。若这些通信记录仅在使用时才算是“取得”，而永久留存在数据库算是“未取得”，那这些记录未来便有被操控的空间。美国政府重新诠释“取得”与“获得”的定义：从原本描述情报资料进入数据库的过程，被扭曲成某人（或某个算法）未来某时刻查询并取得资料的行为。如此一来便大幅扩充了执法机关的权力。政府可以随时查询某人过去的通信记录，寻找构陷他入罪的理由（所有人的通信必定含有某些事的证据）。而任何新政府（未来国安局的混账老板）永远可以轻松地按几下键盘，就能立刻追踪所有人的电话或计算机，知道他们的身份、位置、现在在做什么、旁边有谁，以及他们过去的一切记录。
对我而言，比起政府偏爱使用的词“大量收集”，“大规模监 控 ”的意义更精确，也让一般大众比较容易理解国安局的实际任务。“大量收集”听起来像是邮局或卫生部门从事的工作，无法凸显政府长期试图取用并暗中拥有所有数字通信记录的努力。
但即使大家对于术语的认知一致，仍可能发生许多误解的状况。今日多数人倾向认为全民监控针对的是内容，也就是他们打电话、发电子邮件使用的实际词汇。当民众发现政府锁定的不是内容时，他们比较容易接受遭到监控这一说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众放下心头大石有几分道理，毕竟所有人都认定内容才是通信重点，足以显露个人特色，比方说，与指纹同样独特的声音，或是自拍时摆出的专属表情等。但实际情况是，通信内容透露的信息不如其他元素，像是未清楚写明或说出的内容，因为有心人士可据此推断事件脉络与行为模式。
国安局将这类信息称为元数据（metadata）。这个词的字首“meta”通常指的是“以上”或“超越”，在此则是“有关”之意。而元数据就是关于数据的资料。更准确地说，它其实是“数据制造出的数据”（通过标签、标记让数据变得有用）。但最直接的理解方式是将它当成“活动数据”：你在装置上从事活动与手机自行运作的记录。举例来说，手机元数据可能包括：来电日期与时间、通话长短、来电与本机号码，以及通话位置。而电子邮件元数据可能包括：发信者使用的计算机类型、位置与时间，计算机拥有者、寄件人与收信人是谁，何时何地收发信息，以及其他读取此信的人、时、地等。通过元数据的帮助，监视者能得知你昨晚入睡与今早起床的时间、每天逛了哪些地方、在哪里待了多久，以及你接触过的对象有谁，谁又与你联系过。
政府声称元数据并未直接触及通信实质内涵，但上一段事实驳斥了这种说法。全球数字通信数量庞大，想监听所有电话、监看所有电子邮件是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办到，这些信息也没太大用处，而元数据则有办法避开这样的麻烦。我们最好不要认为元数据只有好的用途，而后应该认定它是内容的精华部分，毕竟政府监控你的首要目标便是取得元数据。
此外，还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你通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制造出了什么样的内容，像是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或是在邮件里写了什么。但你对自己制造出的元数据几乎没有任何掌控权，因为它是自动产生的。元数据是由机器收集、存储、分析与制造出来的，不需要经过你的参与以及核准。你的设备无时无刻不在为你沟通，不论你喜欢与否。人类依照自我意志进行沟通，但你的设备不一样，它们不会隐藏私人信息，也不会为了保密而使用密码。它们只知道将手机信号连上最近的基站。
我们的法律通常落后科技至少一个世代，但如今对于通信内容的保障却高于元数据，这真是极大的讽刺。事实上，情报单位对取得元数据有着更高的兴趣，因为这些活动记录能让他们见树又见林，一方面赋予他们分析大量数据的能力，得以拼凑出事物全貌，另一方面又给予他们窥探个人私生活的机会，得以推断这些人的行为模式。简言之，监视者透过元数据能得知你所有的一切，除了你的大脑在想什么。
我突然觉得虽然离家好远，但一举一动都遭到监控。我觉得自己更像大人了，但同时对我们所有人都被视为小孩感到愤怒，因为小孩总是被迫在父母每时每刻的监督下度过余生。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在编造心情低沉的理由欺骗琳赛。我又像个白痴，自以为拥有高超技术协助打造这个监控系统，却完全不知道它的真正用途。我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身为情报单位一员却直到现在才发现，我自始至终保护的都不是国家而是政府。我觉得自己被彻底利用了。置身日本，更加深了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
科技全然不受限制，不像医生必须遵守希波克拉底誓词。自工 业革命以来，学术界、企业界、军方与政府的科技人才做出许多决 定，这些决定往往基于“我们能够做什么”，而非“我们应该做什么”。推动科技进步的人，不太会限制它的应用与使用。
在那时，我真正了解到这些新科技可能造成的危害。若我们这个世代不介入的话，那未来的情况只会更严重。我不希望看到，当我们终于决定挺身而出时，一切抵抗却是徒劳无功的。若真是如此的话，那将是一大悲剧。未来的一代可能得面对充满监控的环境，政府的违法监控行为并非偶尔为之、针对特定危险目标，而是持续性、无差别地覆盖着全国民众。这就像是：你说的话逃不过政府的耳朵，你做的事逃不过政府的法眼，而你的记录档案永远留存在政府手里。
一旦政府拥有四处收集情报的能力，加上情报得以永久储存的 系统，那他们便能随便找个人或团体加以陷害，反正数据库一定搜寻得到证据（如同我寻找机密档案一样），绝对能替他们安上合适的罪名。
我决定逃避现实，乖乖赚钱，让心爱的人过上好日子，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不是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逃避现实没那么简单。赚钱如此轻松，让我不由得感到心虚。
我脑中不断冒出冲突的想法，就像是不断落下的俄罗斯方块，我无法将它们排列整齐、消除掉。我心里可怜这些无辜、贫穷的普罗大众，它们是真正的受害者，一举一动都遭到政府监控，而负责监视的正是他们心爱的设备。我告诉自己：闭上嘴巴！别小题大做，他们过得很开心，他们不在乎，你自己也不需要介意。快点长大吧，好好工作赚钱养家，这才是人生。
我记得，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异常沉默。这和我们想象中的科技未来差距太大。我唯一能想到的这台冰箱联网的理由，就是取得使用者与其他家庭成员的数据以回报给制造商，然后让他们贩卖数据赚钱。我们付钱出卖自己的隐私，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如果我的亲友、邻居与广大的民众如此欢迎企业进到家中，让自己在家的一举一动都像上网一样遭到严密监控，那我又何必对政府监控如此不满呢？智慧家庭的变革可能还有五年才会到来，届时亚马逊Echo 与 Google Home 等虚拟助理可望正大光明地入住卧室，这些放在床头柜的装置将近距离记录并传送你的一切活动，牢记你所有的习惯与偏好（包含怪癖），之后再通过广告运算法变现。我们日常生活产生的数据（或者说允许生活被监控而产生的数据）能让企业赚到大笔钱，却让我们的隐私全面暴露。如果说政府运用国家力量实施监控，将人民变成调查目标，那企业监控就是让消费者变成商品，让他们把消费者数据转卖给其他企业、数据中介商或广告从业者。
至于我为中情局创造的私有云系统，如今几乎所有科技大厂（包括戴尔在内）都推出了自己的平民版本。事实上，戴尔曾试图将云端运算注册为商标，但努力四年仍无法办到。我惊讶地发现，民众非常乐意注册这些云端服务，他们很高兴自己的照片、影片、音乐与电子书能通过这套系统备份与调取，却没想过：如此精密、方便的解决方案，为何以免费或低价的方式提供给他们使用？
云端的概念普遍为全民所接纳，这是我从没看到过的现象。顶着这个词的光环，戴尔成功地把私有云卖给中情局，正如同亚马逊、苹果、谷歌成功把云端服务卖给消费者一样。我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克里夫是如何天花乱坠地把中情局代表唬得一愣一愣的。“有了云端，你们全球员工的计算机都能进行安全性更新。”“云端上线运转后，你们想追踪任何人读了什么档案都没问题。”云是如此洁白、松软与平和，高挂天空、与世无争。虽然多云带来暴风雨，但一片云能为你遮挡烈日。云能保护你，这让大家联想到天堂。
在戴尔的眼中（或其他大型云端私人企业，如亚马逊、苹果与谷歌等），云端崛起代表着运算时代的来临。但在概念上，这其实是倒退至大型主机的早期时代：大量使用者全靠一部威力强大的主机运算资料，而这部主机控制在少数精英手中。后来戴尔这类企业研发出价格便宜、操作简单的个人计算机，淘汰了非个人的大型主机，这不过是一个世代前所发生的事。而在台式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与智能手机陆续出现后，这些设备让大家创造出大量的创意作品，唯一的问题是：这些作品要存储在哪里？
这就是“云端运算”诞生的由来。现在你拥有什么计算机并不重要，因为你真正依赖的众多计算机位于全球各地的巨大数据中心里，这些中心由云端公司所建造。这就像是新的大型主机，由成排的服务器组合而成，所有个人计算机合作打造出一个运算系统。一台服务器或一整个数据中心坏掉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它们就像是一大片云里的一小滴水滴。
从一般使用者角度来看，云端只是个存储资料的机制，确保资料不是经由你个人的装置处理或存储，而是交由不同服务器负责，而这些服务器由不同的企业拥有与经营。如此一来，你的资料不再是你独有的，而是由这些公司控制，任由他们使用的。
云端存储服务协议的条文逐年增加，现在随便一个版本都 6000 字起跳，大约是本书章节平均字数的两倍。当我们选择在线存储资料时，我们其实是放弃了资料的所有权。这些云端公司可以决定为我们保留什么样的资料，同时任意删除他们觉得不妥的内容。除非我们在自己的设备或硬盘留下副本，否则被他们删除的资料就会永远消失不见。如果资料引起争议或违反协议的话，这些公司可以单方面删除我们的账号，让我们无法取用自己的资料，但他们手中却拥有副本，这意味着：他们能在我们不知情、未同意的情况下，将资料交给执法机关。总归一句话，只有我们拥有自己的资料，才能保护它不受侵犯。没有什么资料是不受保护的，但没有什么资料是属于私人的。
陪伴我长大、滋养我的网络消失了，我的青春岁月也跟着消逝了。上网这个行为过去像是一场美好的冒险，如今却是令人受煎熬的苦难。想在网络上表达自我，得先学会自我保护，如此一来，自由感受递减、趣味尽失。每次沟通都得小心翼翼，每次交易都暗藏危机。
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不断利用我们对科技的依赖，巩固他们自家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科技巨擘垄断了美国民众的网络生活，绝大多数人使用的是谷歌邮箱、脸书社交媒体与亚马逊电商平台，而美国情报机构充分利用这一点，除了直接下令要求这些公司交出登录系统权限，私底下更是从未停止过入侵的尝试。我们的个人资料为这些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政府不花一毛钱就能窃取这些资料，这让我感到十分无力。
