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被中共支配的七十年》 熊倉潤（鍾寧譯）
在陳全國赴任新疆之前，陳全國在西藏展開的新型監控系統已經透過幹部的經驗交流逐步引入新疆，一上任後，監控系統建設隨即迅速展開。首先，市內到處都是派出所和檢查站，檢查站之間的間隔明顯縮短，即使在高速公路上，每行駛一小段路程就出現一個檢查站，需下車並掃描身分證，接受X光檢查，這些都已成為日常生活。臉部識別系統詳細掌握個人行為，監視器現在不僅安裝在路邊和公共設施，還安裝在家裡，此外還強制要求智慧手機安裝間諜應用程序，以便掌握詳細的通聯記錄，而比這更極端的「結對認親制度」將在下文中描述。
中共積極討好當地民眾，能否贏得當地民眾的支持關係到中共的統治合法性。正如〈序章〉中所提到的，新疆社會長期遭受漢人統治者的壓迫，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目的在推翻漢人統治，許多人對此表示認同，由此可以看出當地穆斯林對漢人的反感有多強烈。
中共因此提出一些對策。首先，反對漢民族主義（大漢族主義），透過表面說法，中共將自己定位為前軍閥統治下各民族的「解放者」，同時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革命運動給予肯定，並敦促所有相關人員加入該運動。中共以這種假裝寬容的方式，將自己與過去的軍閥和民族主義者區分開來，並尋求與當地穆斯林團結起來。
「結對認親制度」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對口幫扶政策，後成為少數民族政策的推廣項目，主要是將漢人公務員與穆斯林家庭組成配對，以親人關係作為名目，讓少數民族家庭將漢人公務員視為「親戚」的支援方式。
早在事件發生前，政府就已經嗅到新疆出現不穩定的氛圍，需要採取對策。1996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政法委關於新疆問題的報告，發布「中央七號文件」《關於新疆穩定工作的會議紀要》，警告近期有爆發大規模事件的危險，並提高對「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警戒125。
然而，不熟悉新疆現狀的王樂泉等人一味地加強維穩措施，反而引來更大反撲的惡性循環，《紀要》中擔憂的大規模突發事件果真爆發。
「結對認親制度」的目的是透過「親戚」在當地居民中傳播民族團結的理念，支持貧困家庭的就業，不過實際上，「親戚」旁若無人、毫不客氣的行為，反而造成了民族仇恨，形成惡性循環。當地穆斯林不能拒吃「親戚」做的豬肉，拒絕「親戚」的勸酒，有人被迫與「親戚」同房後自殺，也有老人為了保護孫女而殺死他的「親戚」等，悲劇不勝枚舉。
一旦反對或抵制「親戚」就會被舉報為「恐怖分子」，出於這個原因，流亡者的證詞後來表明，他們非常恐懼「親戚」的來訪或是被命令出現在「親戚家」。當局沒有顧慮到當地穆斯林的心情和隱私，反而大力進行政策宣傳。2018年，《人民日報》報導稱，截至同年9月，超過110萬名公務員成為全新疆約169萬戶家庭的「親戚167」。
之所以如此大規模地推行「結對認親制度」，是為了讓「親戚」上報每個家庭的重要訊息。「親戚」們蒐集的訊息，連同臉部識別系統和間諜軟體應用程序等其他訊息，被匯集到一個名為「一體化聯合作戰平台」（IJOP）的系統中，被用於判定個人的信用度，毫無隱私可言。但在中國普遍認為，建立一個完善的監控網就可以確保治安，人們可以享受安全，因此，漢人為主的中國輿論認為，建設這樣的平台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而，這是受益者漢人的看法，對當地的穆斯林來說卻相當駭人聽聞，他們可能會因此突然成為潛在的罪犯。與中國其他地區的資訊平台很大不同的是它的使用方式，與海外進行生意往來的新疆穆斯林商人，以及暫時回國的留學生都會僅僅因為曾到海外的理由就被勒令出面接受調查。
對於遭到監控的當地穆斯林來說，即使他們認為自己不會成為「恐怖分子」，但也不知道根據平台上蒐集到的訊息會如何判斷。這種情況經常被比作圓形監獄，政府（看守人）可以看到整體，但民眾（囚犯）看不到看守人，於是新疆社會成為人類前所未有的監控社會和反烏托邦。
許多人因此被釋放，權利也得到恢復，但結局沒有那麼簡單圓滿，在共產黨的壓迫下倖存下來的人，是共產黨錯誤政策的犧牲品，黨承認過去的錯誤，失去了把人監禁和剝奪其生命的正當理由，動搖了黨的絕對正當性，一個犯下嚴重錯誤的漢人政權繼續控制新疆的合法性也產生質疑。
在當地穆斯林看來很荒謬的是，推動壓迫的漢人也得到平反，1952年被免去新疆分局第一書記職務的王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當年王震因在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過程中違反西北局的命令採取激進政策，得罪了許多哈薩克遊牧民族而受到批評（見第一章），這個案子經過重審後，竟使王震的名譽得到恢復，此後王震繼續參與更多新疆政策的制定。
此外，中共中央還批准恢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前幹部的名譽，對整個兵團的冤假錯案進行重審，對象高達6萬多人085。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雖於1975年一度解散，但前幹部得到平反後，加快了兵團的重建步伐。