我心里还有另一种感受，觉得自己漂浮不定，同时又感到毫无隐私。这就像我被拆成好几个部分，散布在全球不同的服务器上，备受侵犯，身不由己。每天早上离家时，我发现自己会对着沿途社区的摄像头点头，我先前根本不会在意它们的存在。但现在遇到红灯时，我不由自主地会觉得这些路口的监视器正锁定我，想看我是否停下来或是闯红灯。而即使我维持 35 英里（注：1 英里≈1.609 千米）的车速，车牌识别系统还是不会放过我。
美国基本法的存在，令执法单位更难执行工作。这并不是瑕疵，而是民主的真谛。按照美国法律规定，执法单位理应保护所有国民。当执法单位滥权时，法院应约束并纠正他们的行为，毕竟他们是社会上唯一能够羁押、逮捕民众并使用武力（包括致命武器）的人。而其中最重要的约束是，执法单位不得监控国民在家的活动，也不能在未取得搜查令的情况下收集个人信息。但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监控行为则宽松许多，其中当然也包含多数人在街头与人行道的活动。
执法单位在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通常能吓阻犯罪并协助调查案件。但如今随着摄像机安装费用下降，镜头变得无所不在，它们变成预防犯罪的工具，警方用这些设备追踪并未犯罪或根本没有嫌疑的人。更危险的是，脸部与图形辨识等 AI 技术不断进步，如今具 备 AI 功能的监视器不仅具备录像功能，更能扮演类似机器人警察的角色。这些镜头能主动追踪“可疑”的活动，比如毒品交易（拥抱或握手）或黑帮集结（穿相同颜色或品牌的衣服）。即使当时是 2001 年，公众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我已清楚看到科技的未来发展。
对我来说，政府滥用监控特权，代表的是一个可怕的未来。所有人都遭到完全监控的世界，将变成一个由计算机自动执法的世界。毕竟，若一个 AI 设备能够追踪民众的违法行径，怎么可能让他逃过法律制裁？即使技术上可行，我们也不可能设定一个纵容犯罪的监控程序。
我开始怀疑，美国当初做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诺已经扭曲变形，如今变成所有人都得一视同仁地遭到监控的欺压。我不禁想象，未来智慧冰箱将进驻到我的厨房，监控我的行为与习性，并从我直接就口啜饮与不爱洗手的习惯，评估我未来犯下重罪的概率。
这样一个由机器自动执法的世界，任谁都无法忍受。绝对的正义变成不公不义；一点小错都会遭到严惩，法律全面贯彻到底。几乎所有社会都存在许多不成文与成文的法律，其中有些条文早已过时，有些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举例来说，马里兰州刑法第 10-501 条规定，通奸属于轻罪行为，需支付 10 美元罚款；而根据北卡罗来纳州法律第 14309.8 条规定，玩宾果游戏超过五小时便算犯法。这些法律制定于保守年代，却不知为何从未遭到废除。尽管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但多数人的生活绝不是黑白分明的，我们会任意穿越马路、未做好垃圾分类、在人行道骑自行车，甚至连上陌生人的网络非法下载盗版等。换句话说，一旦法律贯彻到底，所有人都会变成罪犯。
我尝试和琳赛解释这一切。虽然她大致理解我的担忧，但她并未打算脱离科技公司的掌控，更不可能减少使用脸书或照片墙。
“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她说道，“等于放弃我的生活乐趣，抛弃 朋友。你以前也很爱与朋友联系。”
她说得没错，且她担心我也是有道理的。她觉得我紧张过度， 压力太大。我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因为工作，而是我无法告诉她事实真相。我不能告诉她，国安局前同事能针对她进行监控、偷看她传给我的情诗。我不能告诉她，政府不断收集她与所有人的资料。当任何人逾越边界时，政府便可利用这些把柄威胁他们。
我试图用迂回的方式比喻给她听。我要她想象一下：若她有一 天打开电脑时，发现桌面上有个试算表格。
“为什么是试算表？”她说，“我不喜欢。”
我没料到会得到这种回应，但我继续说下去：“没人喜欢，但 这个是名为‘结束’的试算表。”
“噢，这也太怪了。”
“你不记得做过这个试算表，但你一打开就认得里面的内容， 因为里面记载的一切都可能把你毁掉，每一段信息都能毁了你的人生。”
琳赛笑了出来：“我能帮你看看里面的内容吗？”
她在开玩笑，但我是认真的。这个试算表里关于你的资料，都 能将你一枪毙命。试想一下：里头记录你的大小秘密，一旦公布的话，会毁了你的婚姻、事业，甚至伤害你与亲友的感情，最终害你身无分文、众叛亲离并锒铛入狱。试算表的秘密，可能是你上周在朋友家抽大麻或在大学酒吧吸食可卡因；也可能是你喝醉后与朋友的马子搞起一夜情，而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你们两人后悔莫及、不愿再提起这段往事；或是你年少轻狂时曾经堕胎，你当然不敢让父母与配偶知道；试算表上面也可能记载着，你签署过的请愿书或是参与过的抗议活动。所有人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它们就藏在电脑资料里，可能是档案存档、邮件往来或网页浏览记录。如今这些资料全落入美国政府手中。
她总是告诉我与姐姐，癫痫是不会遗传的。我到今日都不确定，这到底是医生的说法还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她不忍看到我们和她一样受苦。
我觉得自己被打倒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个事物----国家与 网络，如今都遭到政府背叛，而它们同时背叛了我，现在连健康也离我远去。
我的大脑是真的短路了。
10 年了。自从两架飞机攻击世贸中心双子大楼已过了 10 年，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过去 10 年来，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我坐在从母亲公寓运来的沙发上，静静地望向窗外的街景，耳边传来停车场邻居按响喇叭的声音。我无法摆脱自己浪费了过去十年时间的念头。
过去 10 年来，我们看到美国制造了一系列的悲剧：阿富汗战争永无止境，伊拉克政权不断更迭，关押恐怖分子的关塔那摩监狱人满为患，美国政府非常规引渡、拷问并发动无人机袭击杀害平民（包括美国民众在内）。而在美国境内，国土安全部严格审查一切事物，每日发布恐怖袭击威胁层级（红色代表严重，橙色代表高度警戒，黄色则是威胁升高），而自《美国爱国者法案》实施后，公民自由逐渐遭到侵害，讽刺的是，这是我们过去自称誓死捍卫的权利。这些累加的伤害（掌权者违法乱纪）无比巨大且难以逆转，而我们却还在按喇叭、闪车灯，举国欢腾庆祝。
美国本土发生史上最大恐怖袭击事件，正巧遇上数字科技最发达的时代，使得美国本土安全备受重视，这是我们无法否认的事实。打击恐怖主义是美国实施绝大多数监控计划的官方理由，特别是在这个人心惶惶、投机主义盛行的时刻。但其实恐惧才是真正的恐怖主义，而乐于编造借口授权使用武力的政治体制则是最大帮凶。比起恐怖主义，美国政客更害怕示弱、背叛自己的政党，或是惹火捐款给他们的支持者（这些人对于承揽政府合约、取得中东石油利益充满兴趣）。因恐惧衍生的政治凌驾于恐惧之上，催生出各种反恐作为：无人能敌的美国慌了手脚，行动不受政策规范，公然违反法治精神。在“9·11”事件后，情报单位的指令向来是绝不能再出差错，但这根本是做不到的。过了 10 年后，我看得更加清楚了。这群政治精英反复以恐惧作为号召，对应的并非任何特定威胁或担忧，而是试图操弄情感、将恐惧化为永久性危险，借此合理化政府长久提高警觉的作为，不容民众质疑其正当性。
在大规模监控计划进行 10 年之后，证明科技残害自由的能耐更胜于打击恐怖主义。靠着延续这些监控计划与谎言，美国政府能保护的事物很少，什么都赢不了，但损失却极为惨重，最终连我们自己都分不出“9·11”之后敌我的差别。
我会划手机看新闻，然后小睡一会儿，醒来再划划手机，之后再度睡着。据新闻报道，全球各地出现抗议动乱，包括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伊拉克、黎巴嫩与叙利亚等。这些地区的抗议人士遭捕入狱，受尽折磨，甚至当街遭到政府特务的枪决。在这些残暴政权当中，有许多是由美国协助扶植起来的。这场阿拉伯之春造成不少伤亡，使得新闻热度持续增温。我看到民众被逼到无路可走，相形之下我的病痛微不足道（道德上如此），我显然身在福中不知福。
整个中东地区，无辜百姓时时刻刻都生活在暴力威胁之下，不能工作，也无法上学，电力供应、卫生条件极差，许多地区甚至缺乏基本的医疗物资。面对如此性命堪忧、生活贫乏的状况，我不禁怀疑自己对政府监控与侵犯隐私的忧虑是否过于夸大，甚至是无病呻吟，但我只需要多留意一下上街抗议民众的诉求（比如在开罗、萨那、贝鲁特、大马士革、阿瓦士与胡齐斯坦等，这些都是阿拉伯之春与伊朗绿色革命席卷的城市），便可知道自己绝非杞人忧天。
人民聚集，大声疾呼，要求停止压迫、审查与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他们宣称，真正公平的社会，并非人民从属于政府，而是政府从属于人民。不同城市的不同人群（甚至同一批人在不同的日子里）都有自己具体的动机和不同的目标，但有一点是全球相通的：反对专制极权，重提那个由来已久的人道主义原则：天赋人权，不可剥夺。
在现代生活，我们拥有一项共识，那就是隐私权没有模糊空 间、不容侵犯。法律唯一允许的办法是通过搜查令。但这种搜查令 无法扩及所有人（像美国政府进行全民监控所声称取得的那种），而仅能基于合理理由针对特定人士或用途发出。 “隐私”这个词有点虚无缥缈，因为难以定义，或者说每个人 的定义都不一样，所有人对隐私都有不同的诠释。隐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家想必都能体会。
在极权国家，权利源于国家，民众接受赐予。在自由国家，权利源于民众，国家接受赐予。身在前者的民众是被动的，只有在政府的许可下，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接受教育，找工作，拥有宗教信仰和发表言论。极权国家通常都不存在法治，而是人治，领导人们要求民众服从自己，忠于自己；对异见者则充满敌意，百般打压。相反的，自由民主国家对民众就甚少有这般要求，几乎完全靠每个公民自愿去承担责任，抛开种族、民族、血缘、能力、性取向和性别的因素，保护身边人的自由权益。任何源自集体的保证，都不会受血缘的影响，而建立在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最后必然是趋向于平均主义的。即便民主制度通常远远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我仍然坚信，这是一种非常优秀的管理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背景的人们，让他们在法律面前平等共存。这种平等，不仅包括各种权益，还有自由。其实，民主国家的公民最为珍视的很多权益，甚至都没有明确地被写成法条，而只是不成文的共识。它们仿佛存在于一个毫无限制的空间，而创造这个空间的，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比如，美国人之所以是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限制这种自由的法律；之所以有出版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压制这种自由的法律；之所以宗教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法律来组织任何宗教的建立；之所以有和平集会和抗议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对这些行为说“不”的法律。这种平等，不仅包括各种权益，还有自由。其实，民主国家的公民最为珍视的很多权益，甚至都没有明确地被写成法条，而只是不成文的共识。它们仿佛存在于一个毫无限制的空间，而创造这个空间的，是对政府权力的约束。比如，美国人之所以是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限制这种自由的法律；之所以有出版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压制这种自由的法律；之所以宗教自由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法律来组织任何宗教的建立；之所以有和平集会和抗议的权利，就是因为政府禁止制定任何对这些行为说“不” 的法律。就因为这些权利和自由没有明确的定义，身在各种机制都成熟的多元民主社会的公民们，才会觉得对个人隐私的要求是正当的，也应该将其纳入享有的权益之一。但民主国家公民的隐私权天然就是正当的，反而是政府在侵犯隐私时需要作出解释。不明确宣称自己的隐私权，其实就是让渡了这项权利，要么是让渡给僭越宪法规定的政府，要么是让渡给所谓的私营企业。
我们根本无法忽视隐私的重要性，因为这与公民自由是相互依存的，你放弃自己的隐私，就会牺牲掉别人的隐私。你可能因为怕麻烦而放弃此权利，或者你和多数人想法一样，认为只有做不光明的事才需要隐私保护。但是，声称自己不需要或不想要隐私，因为没有什么事好隐瞒的这种说法，是假定所有人都不该或不能隐瞒任何事情，比如他们的移民身份、失业历程、财务状况与健康记录等。你假定，所有人（包括你在内）都乐于与他人分享宗教信念、政党倾向与性生活，就如同有些人随意透露自己的电影、音乐品位与阅读偏好一样。
说到底，你如果认为自己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所以不用在意个人隐私，就跟以下行为是一样的性质：因为自己没什么可说的，所以不在意言论自由；因为自己不喜欢阅读，所以不在意出版自由；因为自己不信上帝，所以不在意宗教信仰自由；因为自己懒惰、不喜人群、有广场恐惧，所以不在乎和平集会自由。各种各样的自由和权利，也许今天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但并不意味着明天也不会毫无意义；对你毫无意义，也许对你的邻居意义重大，对那些我通过电话追踪的反抗者们意义重大，他们正在地球另一边大声疾呼，想要争取到哪怕一点点上述的自由；反观我自己的祖国，却正在逐渐废除和拆解这些自由。
那年夏天的某一天，实际上是我生日那天，我通过安全检查走进隧道，突然领悟到：眼前就是我的未来。
我不是说那个瞬间我做了什么决定。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绝对不是那样出现的。你在潜意识里做出那些决定，等到完整成形后才会呈现出来----也就是等你终于强大到可以跟自己承认这是你的良知早已为你做出的选择，这是你的信念所指引的道路。那就是我送给自己的 29 岁生日礼物：意识到我进入一条隧道，把自己的人生缩窄到一项仍然模糊的行动。
棱镜计划使国安局可以定期让微软、雅虎、谷歌、脸书、Paltalk、YouTube、Skype、AOL 及苹果收集资料，包括电子邮件、照片、视频聊天、网络浏览记录、搜索引擎搜寻记录，以及所有存储在他们云端的其他数据，将这些公司变成了知情的共犯。不过，上游收集计划更具侵入性。它可以固定从民营的网络基础设施上----比如全球网络流量的转换器与路由器----经由太空卫星和高容量海底光纤电缆，直接抓取资料。这项收集由国安局特别资源行动小组负责，他们打造秘密监听设备，植入全球网络服务供应商的企业设施内部。总的来说，通过棱镜计划（由网络服务供应商的服务器强制收集）和上游收集计划（由网络基础设施直接收集），来确保全球信息都可受到监视，包括存储的与传输的信息。
上游收集的技术确实存在。我后来明白，这些工具是国安局集体监视系统中最具侵入性的环节，因为它们最贴近用户，亦即最贴近被监控的对象。想象一下，你坐在计算机前，想浏览一个网站，你打开一个浏览器，输入一个网址，然后敲回车键。网址其实是一项请求，这项请求会去找它的目的服务器。在旅程途中，你的请求抵达服务器之前，便会经过乱流（Turbulence），国安局最强大的武器之一。
明确来说，你的请求会经过好几个堆栈起来的黑色服务器，加起来大约是四层书柜的体积。它们被装置在遍及所有盟国以及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军事基地内的大型秘密通信建筑物里的特别房间里，其中包含两项重要的工具。第一个是混乱，负责被动式收集，亦即复制进来的数据。第二个是涡轮，负责主动式收集，亦即主动监控使用者。
你可以把混乱想象成站在网络流量必须通过的隐形防火墙前的警卫。看到你的请求后，它会检查自己的元数据，寻找被标示为值得提高注意的选择器或者标准。这些选择器可能是国安局选择或怀疑的任何对象：一个特定的电子邮箱，信用卡或电话号码；你的网络活动的来源地或目的地；或者只是一些关键字，例如匿名网络代理或抗议。
假如混乱觉得你的流量可疑，就会通知涡轮，后者便会将你的请求转到国安局的服务器。在那里，算法会决定要用该机构的哪个恶意程序来监控你。这个选择会依据你浏览的网站种类和你的计算机软件与网络联结。选定的恶意程序回传到涡轮（经由 QUANTUM 套装软件的程序，如果你好奇的话），再由后者注入流量频道，连同你请求的网站一同传送给你。最终结果是：你得到你想要的内容，连同你不想要的监视，而这一切发生在不到 686 毫秒的时间内。你完全不知情。
等恶意程序进入你的计算机，国安局不但可以读取你的元数据，还有你的个人资料。你的整个数字人生现在都属于他们了。
我喜欢读宪法，有一部分原因是它的想法很好，有一部分则是它的内容写得很好，但真正的原因，则是它会把我的同事们吓死。在我们办公室，所有打印出来的文件，使用完毕都必须丢到碎纸机里，如果有文件放在桌上，任何人看到都会感到很奇怪。他们会漫步过来问我：“你桌上的是什么？”
“宪法。”
他们会做出一个扭曲的表情，然后慢慢后退。
在 2012 年的宪法日，我认真地读了宪法。我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认真读完全部了，庆幸的是，序言我还记得很熟。现在我把它从头到尾看完了，从正文到修正案。我很惊讶地发现，权利法案（也就是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当中有整整一半，都是刻意要使政府执法更加困难的。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条修正案，都是刻意、小心翼翼地设计成让政府在行使权力和进行监控时，变得更加没效率，产生更多障碍。
宪法是在十八世纪撰写出来的，当时的计算工具就只有算盘、齿轮计算器、织布机而已，且越洋信息往来必须要花上数周或数个月。很明显，我们计算机中的档案，无论内容是什么，都属于宪法中的文件。我们确实是像使用文件一样来使用它们，尤其是文字处理文件和试算表、我们的信息和搜索记录。同时，资料就是我们的财产，是一个概称，用来表示我们在网络上拥有、生产、销售、购买的所有东西。这通常包括元数据，我们在网络上拥有、生产、销售、购买的所有东西的记录---我们私生活的完美明细。
从当年的宪法日到现在，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云端、计算机、手机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家，如同实际的房子那样隐秘、私人化。如果你不认同这句话，那么请回答我这个问题：你愿意让你的同事一个人待在你家一个小时，还是愿意让他看你已经解锁的手机，就算只是十分钟而已？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监视计划，尤其是它的国内监视计划，完全藐视了第四条修正案。该机构的说法一般是，宪法修正案的保护范围不适用于现今社会。他们既不把你的资料当成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资产，也不把他们收集资料的行为当作搜查或扣押。美国国家安全局认为，你已经将手机里的记录“分享”给了“第三方”----你的电信商，因此你已经失去了宪法保障的隐私权。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在分析师主动调查已经自动收集来的资料时，才算是搜查或扣押，而算法并不算。
如果宪法的监督机制有适当运作，针对第四条修正案的这种极端解释----使用现代科技就等于放弃你的隐私权，一定会被国会和法庭拒绝的。美国开国元勋是一群很擅长政治的人，尤其了解合法范围内的小手段以及总统想拥有君主权力所造成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他们设计了一套系统，宪法中的前三个正文让美国政府由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组成，三者应该互相制衡。然而，在数字时代保护美国人民隐私的问题上，这三个部门都失效了，让整个系统停摆并失控了。
立法部门，也就是国会两院，很乐意放弃他们的监督角色----美国情报机构的政府及承包商员工越来越多，然而能得知美国情报机构的能力范围和行动内容的国会议员却越来越少，到最后只有少数几个特定的委员会成员能够在密室会谈中得知。而且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只能知道美国情报机构的部分行动，而不是全部。偶尔召开的公开的美国情报机构听证会上，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立场也非常明确----该机构不合作，不会诚实公开。最糟糕的是，通过保密法规，他们还会强迫美国联邦立法机构配合他们的欺瞒。
司法部门的失败更令人失望。监督美国情报监视事务的外国情报监控法院是一个特殊的机构，会谈秘密进行，且只听命于政府。它仅仅是为了发放收集国外个人情报的搜查令而设立的，所以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特别宽容，国安局提出的要求，它几乎 99%都会同意。这样的数字不禁让人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国家的橡皮图章，而不是谨慎的司法程序。“9·11”事件过后，外国情报监控法院的权力从核准国外特定个人的监视，扩张到决定广泛程序化监视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它以前的工作是核准监视外国恐怖分子一号或外国间谍二号，现在却可以让棱镜计划和上游收集计划的整体架构建设合法化。依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说法，关于那个架构的司法审查已经缩小成一个秘密法庭，正在筹划一个秘密计划，秘密地重新诠释联邦法律。