透過農業集體化，習仲勳在1952年於新疆推行的穩進路線退卻了，由於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本人也推動社會主義化，因此取而代之的是激進的社會主義化浪潮襲捲新疆大地。在毛澤東的權威下，不再允許因為是少數民族自治區而採取比內地更寬鬆的方式。
按照政府的假設，舉國上下對新疆經濟的「支援」，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新疆經濟就會得到提振，可逐漸消弭當地穆斯林的不滿，確實體制內的一些民族領袖和與體制立場親近的一些地方穆斯林對此寄予厚望，然而，與以往的經濟政策一樣，這些政策的影響在多大程度上受當地民眾歡迎，值得懷疑。無論是「絲綢之路經濟帶」，還是之前的「西部大開發」，重點都是以漢人為首的大企業和國企，當地穆斯林處於被動地位。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什麼，當地民眾都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被強加一些已經決定好的措施。
地方民族幹部的晉升存在著「玻璃天花板」，自賽福鼎被解職後的四十多年來，自治區最高領導人—黨委書記（過去稱作第一書記）的職位一直是由漢人擔任，也沒有來自新疆的幹部離開自治區而在中央升職，這使得漢人的想法在政策制定、協調和評估階段會被優先考慮。
在新疆反右鬥爭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的擴大，委員會擴大會議於1957年12月到1958年4月召開，召開時間比以往長。大約在這一時期前後，開始對「地方民族主義」進行了全面攻擊，而率先發起攻擊的正是賽福鼎等少數民族幹部。
1957年12月，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開幕後，賽福鼎發表題為《堅決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為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而奮鬥》的報告。報告涉及的問題範圍很廣，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名稱問題也有提及。針對對自治區名稱的異議，賽福鼎嚴厲地問道：「新疆象徵著重新建設的一個地區，也就是意味著由人民自己管理的一塊『新的土地』，這又有什麼不好呢？」，並表明「我們是根本反對任何鬧獨立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037。
賽福鼎演說後，多位少數民族幹部在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捍衛中共的民族政策，並公開批評「地方民族主義」，與之畫清界限，表明對黨的忠誠，由此產生了少數民族批評少數民族的現象。
以王樂泉為首的自治區領導層繼續加大鎮壓力度，對「伊寧事件」後的治安不斷惡化毫不畏懼，這一時期的領導層謹記蘇聯解體的教訓，認為應該對「分裂主義」抗議活動進行嚴厲的鎮壓，才能避免步上蘇聯的後塵；同時「中央七號文件」中，黨中央下令嚴防「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1997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視察新疆，呼籲應徹底打擊「分裂主義」活動。喬石是「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對要求民主化的學生表達同情的一方，但在新疆問題上，連這樣的人也支持徹底的鎮壓。
王樂泉的領導層寧可濫抓，也不放過任何一個可疑的「分裂分子」，因此擴大「分裂主義」的定義，在打擊「分裂主義」的大前提下，即使當中有人遭到冤枉，也不對幹部問責。毋庸置疑，此時統治秩序的穩定和國家統一的維護，高於個別嫌疑人的人權131。
「分裂主義」在這樣定義模糊不清的情況下，鎮壓範圍朝「有罪推論」擴大，即便是長期留在體制內的菁英，在王樂泉底下同樣受到警告或逮捕，尤其是以幹部身分獲取內部訊息的人、與外國有聯繫，涉嫌勾結外國組織策畫「新疆分裂獨立」的人。
對世世代代居住在當地的鐵匠世家來說，自從許多外來者到來後，水源和馬匹消失，社會發生了變化，家族企業也消失了。傳統產業因現代化而無法生存的現象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但地方經濟的自主發展與外來者自上而下的開發，兩者間所蘊含的意義卻大相徑庭，尤其被迫關掉經營了好幾代的家族企業的那種失落感想必很強烈，難以對政府有感激之情。
另一方面，體制內民族領導人的親屬、與政府關係密切的商人，透過觀光業發財，官媒則用一些受益者的口吻進行了諸如「感謝黨和政府的好政策」等宣傳157，但其實他們別無選擇，為了生存配合政府的政策只好轉向觀光業，就算不情願，也只能順應社會變化。
在陳全國帶領大力推進中國人或中華民族的統一認同過程中，即使是教育政策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尊重維吾爾文化，像是增進維吾爾兒童對本民族感到自豪的教科書就成為眼中釘，導致原先在共產黨體制框架內獲准出版的教科書便被迫暫停使用。
在剷除「兩面人」的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各機關紛紛舉行「發聲亮劍宣誓大會」，與「兩面人」畫清界限，宣誓對黨的絕對忠誠。即便是漢人幹部，如果不願揭露「兩面人」也會受到嚴懲。透過嚴懲「兩面人」和包庇他們的人來殺雞儆猴，陳全國要求的是倖免者的絕對服從。經過反右鬥爭等運動反覆清洗後的共產黨幹部機制又再度上演這樣殘酷的情節。