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民间团体想要挑战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行为，召开联邦法庭会议时，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政府不会为自己辩解，说那些监视行为是合法或合宪的，而是宣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它的委托人完全没有出庭的权利，因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无法证明这个委托人实际上真的被监视。还有，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不能借由诉讼来寻找受到监视的证据，因为证据的存在（或不存在）是国家机密，且泄露给记者的不算。换句话说，法庭不承认因为曾经在媒体上公开而众所周知的信息，
只承认经政府官方证实而众所周知的信息。援引保密法规，导致无论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还是任何人，都没有法律资格能在公开的法庭上发起挑战。让我觉得厌恶的是，2013 年 2 月，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结果接受政府的判决理由，驳回一项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国际特赦组织针对全民监视发起的诉讼，甚至不去考虑美国国家安全局行为的合法性。
最后就是行政部门了，他们是导致这个宪法漏洞的元凶。在“9·11” 事件之后，总统办公室通过司法部秘密下令，准许进行全民监视。在那之后，行政越权的情况持续发生，两党都试图单方面行动，并发布巧妙地规避法律的政策指令----不会被挑战的政策指令，因为保密法规确保它们不会被大众知道。
只有三个部门独立运作时，宪法系统才能完整地运作。这三个 部门不只是失败，而是刻意失败并且还合作起来，结果产生了不被惩罚的文化。我这才发现，我以为最高法院或国会或想要和小布什政府有所区别的奥巴马总统，会让美国情报机构为任何事情负责，这是多么疯狂的想法。是时候面对现实了，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自己高于法律，而这套规则遭到如此破坏，证明他们这样想是对的。比起创造出这套系统规则的人，美国情报体系更加了解这套规则，他们利用这些知识来获得好处。
他们钻了宪法的漏洞。
美国情报机构中没有多少上级长官会愿意像那些为了美国的原则牺牲自己生命的军人一样，牺牲自己的职业生涯。以我来说，我不考虑向指挥链报告，美国情报机构喜欢称它为适当的管道，就像那 10 个华伦号上的船员一样。我的上级长官可不只是注意到这个机构正在做什么，他还积极地进行指挥----他们是共犯。
像美国国家安全局这样的机构，已经是结构性的失职了，已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而不只是某种特别的做法。适当的管道只会变成陷阱而已，用来抓捕异端分子和对他们不利的人。指挥链是环环相扣的，下面的人只能被上面的人牵着走。
更精确一点，我认为泄密应该是近于植入或是宣传播种，选择泄露一些受到保护的信息，目的是操弄大众意见，或影响决策过程。很少有不具名或匿名的高级政府官员泄密给记者，不是为了自己、自己的办公室、自己政党的利益。
美国的政治阶层一再地证明，他们愿意接受，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刻意制造泄密。美国情报机构时常宣布他们的“成功”，却不管他们的保密问题，也不管结果会如何。我近期的印象中，最明显的就是有关美国出生的极端主义教士安瓦尔·奥拉基（Anwar al-Aulaqi）在也门遭到法外处决的泄密了。奥巴马政府不遗余力地向《华盛顿邮报》及《纽约时报》宣传他们对奥拉基进行的无人机攻击，这样就是默认了中情局的无人机计划，以及他们的处置矩阵，也就是暗杀名单的存在，这两者都应该是最高机密。此外，政府还间接证实了他们不只会进行暗杀活动，还会暗杀美国公民。这些泄密，再加上媒体宣传的配合，惊人地证实了美国对待机密时会视情况而改变做法----为了让政府可以持续做出有罪不罚的行为，一定要保持秘密，但如果政府想要抢功劳，随时都可以打破秘密。
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才能完全理解美国政府和泄密的关系。如果有意料之外的好处，他们就会原谅未经许可的泄密，并且在经过许可的泄密造成伤害时选择遗忘。然而同样都是造成伤害，而且是未经许可的泄密，它们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但是政府却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是什么因素造成有的揭露可以被允许，有的却不行？
答案就是权力和控制。如果这次揭露不会威胁到一个机构的基础权力，就有可能被接受。如果一个机构里面的不同部门，从收发室到管理办公室，都有相同的权力可以讨论内部事务，那么管理阶层就是放弃了信息管理的权力，整个组织的运作就会产生危机了。争取发言的平等权，独立于组织的管理或决策阶级之外，就是吹哨这个名词的适当意义----这种行为尤其会对美国情报机构产生威胁，它是在法律允许的神秘面纱下以严格区隔的方式来运作的。
依照我的定义，吹哨者是一个人有过艰苦的经历之后，认为在机构内的生活已经不符合外界广大社会的原则以及对这个社会的忠诚了，而这个机构应该对社会负责。这个人知道自己不能继续待在这个机构了，也知道这个机构不能或不会被废除。然而，重组这个机构却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吹响哨子，揭露信息，让机构承受来自大众的压力。
要揭发一个秘密计划，就必须揭发更大的机密系统。揭发它，不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宣称自己是国家的绝对权力，而是因为美国情报机构滥用这种有限的特权来颠覆民主监督。如果不揭发这个机密系统，就不可能恢复公民和政府之间的权力均衡。这种希望能恢复的动机就是吹哨的基础----揭露不是因为对政府有异议或是反对，才做出的激进举动，而是为了掉头而做出的普通举动----让船掉头回港，在这里它会被拆解，整修，补起漏水的地方，才能有重新出发的机会。
吹哨者可能来自机构内的任何阶级。但是数字科技让我们史上第一次来到了这样的时代，最有效的吹哨者都来自底层，最没有诱因要维持现状的人。在美国情报机构，就像所有依赖计算机的大型分散管理机构一样，层级较低的人之中有许多擅长使用科技的人，就像我一样，他们对于重要基础设备的存取权限与他们能影响机构决策的权力不成比例。换句话说，像我这样的人想知道的和能够知道的事情之间，以及我们能改变组织文化的微小力量和对整体文化表达担忧的强大力量之间，都有着很大的不平衡。虽然像这样的技术特权一定会被拿来滥用----毕竟大多数系统阶级的技术人员可以读取任何事物，那种特权的最高运用就是在科技方面。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如果要让大家理解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想要举报系统性地滥用科技的技术人员不能只把他们的发现公之于世，还有义务做出浅显易懂的说明。
全世界最适合做这件事的少数几十个人就在这里，和我一起坐 在坑道里。和我一样的技术人员每天都来这里上班报到，坐在自己的计算机前进行国家的工作。他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职权滥用，只是没有兴趣，缺乏这样的好奇心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邪恶，而是可悲。无论他们来到美国情报机构是出于爱国主义还是机会主义，都不重要，一旦他们进入了机器，就会成为机器。
没有任何事比必须守住那些不能说出口的秘密更加辛苦的了。向陌生人撒谎来掩饰卧底身份，或是隐藏自己的办公室是在全世界最机密的菠萝田下，听起来或许符合上述情况，但至少你是团队的一部分。虽然这份工作可能是一个秘密，但至少是共同的秘密，也是共同的负担。虽然悲惨，但也令人觉得好笑。
然而当你有真正的秘密，却无法与他人分享时，这样的强颜欢笑也自然成为谎言。我可以说出我的不安，却不能提到原因。直到死的那一天，我都会记得向我的同事解释，我们的工作是怎样违反当初宣誓的誓言的。然而他们毫不在乎地说：“那又能怎么办呢？”我讨厌这个反诘，充满无力与挫败感，却依然会强迫自己扪心自问：“对啊，我能怎么办？”
当答案不言自明时，我决定成为吹哨者，却未透露只言片语给我一生的挚爱琳赛，因为即使一个字，都可能让我们的关系比处在缄默下更糟。为了不想在我可能造成的伤害之外，再给她造成更多伤害，我决定保持沉默，在沉默中我感到孤单。
我自认为自己能轻松地与孤独和孤立相处，至少比吹哨者界的前辈更为容易。是否我生活的每一步都已经对此做出准备？这些年在计算机屏幕前的沉迷与寂静，是否已让我习惯独自一人？我曾是独来独往的黑客、夜班经理与掌管空荡办公室钥匙的负责人。但我也是平凡的人，没有同伴令我感到辛苦。我尝试要让道德与法律、职责与欲望达到平衡，但最后全都失败。如此的循环，让我每天都备感折磨。我曾拥有我想要的任何事物----爱、家庭与超出我预期的成功；我曾住在充满绿树的伊甸园，但其中一棵是禁止被碰触的树。最简单的事，应该就是遵守规定。
即使我已经接受这项决定可能带来的危险，却依然无法适应这个角色。毕竟，谁来把这些信息公布给美国大众？谁选择我成为情报的负责人？
我意图揭发有关我的国家正秘密进行大规模监控的信息，虽然相当具有爆炸性，但技术性并不高，这令我担忧自己会被外界误解。因此我在选择公之于世之后，第一个决定就是要带着档案。揭露一项机密计划只是单纯形容它的存在，公布系统性的机密则是描述它的运作方式。这需要文件，需要机构的实际档案----尽可能多的档案，来揭发滥权的范围。虽然我知道，只要公布一份 PDF 格式的文件，就足以让我锒铛入狱。
由于害怕政府对任何我所揭露机密的实体或平台进行报复，我曾考虑暂时用个人身份发布这些档案。这将是最方便与安全的方式：只要收集最令我不安的文件，把它们公布在网上，然后散布链接。最后我没有采取这种方式的原因之一，是与认证有关。毕竟每天有许多人在网上发布“机密文件”，当中有许多涉及时间旅行的科技与外星人的信息。我不想这些可信度很高的档案，沦为这些荒谬言论，并在混乱中消失无形。
在这一过程的初期，我很清楚必须要有一些人或组织来担保我的文件的真实性。我也需要一个合伙人来评估泄露这些机密可能导致的潜在危害，并从科技与法律角度来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我相信自己能提出国家监控引发的相关问题，甚至可以分析评估，但我也必须信任别人能解决这些难题。无论我对这些组织感到有多不安，我都恐惧自己单独行动。如果与某种媒体组织联手，就可以帮助我防御恶棍活动的最糟指控，并修正我可能存在的偏见，无论他们是有意识或无意识，个人或专业。我不希望自己的任何政治意见影响到揭露机密的公平性，或是外界的反应。在每个人都遭监视的国家中，监控反而成为最政治的话题。
回想起来，这部分还要归功于琳赛对我日益增加的影响力。琳赛花了多年时间向我灌输，我的兴趣与忧虑不一定是她关心的事物，当然也不会是这个世界关注的话题。只因为我分享我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必须认同我的意见。并非每个反对隐私遭侵犯的人，都可能准备好采用 256 位的加密标准，或是全面停止使用网络。违宪等非法行为可能会令某些人不悦，但有些人却只会因为侵犯到他们或是配偶、孩子的隐私权而发怒。琳赛是我解开这项事实的钥匙，不同的动机与途径只能增加实现共同目标的概率。不知情的她给了我信心，征服了我的恐惧，并鼓励我主动与别人接触。