目前尚不清楚為何加入共產黨且前途光明的青年會走向暴動的地步，但接觸到內部資料的中國學者馬大正指出，年輕人對升學和就業不滿是原因之一095。東土耳其斯坦燎原黨推動民族獨立，新疆社會普遍存在的民族不平等被認為是推動年輕人追求「民族解放」的動力。
毛澤東死後，隨著中共政府改弦易轍，當地穆斯林社區對漢人政府長久累積的不滿開始爆發。對公安的暴行、民族不平等的各種社會矛盾成為新疆社會的火種，示威、暴動及「反革命武裝暴亂」就像野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
習近平在新疆視察期間，曾到南疆某派出所視察「反恐」訓練的情況時就指出，對於「恐怖分子」保持「嚴打高壓」態勢的必要性，習近平在現場下達戰鬥指示，先發制人，將其擊潰158。這不是私下的指令，而是當時的公開報導，此時已經開始使用「人民反恐戰爭」一詞。
習近平的「反恐」政策，一反以往懷柔的習仲勳之子的印象，骨子裡反而更具侵略性。在視察最後一天離奇發生的事件之後，這種「嚴打高壓」的態勢得到了國內輿論的認可。
在「文化的種族滅絕」當中，大多數文化被剝奪的人並沒有被當場殺死，而是繼續活下去。生而為維吾爾人或其他穆斯林，經過教育改造成為中國人的人，雖然與漢人有著明顯不同的背景，卻說著漢語，假裝是中國人，生活在中國社會的角落。如果中文不好，就不能指望在社會上出人頭地，或者可能僅僅因為不是漢人而被當作二等公民對待，這種活生生的苦難將是持久的，對未來的民族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法律依據為陳全國主導制定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該條例於2017年3月29日經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自4月1日起施行，開展去極端化教育矯正工作，強調必須個別教育與集中教育相結合，提高教育轉正效果（第14條）。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8月開始實施的《反恐怖主義法實施辦法》已經提到了教育改革，被判處有期徒刑、拘役、被被判處管制、緩刑、裁定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者為教育對象，但在新制定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中沒有具體限定教育矯正工作的對象。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第10條指出，「去極端化應當準確把握民族習俗、正常宗教活動、非法宗教活動與極端化行為的界限，區分性質，分類施策，堅持團結教育大多數，孤立打擊極少數」，但沒有明確的違法的宗教活動極端化行為的定義，以及規定教育矯正工作的對象基準。另一方面，《反恐怖主義法實施辦法》僅將「恐怖分子」列為教育矯正工作的對象，但在新制定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去極端化條例》中「堅持團結教育大多數」的這句話，針對的則是「恐怖分子」的後備力量、潛在的犯罪分子，其範圍可以擴大到多數一般民眾。
習仲勳顯然主導的是穩進路線，強調統一戰線。按照中共的標準，習仲勳的這種態度比較「右」，不是一個急於建設社會主義的激進左派，在當時符合毛澤東的意思，但後來隨著政策進一步向左轉而成為批評的對象，因此習仲勳在文革中飽受折磨，文革後他獲得平反，但近年來隨著習近平加強對新疆的控制，他的事蹟已不再被拿到檯面上議論。
順帶一提，王震受到毛澤東的賞識，仍繼續留在新疆分局第一書記的位置，沒有倒台；1956年，他被任命為農墾部長，是領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中央機構負責人（「領導」比指導有更強的控制力）。接替王震擔任第一書記的王恩茂是王震的親信，此後王震在新疆仍有隱藏的影響力。1999年出版的《王震傳》提到了習仲勳對他的批評015，但在2008年的版本中，相關部分被刪除016，可能是考量到當時的習近平很有可能成為下一任國家主席。
江澤民提出，幹部要擔負起反對「民族分裂」、維穩的重任，要有政治敏銳性和堅定性。全區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自覺地站到反對「民族分裂」、捍衛祖國統一的鬥爭第一線，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觀點、不信宗教、不參與宗教活動。同時，要加強重視幹部團結和繼續培養少數民族幹部工作，加強縣、鄉、村等基層黨組織建設，做好對各族人民的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幹部要傾聽人民的呼聲和要求134。
於此重新確認了幹部的職責和收緊管理，雖說幹部要聽取人民的聲音和訴求，但實際上這些聲音和訴求僅限於體制允許的範圍，如果這些要求會導致「民族分裂」，幹部就必須堅決反對，其結果導致地方民族幹部不再扮演向上傳達社會聲音的角色，而是全身投入向社會傳達上級的指示和宣傳，因此不可能再出現第二或第三個像熱比婭這樣代表地方向中央要求改善的人。