哪些人呢？他们是谁？这也许很难记得或想象，但我首次考虑挺身而出时，吹哨者首选的论坛就是维基解密。尽管对国家权力充满了高度质疑，不过在那时候，它的许多运作方式就像传统的出版业。维基解密经常加入主要国际刊物，像《卫报》《纽约时报》、《明镜》 周刊、《世界报》与《国家报》之列，刊登有来源提供的文件。从这些新闻组织在 2010 年到 2011 年刊出的报道当中，若以消息来源与新闻记者的联结关系，以及作为保护来源匿名性的防火墙而言，维基解密是最有价值的媒介。
维基解密在刊登美国陆军一等兵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 的军事机密后，运作方式出现了改变。曼宁泄露了大量有关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军事日志与美国的外交电报。由于该网站对曼宁资料的删减，引发政府的反弹与媒体的争议，维基解密最后决定改变刊登日后泄密的方式：源文件不经任何删减。政策转向完全透明意味着与维基解密合作将无法符合我的需求。对我而言，它的效力等同个人刊登，个人刊登不能达到我的要求，已经被我否决。美国国安局的档案文件，透露它正在全球部署大规模监控系统，的确令外界难以理解。这事情的复杂性与高度技术性，也逐渐说服我，它没有办法在档案转存中一次呈现，只能靠记者有耐心与谨慎的工作，并在我假设的最佳情境，在来自多方的独立媒体机构的协助下进行。
当我决定要直接跟记者揭露时，虽然暂时松了一口气，不过心中仍存有一些疑虑，主要与我的国家最知名的媒体有关，特别是美国报纸《纽约时报》。每当想到要接洽《纽约时报》，我便开始迟疑。该报曾登出维基解密的报道，凸显了它敢触怒政府的决心，但我还是无法停止想到它先前对记者埃瑞克·李希特布劳（Eric Lichtblau）与詹姆斯·瑞森（James Risen）所写的有关政府无证窃听等重要文章的处理态度。
这两名记者整合司法部举报人的情报，加上他们的报道，揭露国安局在“9·11”事件发生后，启动星风监控计划的一部分。他们完整的报道、编辑事实查证的文章，原本预定在 2004 年刊登。当时该报总编辑凯勒（Bill Keller）出于礼貌，曾向政府解释，文章的目的在于让记者有机会评估政府的顾虑，刊出部分情报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原因何在。在这种情况下，就如同多数情况，美国政府拒绝提供明确解释。布什政府更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告诉凯勒与《纽约时报》发行人亚瑟·舒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说，如果《纽约时报》登出政府无故窃听美国民众的新闻，将会助长美国的敌对势力与滋生恐怖主义。不幸的是，报社被说服了，并舍弃了该报道。至于李希特布劳与瑞森的文章，在一年后，也就是 2005年 12 月还是见报了，当时瑞森对报社施压，表示这些资料都会写在他即将发行的新书中。如果当时这篇文章一写完就刊出，或许可能改变2004 年的美国大选。
如果《纽约时报》或任何报纸对我做出类似的事，如果它们拿走我的资料写成报道，并将报道送去审查，但最后却不刊出，那我就完蛋了。鉴于我是提供资料的来源，这等同于报道尚未公之于世，我就已经成为阶下囚。
如果不能相信权威的报纸，我是否应该相信任何组织？为何要如此自找烦恼？我并没有签约要做这件事。我只想要随意玩电脑，并为我的国家做些贡献。我有一间租来的房子、一个爱人，我的健康也日益改善。在我上下班路上的每个停止标志，都好像在警告我停止这些自愿性的疯狂。我的大脑与心情处在冲突状态，只希望其他人在其他地方，能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毕竟，新闻不就是跟随着面包屑走路，并从中厘清头绪吗？这些记者除了上推特，一整天还能做些什么事？
对于第四权居民，我至少知道两件事。他们争取独家新闻，而且对科技所知甚少。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或是对科技的兴趣，以至于在我收集有关大规模监控信息的过程中，记者错失两件令我震惊的事件。
古斯告诉记者，中情局可能追踪他们的智能手机，就算他们已 经关机，中情局仍能监听他们通信的每个字。注意：这些可是国内记者，美国记者。古斯说的“可能”，意味着“已经”“正在”及 “以后也会”。身为中情局高阶说教者的他，用一种明显烦躁不安、令人感到心烦的方式下了结论：“科技改变速度之快，政府或法律根本无法赶上。它变迁的速度超乎人们想象：你应该问问你们拥有什么权利，还有谁拥有你的信息。”我惊讶得不知所措，任何比古斯低阶的人，若发表这样的演说，最后一定会被关进监狱。
古斯说出真心话的报道只刊登在《赫芬顿邮报》。但这场演说至今仍可在 YouTube 上看到，至少六年后我在写这本书时还可看到。上次我去看时，点阅次数有 313 次，其中有十几次来自我。
我从这里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如果我的揭秘想要有效，除了要把档案交给记者，帮助他们解读这些文件之外，我还必须成为他们的合伙人，提供技术训练与工具，协助他们准确与安全地报道。采取这项行动意味着我已涉入情报工作中的最严重罪行之一：其他情报人员犯的是间谍、煽动叛乱与叛国罪行，我犯的却是协助与教唆新闻行为罪行。但有违常情的事实是，在法律上，这些罪行都是相似的。基于公共利益而提供机密情报给媒体，以及提供甚至出售情报给敌人，美国法律并未明显区别这两者。我唯一找到的与这种法律相抵触的说法来自我进入美国情报机构的第一堂培训课。我被告知，事实上出售机密给敌人，比免费提供给记者要好一些。记者会把机密向大众公开，而敌人不太会跟盟友分享。
考虑到所冒的风险，我需要找出我能信任、大众也可以相信的人。我需要认真、谨慎、独立而可信赖的记者。他们必须有绝佳的能力，能在区别我的怀疑与证据证明的事项之间，对我进行挑战；当政府不当指控他们的报道将危及他人性命时，能对政府提出质疑。最重要的是，我必须确保我挑选的人，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时，不会屈服在权力之下。
与其自己挑选记者，不如让我企图揭秘的系统为我选人。我决定，最好的合伙人应该是国家安全机构已经锁定的记者。
只有你拼了命去做，仿佛这攸关你的生死，否则你很难体会要在网络上维持匿名有多么辛苦。美国情报机构建立的通信系统，多数都有单一目标：观察一项通信的人员一定不能辨别出涉入者的身份，或者能用任何方式将他们归属到某个组织。这也是美国情报机构为何将这些情报交换称为无法归属。网络时代前的间谍匿名行为是很有名的，多数来自电视或电影。举例来说，藏身处的地址用浴室隔间的涂鸦作为密码，或是隐藏在分类广告的缩写当中。想想冷战时期的情报交换术，写在信箱上的粉笔记号，暗示秘密包裹正藏在公园一棵内部已被挖空的树中。现代版本则可能是虚构的人物在某个约会网站进行虚构的对话，或是更常见的，一个表面上无害的程序，在由中情局控制的亚马逊服务器上，留下表面上看来无害的信息。然而我想要的是比那个更好的方式，不需要暴露，也不用任何预算。
我决定利用别人的网络。我希望这只是像去麦当劳或星巴克登录联网那么简单。但是这些地方有闭路电视、收据与其他人，他们是长着脚的存储器。另外，每个无线装置，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都有全球性的独特辨别标识，称为 MAC（机器存取位址），它会在每个访问接入点留下记录，可视为使用者行动的鉴定标志。 所以我没去麦当劳或星巴克，而是开车。我进行沿街扫描，将车子变成移动的 Wi-Fi 感应器。你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高速天线与有磁性的卫星导航感应器，可以装置在车顶。电力可由汽车、便携式电池或笔记本电脑本身提供。这些东西都能放在背包内。
我带着可执行 TAILS 的低价笔记本电脑，这是 Linux 开发的健忘作业系统，意味着一旦关机，所有资料都会消失，再次启动，一切又重新开始，没有任何登录或记忆的痕迹。TAILS 让我轻易“欺瞒”或伪装笔记本电脑的 MAC：无论何时连接到网络，它都会留下其他机器的记录，与我无关。更好用的是，TAILS 也有内建支持，可联结到匿名的 Tor 网络。
这些系统的优点也正是它们的弱点：它们的复杂性意味着，
甚至连执行计划的人都未必知道它们是如何运作的。除了系统管理员之外，没有人确切了解它们在哪里重叠，在哪里有缺口。毕竟，那些你所知道的复杂性，被取了恐怖名称，比如午夜骑士，一开始总得有人去装设才行。国安局或许为这个网络花了不少钱，但是，像我这样的系统管理员才是真正的拥有者。
每次我通过这里时，都呆若木鸡。我必须强迫自己不要去想 SD 卡，因为只要你一想到，就会显得形迹可疑，举止怪异。
了解国安局的监控系统之后，我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我更加了解自己会遇到的危险了。换句话说，了解这个机构的体系也让我学会怎样才不会被他们捉到。在这方面，我参考了政府指控背叛机构干员的起诉书----他们大多是真正的歹徒，用情报体系的术语来说，将机密信息渗露出去以牟利。我尽可能收集及研究这些起诉书，毕竟负责调查情报机构所有犯罪的联邦调查局，都会很自豪地清楚说明他们是如何逮到嫌犯的，相信我，我不介意从他们的经验中学习。
最后我必须认清事实，即便只有一张简报幻灯片或者PDF，都会让我置身险地，因为所有数字档案都有元数据，这种隐形标签可用来辨识其来源。
我想尽办法解决元数据的问题。我担心万一我没有去除文件的辨识信息，记者解密及开启文件的瞬间，我就会被扯出来。但是我也担心，若彻底清除元数据，便意味着我可能更改了资料，无论何种形式的更改，都会被怀疑其正确性。个人安全和公共利益，哪个更重要？这或许听起来像是简单的选择，但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鼓起勇气决定冒险，让元数据原封不动。
我决定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我担心即使去除我已知的元数据，还是会有其他我不知道及无法扫描的数字水印；另一部分原因是，单使用者文件的痕迹很难清除。单使用者文件是程序码设定单使用者模式，所以如果有任何新闻编辑决定告知政府，政府便会知道其来源。有时独特的标识是隐藏在日期和时间戳的程序码，有时则是图表或标志的微点。不过，技术上的困难，迫使我首次放弃一直以来匿名的习惯，它也可以用某种方法植入到我想都没想过的东西上。这种情况理应让我畏怯，但反而让我壮起胆子，决定站出来说出我就是消息来源。我要在文件上签名，让自己受到谴责，这样才能实践我的原则。
删除的权力向来 很广泛。即便如此，如同无数专制者一再被提醒，想要真正消除一份文件，你不只是要销毁每一份复本，你还必须销毁每一次记忆，曾提到它的其他文件的所有复本，以及所有记得那些其他文件的人。那么，那份文件或许才会消失，只是或许而已。
事实上，我们以为的删除技术从来不曾存在过。删除不过是一种诡计、一种臆想、一种谎言，是一台计算机为了让你安心而跟你说的不高明的谎言。虽然删除的档案在你眼前不见了，却没有真正消失。就技术而言，删除其实只是一个过渡的形式，一种写入的形式。一般来说，当你删除一个档案，它的数据仍安然无恙，深埋在磁碟的某处。有效的现代作业系统，并不会单纯为了删除而设计用来在磁碟里深入搜寻的程式。相反，只有计算机的档案表，也就是记录每个档案储存所在的地图，
被改写为：“我不再使用这个档案，且此档案已经失去重要性。”意思是说，原本应该消失的档案就像一座大型图书馆里被忽略的一本书，只要你努力找，还是可以找到。如果你只是消除书目，书本本身仍然存在。
这实际上可以利用实验来证明。下回你复制一份档案时，不妨想想为什么复制档案要花那么久的时间，但是删除档案只需要一下子。答案是，删除仅仅是把一个档案隐藏起来而已。计算机不是设计来矫正错误的，而是用来掩藏错误，而且是只对不知道去哪里寻找的人士掩藏。
删除是监视者的美梦、被监视者的噩梦，加密则是或者说应该是所有人的现实。这是对抗监视的唯一真正屏障。如果你的储存盘一开始就加密，敌人就无法在里面翻寻你已删除的档案或是任何东西，除非他们有加密金钥。如果你的收件箱里所有电子邮件都有加密，谷歌便无法通过读取来收集你的个人资料，除非他们有加密金钥。如果你将所有经过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或俄罗斯不友善网络的相关通信全部加密，间谍便无法读取，除非他们有加密金钥。这是加密的基础原则：金钥持有者掌握一切权力。
2013 年 3 月至 5 月在夏威夷时，我做的每件事几乎都弥漫着木已成舟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微不足道，却让我好过许多。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去米里拉尼的咖喱店吃饭，或者经过檀香山那个黑客聚会的艺廊，或是坐在车顶上找寻夜空中的流星，虽然这些令我痛苦，可是最痛苦的是想到我只剩一个月的时间和琳赛在一起，或者只剩一周时间在她身边入睡及醒来，但我还要刻意和她保持距离，以免使自己崩溃。
我所做的准备就像一个人临终前所做的事。我清空银行账户，把现金放在一个旧金属弹药箱里，让琳赛可以找得到，而不至于被政府没收。我把家里四处巡过一遍，把拖着没做的杂务都做好，比如说修窗户和换灯泡。我将旧计算机删除及加密，使之成为无声的外壳。简言之，我整理好个人事务，让琳赛好过一些，或者让我的良心好过一些。我的良知在效忠这个世界与效忠琳赛及家人之间不断摇摆。
每件事都充满着终结感，然而有些时候又像是没完没了，我所拟订的计划好像要失败了。我很难让新闻记者同意会面，主要是因为我无法告诉他们要跟谁会面，甚至有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告诉他们要在何时何地会面。我必须面对他们可能不会出现，或者出现后却决定退出计划的局面。最后我决定，如果这其中一种情况发生，我便放弃计划，回去工作，回到琳赛身边，假装一切都很正常，等待下一次机会。
我都在搜寻不同国家，想要找寻跟记者碰面的地点。我感觉是在挑选关押自己的监狱，甚至是埋葬自己的墓园。五眼联盟的国家显然不在考虑之列。事实上，所有欧洲国家也都剔除，因为你不能指望这些国家在面临美国强大压力之下，还能坚守拒绝引渡政治犯的国际法。非洲与拉丁美洲也去不得，美国在当地有犯罪也不会被处罚的记录。俄罗斯也被排除，因为那是俄罗斯，而中国自然也和俄罗斯一样，完全不可能。美国政府不必做什么事，只要指着地图，就可以抹黑我。中东的情况更糟糕。有时看起来，我人生最艰巨的黑客任务不是搜索国安局，而是找寻一个独立到足以抵抗美国且自由到不会干涉行动的会面地点。经过一番淘汰，只剩下中国香港。就地缘政治而言，那里最接近“无人区”（双方发生战斗之前无人进入的中间地带），但又有着发达的媒体和文化，人们经常会进行游行抗议，而且网络基本不设限。那是一个神奇而又相对开明自由的国际化城市。出于名义上“港人治港”的自治方针，中国政府会有所顾虑，不能太直接地对我或相关的记者采取公开行动（至少不可能立刻采取行动）；而实际上这里又是受到中国政府管控的地方，能够减少美国单边干预的可能性。在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这已足够让我有缓冲时间。反正，我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我所能期望的最佳情况是在我被逮捕前，把真相公之于世。
我在琳赛身边醒来的最后一个早晨，她要出门去可爱岛露营，我鼓励她和朋友进行短途旅行。我们躺在床上，我死死地搂住她，她睡眼惺忪地问说我为何突然那么热情，我赶紧道歉。我跟她说我很抱歉这么忙碌，还说我会想念她，她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人。她笑一笑，在我脸颊上轻轻一吻，就下床去打包行李了。
她一走出家门，我便哭了出来，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哭泣。我感到自责，除了政府将对我提出的指控，我对自己流泪尤其感到罪过，因为我知道，与我对我深爱的女人造成的痛苦，或是给家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相比，我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
至少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事。琳赛露营回家后将会发现我已经不见了，表面上是出公差了，而我母亲基本上就在门口等着。我邀请母亲来做客，这种意外之举使得她必然预期另一种惊喜，比如说我宣布琳赛和我订婚了。对于这种错误的借口我感到糟透了，一想到她的失望我便心生畏怯，可是我不断告诉自己，我有正当理由。我母亲会照顾琳赛，而琳赛会照顾她。她们需要彼此的力量才能撑过即将降临的风暴。
游戏其实只是一系列难度逐渐提高的关卡，它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我们相信可以过关。对我而言，最好的证明就是魔方。它满足了大家内心的盼望：只要我够努力，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那凌乱失序的一切终能重回正轨、恢复原样。人类的机智足以将最破碎混乱的系统改造成合乎逻辑秩序的事物，如同魔方的每一面都闪耀着相同颜色。
我想出一套计划（或多套计划），其中一点小差错都可能会害我被关起来，但至今仍然进行顺利。我逃离国安局，逃出美国，我在游戏中获胜了。不论从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意味着：最困难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但事情没那么容易，因为我联络的记者尚未现身。他们不断延后会面、解释理由并再三道歉。
我试图为这些记者着想，他们可能太忙或疑神疑鬼，因此难以确定行程，但我更害怕，万一警察比他们先到的话，那我的一切牺牲全都白费了，我还有好多资料没公布。我想起我的家人与琳赛，我真是笨死了，把自己的命运赌在这群人身上，而他们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想大家都有这种经验：越在意有人拍你，你就越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光是察觉到有人按下手机录像键或将镜头对准你，就足以让你的行为开始不自然起来，即使那个人是朋友也一样。虽然我今日与他人的互动大多通过镜头，但我还是不确定，究竟是看到自己在影片里比较奇怪，还是被拍比较奇怪。我试着避开前面那种状况，但现在大家不太可能逃得掉后面那种状况。
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我全身僵硬、无法动弹。萝拉的摄影机红灯就像狙击手的瞄准镜，不断提醒着我，房门可能随时会被撞开，可怜的我会被拖走。当我摆脱这种想法时，我又立刻被另一种想法缠上。我不断地想象，这些录像片段之后如何在法庭上呈现。我发觉自己应该做更多的事前准备，像是穿件像样的衣服、刮掉凌乱的胡子等。整个房间堆了不少送餐托盘与垃圾，面碗与吃了一半的汉堡丢在一旁，地板上还有成堆的脏衣服与湿毛巾。
这真是个超现实的状况。我在被拍摄前没遇过任何影片工作者，在充当消息来源前也未曾与记者有过接触。我第一次和别人大声谈论美国大规模监控系统，竟是通过网络放送在全世界所有人面前。不论我的样子有多邋遢，声音有多生硬，这都无法否认萝拉拍摄影片的重要性，
因为它真实地呈现这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是平面媒体做不到的。她这几天在香港拍摄的片段，里面呈现的事实不容任何人扭曲，这不仅展示出她身为纪录片工作者的专业，更代表她有先见之明。
虽然格伦与艾文同情我处境艰难，但他们从不让这种心情妨碍他们报道真相，而我也试着仿效他们的做法。
新闻报道与纪录片一样，能透露的东西有限。由于既定惯例与科技限制，媒体不得不删除部分内容，这是很有趣的。格伦的文章（尤其是刊登在《卫报》的内容）锁定事实陈述，与他坚决追求真相的热情形成强烈对比。而艾文人如其文：真诚亲切、耐心公正。萝拉则默默地在旁综观全局，时而内敛矜持，时而机智讽刺，拥有融合高超间谍与完美艺术家优点的特质。
当所有电视频道与在线网站争相报道此事时，可以预见到美国政府必定想尽办法要找出消息来源。当他们发现是我爆料时，他们可以把我的面孔当成挡箭牌来逃避责任，而非回应爆料内容。他们势必会攻击泄密者的可信度与背后动机。有鉴于此，我必须抢回主导权。若我不交代动机与目的，政府便能趁机转移焦点。
唯有先在媒体前现身，向大家介绍我自己，我才有机会反击。我可以给予媒体一些个人信息，以满足他们高涨的好奇心。也许再附上一份声明：重要的不是我个人，而是美国民主机制遭到破坏。之后我立刻消失无踪、人间蒸发，这就是我的计划。
虽然我从未后悔表明身份，但我确实希望我能说得更好，以及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实上，我根本毫无规划。当别人问及整件事落幕后有何打算，我并没有仔细思考，主要原因是我成功概率极小。我在乎的是将事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我深知，将这些档案公之于世，意味着我必须接受全民检验。没有退路就是最好的策略。若是我事先设想好每一步，那可能会伤害曝光内容的可信度。
举例来说，若我先安排好飞到某国或寻求庇护，那我可能会被称为外国间谍。而若是我返回美国的话，我能想到最好的情况是：我一下飞机就遭到逮捕，然后美国政府以间谍法的罪名起诉我。他们会做个样子举办公审，但是不给我答辩的机会，因为涉及任何重要事实的讨论都会遭到禁止。
政府刻意施行有瑕疵的法律，极大地阻碍了正义的实现。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根本不被允许在法庭上抗辩，无法主张我泄露给媒体的资料涉及公共利益。即使是多年后的现在，我仍然无法说出这些爆料所带来的好处，像是促使国会修改监控法律或让法庭裁定某些监控计划非法，或是逼迫司法部部长与美国总统承认大规模监控的讨论有其必要性，而这能让美国变得更强大。若我回国的话，以上这些公共利益在法庭上会被认定为无关紧要、不予受理。政府唯一需要证明的是：我泄露机密信息给记者，但我从头到尾没有否认过这一点。这就是为何我会认为，任何呼吁我回国受审的人，他们等于要我回国受刑，且刑罚肯定不轻。泄露高级机密文件，不管对象是外国间谍还是国内记者，每份文件刑罚最高 10 年。
自从《卫报》网站 6 月 9 日放出我的影片后，我便被锁定了，就像我背后有个标靶。我深知，这些蒙受羞辱的机构绝不会善罢甘休，会一直追查我，直到我落入他们手中为止。过些时候，他们也可能转移目标、骚扰我心爱的人，同时贬低我的人格，他们会四处打探我的私人生活与工作情况，寻找任何可以抹黑我的信息，把握每次造谣的机会。对于这整个过程，我并不陌生，毕竟我待在情报单位的时候读了不少机密资料，加上我也研究过吹哨者与泄密者的下场。