習近平的重要講話還有如下的內容，「要高舉各民族大團結的旗幟，在各民族中牢固樹立國家意識、公民意識、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大限度團結依靠各族群眾，使每個民族、每個公民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力量，共享祖國繁榮發展的成果」。這段話意味著，新疆的所有人要有堅定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中國夢」貢獻力量。此次重要講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國夢」，要求新疆的穆斯林具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參與「中國夢」的實現。
當前的新疆政策目的是在改造民族，而不是毀滅民族。無法融入中國這個國家或不被信任的人將遭到淘汰，對那些被淘汰的人，等著他們的是一個無情的結局，取而代之的熱愛祖國和對黨絕對忠誠的人則從維吾爾人或哈薩克人和當地穆斯林當中誕生，這正是中共至今頻繁進行的幹部更迭，而這種更迭機制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已經擴大到社會整體。
關於這些大量普通民眾的篩選標準，可以從一份從新疆南部墨玉縣流出的「教育培訓」參加者名單，也就是所謂的「墨玉名單」看出端倪。名單顯示，參加培訓的最常見原因是超生孩子，在有明確記載原因的311名女性中，近半數有超生等紀錄172。非法超生被視為不願服從共產黨政策的表現，以及對宗教和傳統價值觀的重視超過共產黨的政策。
「墨玉名單」中寫的參加培訓的次要常見原因是「不放心人員」，認定這些人和「兩面人」一樣，可能是潛伏在社會上的「分裂分子」，或者對共產黨的忠誠度可疑。
許多其他與宗教信仰有關的原因，例如留鬍子、提供禮拜場所或下載宗教相關影片。此外，曾與外國聯繫而成為問題原因的人也不少，例如曾出國旅行，尤其是去中東旅行或申請護照的人，原因都很微不足道，但如果這樣就被列入參加培訓、也就是遭到拘禁的理由，那麼被拘禁的人數應該相當龐大。
當時公開的重要講話只有概要內容，後來一份流到中國國外名為「新疆文件」（The Xinjiang Papers）的資料則幾乎涵蓋了重要講話的完整內容。該資料指出，當時習近平表示，即使經濟發展，生活水準提高，「暴力恐怖活動」依舊不會消失，並表示經濟發展不一定帶來穩定161。如果真是這樣，習近平在這個階段已經拋棄一直以來由經濟發展帶來穩定的政策思路。胡錦濤時代經濟發展至上主義的新疆政策被重組為以「反恐」為主軸，透過各種教育、就業、扶貧措施、「對口支援」等防範「恐怖主義」，習近平時代的新疆政策由此慢慢清晰化。
此外，內地各省人口湧入使情況加劇，新疆的糧食形勢更加嚴峻，這也是新疆特有的情況。1959年至1961年11月，新疆地區收容、安置內地流入人口89萬多人。加上國家政策派出30萬「支邊青年」，使新疆人口繼續增長046。內地人口的湧入讓新疆的糧食形勢雪上加霜，當地居民開始恐慌，人們陸續逃往蘇聯並發生暴動。
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共升級對「泛突厥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的警戒。前者把團結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土耳其人等突厥系穆斯林視為理想，而後者則是把團結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視為理想。這兩種思想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未必對中國懷有敵意，但當時受到蘇聯解體的衝擊，江澤民政府將這兩種思想稱為「雙泛」並加以敵視，認為受到「雙泛」影響的維吾爾人會聯合中亞或土耳其等各方勢力發起「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
「烏魯木齊公車爆炸事件」等無差別攻擊事件開始引起公眾關注，「恐怖主義」的觀點隨之普及開來後，「恐怖主義」一詞開始被用來形容「分裂主義」反體制運動。江澤民在1998年7月訪問新疆時也借用這個概念，在「暴力恐怖事件」、「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等表述中使用了「恐怖主義」一詞137。江澤民政府逐漸意識到「分裂分子」企圖製造「暴力恐怖事件」，加速「新疆獨立」運動138。
「恐怖主義」概念的普及，很大程度上與當時中亞和俄羅斯局勢的變化有關。穆斯林雖占中亞國家人口的大多數，但屬世俗化伊斯蘭，因此擔心「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蔓延。
1999年，包括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在內的「上海五國」開始將「恐怖主義」視為與「分裂主義」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並列的共同敵人。「上海五國」原本是在邊境地區建立信任和畫定邊界的元首會晤，而後演變為各國在「反恐」領域開展合作的平台。2001年6月，烏茲別克加入「上海五國」後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宣布將共同應對「恐怖活動」、「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加強國際「反恐」合作框架的性質。
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一架被劫持的商用飛機墜毀在紐約世貿中心大樓和華盛頓國防部大樓的恐怖攻擊事件（九一一事件），此後美國大舉發動「反恐戰爭」，使中國能與美國在「反恐」戰線上進行合作。事件發生一個月後的10月美中元首會談上，兩國政府明確表示將共同努力根除「恐怖主義」。中方將維吾爾「恐怖」事件和「恐怖」組織訊息公開，宣傳敵人的殘忍程度，並指出「東突厥伊斯蘭運動」（東伊運）與美國的敵人蓋達組織互相勾結。
2002年8月，美國為換取中國的合作，將「東伊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將「東伊運」定性為「恐怖組織」，意味著打擊新疆分裂勢力已是國際公認的「反恐戰爭」。
在加強打擊行動的同時，《反恐怖主義法》作為打擊的法律依據於2015年12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於2016年1月1日起實施163。該法第1條規定，為了防範和懲治恐怖活動，加強反恐怖主義工作，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根據憲法，制定本法。第6條規定，反恐怖主義工作應當依法進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應當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風俗習慣，禁止任何基於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視性做法。在此原則下，具體規定，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應當為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依法進行防範、調查恐怖活動提供技術接口和解密等技術支持和協助（第18條）；包括允許警察使用武器對付犯罪分子等規定（第62條）。如此看來，措辭並不強硬。
但是，第29條和第30條規定的加強「恐怖分子」教育改造的指導方針，對於後續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第29條規定，對被教唆、脅迫、引誘參與恐怖活動、極端主義活動，或者參與恐怖活動、極端主義活動情節輕微，尚不構成犯罪的人員，公安機關應當組織有關部門、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所在單位、就讀學校、家庭和監護人對其進行幫教。這裡所稱的「幫教」，是指支援未成年犯和刑滿出獄人員回歸社會、行為矯正，這條規定是為了防止未成年犯和前科犯等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可能成為進行「恐怖攻擊」的「恐怖分子」。
第29條還規定，監獄、看守所和社區（社會基層）的矯正機構應當加強對「恐怖活動罪犯、極端主義罪犯」的管理、教育和矯正工作。接著第30條規定，監獄、看守所對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恐怖活動罪犯」的社會危害性進行評估，評估為有危害性的，向罪犯服刑地的中級人民法院提出「安置教育」建議，該法院應當作出「安置教育」的決定。這裡的「安置教育」是指罪犯即使在釋放後，仍遭限制自由，接受教育的措施。該條規定，「安置教育」由省級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因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將主導「安置教育」的實施。
王恩茂之所以能夠對當地穆斯林社會採取懷柔的立場，是由於這一時期共產黨的民族政策一改過去的壓迫性質，轉而保障少數民族自治。中央政府在胡耀邦的領導下，放寬對少數民族的限制，將自治制度化。1984年5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正是政策轉向的成果體現。
該法將現行的民族區域自治基本形式制度化，規定了民族平等和少數民族自治權的保障，從民族語言教育到保護遊牧民族生活空間的草原，自治法的內容都有相當詳細的規定。這些明文化的規定，加速了傳統文化和宗教活動的復興。與反右鬥爭到文革時期相比，新疆的自治狀況有了顯著改善。
另一方面，《民族區域自治法》也有局限性。建國初期所說的民族區域自治的理想，經過多年的偏離後得以立法的意義重大，但不可否認還是有些理想化。例如，第17條規定，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等政府機關的首長應為當地民族，但該區域的黨委會書記（第一書記）則未規定應為當地民族。只要黨委有實權，即使政府首長是當地民族，而黨委書記是漢人，地方自治權就可能變得有名無實。新疆的自治區政府主席是司馬義．艾買提，但自治區黨委書記是王恩茂，此後一直是由漢人擔任書記一職，州、縣兩級也是如此，表面上州長、縣長都是當地民族，但背後的黨委書記基本上都是漢人。