不管这些人是否入狱，他们多少都得面对反弹力量，其中多数是非常残忍的人格摧毁，而背后依据则是政府通过滥权获得的情报。若这些人私下通信时曾表现愤怒情绪，那他们会被说是挟怨报复。若他们看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或是在图书馆借过类似书籍，那他们会被认定成精神错乱。若他们曾喝醉酒，那他们必定是酒鬼。若他们有过外遇，那就是生性淫乱。其中不少爆料者因此倾家荡产。情报单位根本不必与这些异议人士交手，直接破坏他们的名声比较快，反正只要动手调出档案，再放大不利情报或凭空捏造证据即可。
我确定政府对我爆料的行径极为愤怒，但对于家人与女友的支持，我也深信不疑。琳赛必定能理解（或许不能原谅）我这么做的原因。回忆他们的爱让我获得安慰，能够得以面对眼前事实：我已做了我该做的事，接下来只能顺其自然。我只能将我对家人、女友的信心扩及美国所有公民，虽然这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但我希望，一旦他们理解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全貌，那么他们便会动员起来追求正义。他们将为自己争取正义，而这将决定我未来的命运。我抱着这样的信念孤注一掷：我难以相信任何人，只好相信所有人。
我非常喜欢罗伯特，他充满理想、不畏艰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成为他的客户与挚友是我的荣幸。除了他专业的律师能力外，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寻找住处的创意。当所有记者在全香港五星级饭店寻找我时，他带我来到最贫穷的社区并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些其他客户……我通常不愿透露他们的姓名，但既然他们勇敢地在媒体前 曝光，我也就接受他们的这份好意了。他们是来自菲律宾的罗德尔（Vanessa Mae Bondaliam Rodel），来自斯里兰卡的三位难民----普什帕库马拉（Ajith Pushpakumara）、凯尔拉帕塔（Supun Thilina Kellapatha）与诺尼斯（Nadeeka Dilrukshi Nonis）。这些和善、大方的朋友表现出了人道精神。他们团结一致地帮助我，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人性的表现。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他们不在乎我是谁，也不在意帮助我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危险，他们只知道我需要帮助。他们非常了解为了活命被迫逃难的辛苦，他们经历的磨难远多于我，像是军方拷打、强暴与性虐待等。他们让一个疲惫的陌生人住到家中，而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面孔时，他们没有退缩，反而对我微笑，他们待我热情且亲切。
虽然他们的资源有限，但却不吝于分享一切，即使凯尔拉帕塔、诺尼斯、罗德尔与两个小女孩的住处拥挤狭小、无比简陋，比我在美丽华的房间还小，但他们仍慷慨大方，拒绝收下任何报酬，以至于我必须偷偷把钱塞在他们家中。他们提供我三餐、让我洗澡、给予我睡觉的地方，他们保护了我。很难想象，他们拥有这么少，却给予这么多。他们全然接纳我，不带任何批判眼光，尤其是当我像只流浪猫缩在角落，拿出特别天线偷用远方旅馆的网络，惹来屋里孩童笑闹的时刻。
正当美国国务院提出引渡要求之际，我的律师收到联合国难民 署的回信，他们表明无法协助我取得庇护。也不知是否迫于中国政府的压力，香港当局拒绝让联合国在他们的领土上为我任何提供任何国际保护，并且宣称他们必须先考虑来自我祖国政府的要求。换句话说，香港要我回到美国并在牢中向联合国求助。我不只是孤单一人，且在各国都不受欢迎。如果我想自由地离开香港的话，必须现在就走。“芳香的海港”根本没有我容身之处。
美国政府决定以间谍法起诉我，我被控犯下政治罪，意思是受害者是政府而非个人。按照国际人道法规定，遭控犯下此罪的人通常不会遭到引渡，因为起诉政治犯经常是独裁国家打压异议的手段。理论上，这代表吹哨者在全球各地都应获得同等保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当你的对手是自认为正义的美国政府时。表面上声称扶植海外民主国家的美国政府，私底下却成立由私人承包的秘密机队，专门用于非常规引渡，也就是部分人口中说的绑架。
多数的先进国家畏惧美国的庞大势力。他们私底下对我深表同情，却连非官方承诺都不愿提供。我最常听到的建议是，我只能踏入不引渡政治犯的国家，同时避免经过与美国友好或畏惧美军势力的国家领空。
尽管我半信半疑，但我处境艰难，没有别的选择，套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言：让别人可信的方法是相信他们。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自己国家的政府竟然把我困在俄罗斯。虽然国务院此举可能是照着官僚程序走，当想追捕通缉犯时，通知国际刑警组织并取消他的护照是标准程序，但从结局来看，这根本是丢美国自己的脸，因为这是给俄罗斯宣传曝光的机会。
距离三四楼的下方挤满大批媒体，这是我毕生见过最大的阵仗，记者一看到我便高举摄影机与麦克风。
这是一场表演秀，或许由联邦安全局精心策划，也可能不是，最可能的概率是一半一半。俄罗斯几乎所有事物都是一半一半。但至少我现在知道为何我和莎拉会被带到这个会议室里来。
我们在莫斯科机场受困长达 40 天 40 夜。在这段时间内，我总共 向 27 国申请政治庇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起身对抗美国，有些国家一口回绝，部分国家则表示，除非我抵达他们境内，否则无法考虑这项请求，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最后，唯一同情我的国家元首只有一个，那就是“汉堡王”，它从未拒绝过我要吃大皇堡（内含西红柿与洋葱）的请求。
接着，艾德出现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他。我很惊讶，他看起来很瘦，但听他说话像以前的他。以前的艾德，自信而坚强。是在经历过去这艰辛的一年以前的他。这才是我爱的那个男人，而不是前阵子和我一起生活的那个冷漠、有距离感的幽灵。
离开银行后，我问艾琳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专家，知道自己遭遇麻烦时应该怎么做，她非常轻松地告诉我：“身为一个女人，你必须了解这些事情。比如说，在你要离婚时一定要把所有的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
好几天没有写日记了。我实在是太生气了，必须做个深呼吸，才能想清楚我到底是在对什么事情生气，因为一切都乱成一团。浑蛋联邦调查局！审讯让我很累，他们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对待我，无论我到哪里都要跟踪我，最糟的是他们破坏了我的习惯。通常我会到树林里拍照或写作，但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监视我。他们消耗我的精力、时间，消磨我写日记的欲望，借此夺走我的最后一点隐私。我必须记得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首先他们要我把笔记本电脑带过去，复制了我的硬盘，可能也放了很多间谍程序在里面。接着他们把我所有的电子邮件和对话记录复本影印出来，然后读出我写给艾德的东西和艾德写给我的东西，并要我解释那些内容。联邦调查局觉得每个字都是密码，废话！任何人私底下聊天的内容看起来都会很奇怪，但这就是交往八年的人的沟通方式啊！他们表现得就好像从来没和任何人交往过一样！他们问了一些问题，试图让我情绪疲劳，希望之后再回到“时间轴”时我的答案会改变。他们不肯接受我什么都不知道的事实，还是一直回到“时间轴”，现在多了影印出来的电子邮件、对话记录和我的在线日程表。
我以为政府的人会知道艾德对于工作一直都很保密，我要和他在一起就必须接受这件事，但是他们不接受。他们不认为会这样。过了一阵子，我开始哭泣，所以审讯提早结束了。
和温蒂通了电话，我们都认为虽然艾德伤害了我们，但他做对了一件事，就是在他走的时候，确保我和温蒂待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叫温蒂来夏威夷，而且坚持一定要她过来。他希望在他的事情公开之后，我和温蒂能一起待在夏威夷，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陪伴，给予彼此力量和安慰。真的很难对一个你爱的人生气，尤其是你爱他，并且尊敬他做对的事。我和温蒂都哭了，然后都安静下来。我们应该是同时想到了同一件事，我们怎么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讲话？有人在窃听我们的电话。
珊卓回到拉奈岛，带来一些火机油和一只金属垃圾桶。我把 艾德所有的东西都倒在里面，他的照片和衣服，然后把点燃的火柴丢下去。珊卓和我坐在旁边看着它燃烧，烟雾冒向天空。火光和烟雾让我想起我和温蒂去基拉维亚的那次旅行，在大岛上看的火山。那只不过是一个多月以前的事情，但感觉就像是过了好几年。我们怎么能想得到我们的生活即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艾德火山即将摧毁一切吗？但是我记得基拉维亚的导游说，短期来看，火山是毁灭 性的，长期来看，火山会推动这个世界，它创造岛屿、冷却地球，让土壤变得丰饶。它的岩浆不可抑制地流动，最终冷却、变硬。火山灰喷射到天空，洒落下来，变成矿物质，这会给土壤带来营养，创造出新生命。
即便你没有在线搜索任何东西，心怀不轨的政府仍然可以不费力气地查出你阅读过本书。最起码，它不费力气便可查出你有这本书，不论你是非法下载还是在线购买精装本，又或者在实体店用信用卡购买。
你只不过想要阅读而已----参与到这项人类最亲密的行为中，通过语言进行思想交流。但这已经足够了。想要与世界联系的自然欲望，便足以让你的生活跟这个世界连接起来，将你带进一系列全球独特的识别码中，例如你的电子邮件、电话和个人计算机 IP 网址。借此创造一个遍及世界的系统，经由每一种可能的电子通信渠道来追踪这些识别码，美国情报机构让自己掌握权力，得以记录与永久储存你人生的资料。
而这只是开始而已。因为美国谍报机构一旦发现他们可以被动搜集你的所有通信，他们便会开始主动恶搞。他们在发给你的信息中植入攻击程序码，亦即漏洞利用，借此取得文字以外的信息。现在他们有能力全面控制你的整体装置，包括照相镜头和麦克风。这意味着，如果你在手机、平板电脑，或是任何现代机器上阅读一本书，不论读到哪里，他们都可以追踪及读取。他们可以分辨你翻页的速度是快是慢，你有没有一章接一章看下去或者是跳着看。他们乐意忍受看你的鼻孔，看你边读边扭动的嘴唇，只要他们可以获得想要的资料，确定辨认你这个人就好了。
这是 20 年来无节制发展科技的下场，政治与专业阶级梦想着成为全民主宰的最终产物。无论何地、何时及何事，你的生活如今已成为一本翻开的书，能够随时被读取。