以新疆為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之前恢復也具有重要意義。曾經存在於中國各地的生產建設兵團在1975年左右被廢除後就再也沒有恢復，然而在王震的影響和鄧小平的領導下，只有新疆在1981年12月正式恢復兵團。在保證民族自治權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卻存在以漢人為首的自治組織，當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口約1,300萬，兵團人口超過200萬（見頁30「新疆民族別人口表」），與其崇高的理想相比，如此規模的兵團大大削弱了《民族區域自治法》在新疆的實際效果。
新疆在辛亥革命後的結果只是換了另一個漢人統治者。新疆都督楊增新藉由鎮壓當地穆斯林動亂，巧妙地消除競爭對手，繼承前朝的統治勢力。楊增新在新疆沒有對清朝的統治做出重大改變，還把新疆與外界隔離開來，成為一個「獨立王國」，這樣的作法得到成效，楊增新直到1928年被暗殺前都一直維持這樣的體制。
與此同時，新疆的鄰國俄羅斯自1917年以來經歷了巨大的政治變革，即俄國革命以及隨後的內戰和干涉戰爭。蘇聯成立於1922年，是一個由各民族共同組成的聯邦制國家，與新疆接壤的西突厥斯坦則於1924年後在蘇聯體制內成立了五個共和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為今天中亞五國的雛形。
蘇聯政權還承認這些沒有自己的共和國的小群體為一個民族，並給他們取民族名稱。其中，「維吾爾」這個名稱是指從新疆遷往俄羅斯突厥斯坦的人。在蘇聯創建的民族概念隨後被引入新疆，被新疆省政府正式採用，自此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等民族名稱在本來民族概念薄弱的新疆穆斯林中普及開來。
最高領導人藉由高度重視新疆的經濟措施，與蘇聯對抗的立場頗具意義，新疆經濟措施不斷推進，生產也逐步恢復。
不過，即使經濟政策有所調整，新疆周邊的國際環境也日趨嚴峻。「伊塔事件」等因素造成中蘇關係持續惡化，北京高層對於蘇聯在新疆的隱性影響加強警戒。蘇方對於他國對自身的批評也不再忍讓，隨著中蘇對立加劇，新疆成為衝突的前哨。
新疆被定位為抵抗「蘇修」的前哨，也就是「反蘇修的長城」，讓文革的情況進一步加劇，許多與蘇聯中亞有聯繫的人因莫須有的「勾結蘇聯」罪名遭到攻擊。此外，前地主、宗教人士和知識分子也不能倖免於迫害，不因為是少數民族自治區，就對傳統文化手下留情；宗教被視為封建主義，許多宗教設施和文化財產遭到無情摧殘，珍貴的文獻被焚毀，甚至出現為了穆斯林的「思想改造」而故意將清真寺改建為養豬場的案例。無視當地民族而發動的文革，使新疆社會做出了不亞於內地的巨大犧牲。
另一方面，周恩來等高層領導人為了不讓蘇聯利用新疆社會的動盪，在一定程度上壓制文革的擴大，於是出現了一批受益人，在少數民族社會中不僅能得到保護，有時還能獲得晉升，在建國後成長的年輕一代中，崇尚毛澤東思想、擁護文革的人也不少
文章最後表示，為保護各族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將堅決依法打擊「東突恐怖勢力」的「恐怖活動」，另外打擊對象僅限於指揮該事件的骨幹分子，對受騙參與「恐怖活動」的大多數人採取教育，歡迎他們改邪歸正140。前半部關於堅決給予打擊的部分，類似於美國在「九一一事件」後的立場，站在「恐怖事件」受害者的一邊，堅決對抗「恐怖分子」；後半部關於透過教育改造的部分類似中共過去對右派和地主階級所做的改革，也是促成近年「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再教育的重要因素。
此外，這篇文章沒有說明為什麼「恐怖分子」會突然出現在1990年的「巴仁鄉事件」中，也沒有提及1980年代發生的眾多抗議、示威和騷亂（見第三章）。更沒有提及對當地穆斯林反對計畫生育、增加移民和政治不民主的抗議活動進行單方面鎮壓的事實，以及與政府對話的希望破滅迫使人們投入自殺式的抵抗，成了政府所說的「恐怖分子」等背景。站在中共絕對正確的角度，關於製造「恐怖分子」的結構性因素不允許討論。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實施辦法》第七章「教育管理」。《反恐怖主義法》第29條規定，監獄、看守所、社區矯正機構對「恐怖活動罪犯、極端主義罪犯」實行教育改造和矯正。第39條規定：（一）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二）被判處拘役的、（三）被判處管制、緩刑、裁定假釋或者暫予監外執行的，應由監獄、看守所、社區矯正機構等予以教育改造和矯正。
《反恐怖主義法》第30條還規定，由省級人民政府，即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導「安置教育」的組織實施。關於「安置教育」，《實施辦法》第41條以下有具體規定，其中，第43條特別規定，教育改造、「安置教育」、法治教育、社區矯正機構等部門負責法律倫理、思想道德、心理健康、現代文化、科學知識教育、宗教正信引導、職業技能訓練等教育活動。在此，「職業技能培訓」一詞被指定為教育活動的具體內容。從「反恐」的觀點出發而同時進行的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已經具備法律依據。
在蘇聯的影響下，盛世才最初提倡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和其他改革，也是在這個時候，來自蘇聯的「維吾爾」此一民族概念被正式採用。盛世才還將突厥穆斯林納入其政府。不過，他最終還是強化了自己的獨裁統治，並處決了大量的穆斯林，由於盛世才政權的民族政策從懷柔到鎮壓的轉變，促使1940年起阿勒泰地區的哈薩克人發生了一連串的反叛。
盛世才與蘇聯關係友好，獲准加入蘇聯共產黨007，在蘇聯的支持下，盛世才背叛蔣介石，讓新疆宛如蘇聯的一個衛星國，中國共產黨也利用新疆的特殊地位在該地區發揮了影響力。同時，蔣介石政權利用新疆與蘇聯協議，使新疆成為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後方要衝，建成從蘇聯中亞經新疆到中國內地的公路，並開通航空線路。
然而，從1941年起，當蘇聯在對德戰爭中陷入困境時，盛世才又背叛了蘇聯，轉而投向蔣介石。結果，駐紮在新疆的蘇聯顧問和蘇聯軍隊被遣送回國，飛越新疆的航線也被切斷。盛世才逮捕並殺害一些在新疆活動的中國共產黨員，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也因此被殺。
後來，當蘇聯即將戰勝時，盛世才又再次試圖接近蘇聯，但遭到回絕。1944年9月，盛世才倒台，被蔣介石調到重慶關押，蔣介石的影響也開始進到新疆。新疆看似脫離了蘇聯勢力範圍，被中國收復了，但其實並沒有那麼簡單。
新疆就這樣無意間成了向世界展示中共統治的詭譎、恐怖、殘暴的舞台。新疆等靠近邊境的地區，原本應該是中國對外展示內政成功的窗口，實際上卻造成了反效果，這種所謂的「負面展示效應」極大損害了中國在香港、臺灣和西方社會的形象。
比如當時普遍反對修改《逃犯條例》的香港社會開始關注新疆的拘禁問題，並出現「今日新疆，明日香港」的論述。結果與中方當初的意圖相反，只要被中共統治後，等著的就是強制拘禁和再教育的看法，從新疆傳到香港、臺灣，再傳到世界各地。
中國開始加強打擊「宗教極端勢力」，由「宗教極端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暴力恐怖勢力」組合而成的「三股勢力」一詞逐漸成為敵對勢力總稱的固定說法，混雜在一起的「三股」勢力助長了對維吾爾人的偏見，尤其是留著鬍子的虔誠維吾爾人開始被懷疑是「恐怖分子」，類似的偏見不僅在中國國內蔓延，也在國外蔓延開來，堅決打擊「三股勢力」的中國成功搭上了當時「反恐戰爭」的潮流。
中國的立場得到當時的國際社會理解，「上海合作組織」（前身即「上海五國」）將這「三股勢力」明確為共同敵人，並制定聯合鎮壓它們的法律。正在進行「反恐戰爭」的美國和歐洲，也傾向站在中國政府主張的「反恐」立場，不再聽取發動「恐怖事件」的維吾爾人的意見，使得鎮壓「伊寧事件」的過程中即使出現暴力和侵犯人權的行為，中國也被冠以「反恐」國家的標誌，免受國際社會的譴責。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國際環境相比出現明顯轉變，整個2000年代上半，在新疆執行的「反恐政策」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可，一切都按照中共當局的計畫進行。
從「新疆自治區」轉變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關鍵人物是賽福鼎。習仲勳詢問包爾漢和賽福鼎關於自治區名稱的意見，賽福鼎不同意「新疆自治區」的名稱，他認為根據《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第8條（民族自治區的名稱由民族名稱和地方名稱組成，特殊情況除外022），新自治區的名稱應包含「維吾爾」此一民族名稱。
事實上，賽福鼎的主張與新疆自治的主體民族問題有關，當時有人呼籲將維吾爾人作為新疆的「主體民族」，就像漢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民族」一樣，中共在新疆實行民族地區自治時，決定給予占新疆人口多數的維吾爾人「主體民族」的地位023，因此將「維吾爾族」納入自治區名稱合情合理，如果沒有「維吾爾」這一民族名稱，就不清楚該自治區主體為哪個民族。另外，如果只用「維吾爾」而非「維吾爾斯坦」，沒有讓人聯想到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斯坦」二字，漢人更容易接受，最終毛澤東也同意在自治區的名稱中加入「維吾爾」此一民族名稱024。
關於自治區的名稱還有另一個選項，也就是不使用「新疆」一詞，而用「天山維吾爾自治區」的提議。新疆這個地名大約在清朝乾隆時期開始使用，意思是清朝的一個新地區或新領土，而且顯然是從征服者的角度出發，因此在當地穆斯林中不受歡迎，鄧小平、習仲勳、李維漢等中央領導似乎也聽到了賽福鼎等人的這些意見，但最後他們認為「新疆」兩個字沒有貶低少數民族的含義，「天山」的提議被否決，「新疆」這個地名得以保留，但新疆省會迪化有教化野蠻人的含義，因此將該市的名稱改回古名的烏魯木齊。
1949年，在國共內戰中占據上風的中國共產黨開始在伊犁與前共和國人馬進行談判。8月，毛澤東致函給前共和國的各個領導人，邀請他們參加將在北京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但就在這些領導人飛往北京的途中失事，全體罹難，飛機據說是在蘇聯境內墜毀，但真相不明。
就這樣，前共和國的領導人們突然遇難，前共和國的幹部賽福鼎．艾則孜因沒有隨行，在伊犁躲過死劫，他匆匆趕到北京見毛澤東，宣布服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9月下旬，省政府主席包爾漢和國民黨軍隊司令陶峙岳等人也宣布加入共產黨一方。王震領導的人民解放軍隨後進入該地區，為中共在新疆的統治揭開序幕。
學生們對共產黨政府所言的民主自治和現實的差距感到憤慨，要求改正，尤其在《民族區域自治法》頒布之後，漢人仍繼續湧入，尤其是在接收勞改犯的問題上，讓他們有一種新疆正在為內地治安犧牲的感受。如同1980年代初高喊「黑大爺滾回內地」口號的示威遊行一樣，學生們將漢人人口的增加視為一個問題。