如果就定义而言，全民监控在生活中是一个普遍性的存在，那么我想，它所构成的危险以及业已造成的伤害也必定是普遍性的存在。
或许在完美的世界，也就是并不存在的乌托邦里，单凭法律就可以让这些工具失去作用。但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里，它们变得极有必要。修改法律绝对比修改技术标准更加难以完成，只要法律创新落后科技创新一天，就一定会有机构试图滥用这种科技和信息的不对等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时便需要依赖独立的，开放原始码的硬件和软件开发者来缩小这种差距，提供法律无法或者不愿意确保的重要的公民自由保障。
以我目前的状况来看，有项事实一直提醒着我：法律因国家而异，科技则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但计算机程序码却是相同的。科技跨越边境，持有几乎所有国家的护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明白，通过立法改革我出生国的监控机制，未必会对我流亡国的记者或异议人士有所帮助，但加密手机就帮得上忙。
在国际上，我的揭秘在具有长期滥权历史的地方掀起了对于监控的争论。人民最为反对美国大规模监控的国家，正是那些政府合作最为紧密的国家，包括五眼联盟（尤其是英国，其政府通信总部仍是国安局主要合作伙伴）和欧盟国家。德国在处理纳粹和共产主义历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它是这种分裂的主要例子。德国人民与国会获悉国安局在监控德国通信，甚至锁定梅克尔总理的手机时十分惊怒。但同时，德国联邦情报局却与国安局在无数行动中合作，甚至代为执行某些国安局无法或不愿单独进行的监控计划。
几乎全球的国家都面临着类似的窘境：人民群情激愤，将监控视为民主的诅咒，其政府却同流合污，依赖监控来掌控人民，这样的民选政府实际上已不再是民主国家。这种认知失调遍布全球，使得个人隐私忧虑重新成为国际间对于人权的讨论范畴。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世界的自由民主政府首次讨论到隐私是男女老少的天生权利。如此一来，他们重新提起 1948 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二条载明：“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所或通信不容无理侵犯，其荣誉及信用亦不容侵害。人人有权受法律保护，以免受干涉或攻击。”与所有的联合国宣言一样，这种宏大的理想永远无法实施，它的目的是要在这个刚刚经历原子弹暴行与种族灭绝，正面临着数量空前的难民与无国家状态的世界，建立起跨国公民自由的新基础。
早在出生前，当科技侦测到我们在子宫里，我们便开始创造这份资料，即使在我们死后，我们的资料仍不断增加。当然，我们有意识制造的记忆、选择保存的记录，不过是我们人生被企业与政府的监控所挖出来的信息中的一个小碎片，而大多是无意识地，或是未经我们同意。我们是地球历史上首度遭遇这种情况的人，是首度背负永久档案的人，也就是说我们被收集的记录将永远存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特殊责任。我们必须确保自己过去的记录不会被用来对付我们，或者对付我们的子孙。
现在，我们称为隐私的自由已获得新世代拥护。他们在“9·11”事件时尚未出生，一辈子都活在这种无所不在的监控幽灵之下。这些未曾见识过其他世界的年轻人致力于想象一个这样的世界，正是他们的政治创造力与科技独创性给了我希望。
假如现在不采取行动取回我们的资料，我们的子女可能做不到 这一点。那么，他们和他们的子女也会被困住，世世代代被迫要活在前一代资料的幽灵之下，成为信息大量累积的目标。那些资料可能被用于社会控制与人类操弄，不仅逾越法律限制，甚至超乎想象。
我们当中谁能预测未来？谁敢这么做？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没有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每个人，尤其是地球上的每个政府与企业，而这正是我们的资料的用途。算法用以分析资料，找寻既定的行为模式以推断未来的行为，这种数字预言只是比看手相的类比方法稍微准确一些而已。一旦你深入挖掘用以预测的实际技术机制，你便会了解这种科学实际上是反科学，而且名称大错特错：预测其实是操弄。某个网站告诉你说，由于你喜欢这本书，所以你或许也喜欢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或前国家安全局局长海登的书，这并不是有根据的猜测，而是一种微妙的强制机制。
我们不能任由自己受到这样的利用，被利用来对抗未来。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资料被用来向我们推销绝对不可以出卖的东西，例如新闻。如果袖手旁观，所看到的新闻将只是我们想要的新闻，或是当权者希望全民看到的新闻，而不是必要的坦白和共同对话。不能放任我们所受到的全面监控，以之来计算我们的公民分数，或是预测我们的犯罪行为；我们会受什么教育，会找到什么工作，或是能否受教育或找工作；依据金融、法律和医疗记录来歧视我们，更别说还有族群或种族，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料的构成因素。至于个人最私密的资料，我们的基因信息：如果坐视这种信息被用来辨识我们，那么它也会被用来加害我们，甚至修改我们，按照试图控制全民的科技概念，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性本质。
当人们问我现在生活过得怎么样，我总是回答跟他们的生活很相似，我花很多时间在计算机前，阅读、写作及互动，在媒体喜欢说的“没有揭露的地点”----其实就是我在莫斯科碰巧租到的一间双房公寓，我通过网络登上世界各地的舞台，向学生、学者、议员及技术人员等听众讲述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自由。
有些日子，我和新闻自由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举行虚拟会议，或是跟欧洲宪法和人权中心的欧洲法律团队讨论，其负责人是沃夫冈·卡莱克（Wolfgang Kaleck）。其他日子里，我打包一些汉堡王，我对这个品牌一直保持忠诚；玩一些盗版游戏，因为我不再使用信用卡。我的例行公事是每天跟我的美国律师兼密友联系，以及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全能顾问本·魏兹纳（Ben Wizner）联系，他一直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的向导，并且能够忍受我对理想世界的冥想。
这就是我的人生。但在 2014 年的寒冷冬季，我的人生变得明亮了，因为琳赛来看我，这是我们自夏威夷分开以来第一次相见。我试图不要有太多期待，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值得拥有这种机会；我唯一值得的是被甩个大耳光。但是，当我一打开门，她用手抚摸我的脸颊，我告诉她，我爱她。
“嘘，”她说，“我知道。”
我们无声地拥抱彼此，每次呼吸都像是承诺要弥补失去的时光。
从那时起，我的世界就变成她的了。我一直很宅，其实在我来俄罗斯之前，我的习惯就是这样。可是琳赛很坚持：她从没来过俄罗斯，现在，我们要一起去当观光客。
我的俄罗斯律师阿纳托利·库奇瑞纳（Anatoly Kucherena）帮我取得政治庇护，他是唯一有远见且懂得要带着传译员一同出现在机场的律师。他是有文化素养及足智多谋的人，他不只擅于处理我的法律问题，也擅长在最后一刻弄到歌剧门票。他帮我们安排了莫斯科大剧院的两个包厢座位，于是琳赛和我盛装前往，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很担心。那里有好多人，他们全都挤在一个大厅里。琳赛感受到我逐渐不安。当灯光暗下，幕布拉起，她倾身过来戳我的肋骨，低声说：“这里没有人是来看你的。他们是来看戏的。”
琳赛和我也花时间去逛莫斯科的博物馆。特烈季亚科夫美术馆 （ Tretyakov Gallery）有着世上最丰富的俄罗斯东正教画作的收藏。我想，为教会作画的艺术家主要是承包商，因此不能在他们的作品上签名，或者他们宁可不签。促成这些作品的时期与传统并不太认同个人成就。琳赛和我站在其中一幅经典画作前面时，一名年轻的女孩忽然出现在我们中间。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认出来，但因为琳赛在场，这显然有成为新闻头条的价值。这个女孩操着德国腔的英语问她可不可以跟我们合照。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出那种反应，或许是这个德国女孩羞怯有礼的询问方式，或许是琳赛总是能让我心情变好、待人宽容，就这么一次，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琳赛微笑着，女孩站在我们中间拍了一张照片。她接着说了一些甜美的鼓励话语，便离去了。
没多久，我拉着琳赛离开美术馆，我担心万一那个女孩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我们很快便会引起不必要的注意。现在，我对自己有那种想法感到很愚蠢。我一直神经兮兮地在线检查，可是那张照片始终没有出现。那一天没出现，之后一天也没有。据我所知，那张照片从未公开过，只是被当成了一个私人时刻的回忆。
每当我出门，我都会做一些变装。或者刮掉胡须，或者换不同的眼镜。我从来不喜欢寒冷的天气，直到后来我明白帽子与围巾提供了世上最便利、最不显眼的匿名方式。我改变走路的规律与速度；不听从母亲的明智意见，我过马路时从来不看来车，因此我从来没有被无所不在的行车记录仪给拍到。走过装有监视器的大楼时，我便低着头，所以没人看到我出现在网络上的正面模样。我以前担心搭公交车与地铁，可是现在大家都忙着看手机，根本没人看我一眼。如果我搭出租车，我会叫司机在距离我住处几条街外的公交车站或地铁站接我，让我在距离要去的地方几条街外的一个地点下车。
今天，我在这个广大的陌生城市走了很长的路，想要找寻玫瑰。红玫瑰、白玫瑰，或者蓝色紫罗兰，总之就是任何我可以找到的花。但我不会用俄语说任何花名，我只是嘟囔着说，用手比画。
琳赛的俄语说得比我好。她也比较爱笑，更有耐心，更慷慨与仁慈。
今晚，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周年。琳赛三年前搬来这里，两年前的今天，我们结婚了。
在一本书的结尾，作者通常要感谢帮助这本书完成的所有人，我当然打算要在这里做这件事，但是我同时也必须感谢那些让我的生活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的人，否则我就没有办法尽到该尽的责任了，是他们维护我的自由，尤其是持续无私地保护我们的开放社会，以及让我们和所有人关联起来的科技。
我只能用一种方式结束这本书， 也就是我开启这本书的方式---献给琳赛（Lindsay），她的爱让我得以度过流亡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