另外，核試驗和生育計畫也是此時關注的重大問題。自1964年以來，羅布泊附近幾乎每年都進行核試驗，放射性汙染已嚴重危害到居民的健康。生育計畫方面，雖然少數民族不完全受此政策限制，允許生兩、三個孩子，但對於虔誠的穆斯林來說，孩子是上帝的禮物，控制孩子的出生在心理上難以接受。
1989年5月19日，就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民主化的呼聲高漲之際，發生了震驚自治區領導人的事態，烏魯木齊市中心出現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的學生集會，並抗議在上海出版的一本侮辱伊斯蘭教的書，而正好當天正好是周五祈禱日，人民廣場聚集了一大群人，抗議焦點因此從學生身上轉移，聲音漸漸被宗教抗議所取代。
下午六點過後，300多名暴徒高喊「不要以為這個世界上沒有真主，要你們看看我們穆斯林的力量」，並衝進區黨委大樓112。襲擊黨委會的人迅速被制服，但自治區黨核心被憤怒的民眾肆意破壞，這樣史無前例的事件讓人想起同年發生在東歐的劇變。
這場名為「五一九事件」的抗議活動是重要分水嶺，此前表現出願意與學生對話的領導層，態度突然轉為強硬。尤其在半個月後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要求民主化的聲音在全中國被壓制，學生的和平社會運動和示威的機會已微乎其微。
新疆民眾普遍認為沿海地區會將利潤吸光，因而反倒認為新疆與沿海地區之間的差距以及民族之間的差距會繼續擴大，這是因為不論是石油天然氣部門還是黨組織的領導都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尤其是沿海地區的漢人。另一方面，當地的穆斯林工人覺得日常生活中總被處於社會要職的漢人幹部蔑視，對於當地穆斯林來說，缺乏漢語能力，晉升道路也就變得非常有限。
「先富論」的說法雖然可以撫慰內地經濟落後地區的人心，但在民族分裂的新疆，穆斯林群眾的焦慮卻難以完全打消。
資源的問題與資源民族主義有共同之處，在當地的穆斯林心中，仍然無法接受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認為這些資源本來就是屬於他們，這樣的心理也與鄰近的中亞國家在獨立後利用其資源進行經濟建設有關。
另外，當地民族幹部也很難參與這些經濟政策的決策過程，2000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中，增加了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為副主席，但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等新疆的民族幹部卻沒有列入其中，這個協調小組以中央政法委書記（時任羅幹）為首，橫跨黨中央、國務院、武警部隊等各部門進行政策協調。成員中沒有任何一位新疆民族幹部，表明並未把當地民族社會的聲音納入政策協調。
報告指出，新疆至少有57萬穆斯林居民遭強制動員採摘棉花184。
但這種論點與中國的「脫貧」邏輯直接衝突，遭到中方強烈反駁。貧困縣的地方政府確實因急於達成2020年「脫貧」指標，強行推動採棉動員，但在中方看來，讓窮人從事採棉只是為了讓他們脫貧，此外，為促進採棉工作的動員，還推出托兒所、養老院、牲畜飼養等保障措施，應該對這些「脫貧」的豐厚支援表達感謝，而強迫勞動的指控則大錯特錯。中方以「脫貧」為由主張政策合法性，與職業培訓一樣，一些日本研究者也表示，這是作為「脫貧」的一部分動員，沒有強迫勞動的證據。
然而，當筆者聽到這樣的論調時，想起了海外維吾爾人經常談論的維吾爾人的尊嚴。本來，「貧困人口」的定義是上面給的，是在人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決定的，動員也是基於此，他們是否就算貧窮也可以拒絕動員，或政府是否讓他們有選擇的餘地？沒有這些，就難免被各方視為強制動員。
也有一種看法認為，政府對兒童、老人和牲畜提供的支援似乎成了不得不去摘棉花的理由，又或是被動員的人因為害怕要是拒絕，就會被關進「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如果是這樣，就不能單方面說沒有強迫勞動的證據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是除了政府的宣傳之外，還有沒有證據來證明不是強迫勞動？
生產建設兵團最初由新疆分局、新疆軍區和新疆省人民政府管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後歸自治區和軍區管理，隔年1956年國家農墾部成立時，又歸自治區和國家農墾部管理，意味著生產建設兵團不是只有接受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的領導，換言之，以生產建設的名義，在新疆創造了一個自治區無法自行管理且以漢人為主體的世界。
兵團隨後接納了來自內地的移民進行開墾，說是有助於提高糧食產量。耕地面積從1954年的不到8萬公頃增加到1966年（單年）的81萬公頃，增幅超過10倍。不過對當地社會來說，兵團是漢人移民的先頭部隊，兵團的總人口從1954年的18萬劇增到1966年的149萬，僅統計數字就增加了8倍之多026。這些人當中大多是來自內地的漢人，隨著漢人移民的迅速增加和開墾土地的擴大，當地穆斯林對此愈加恐慌，因此中共開始就兵團是如何受到當地人民的歡迎，以及如何為新疆經濟做出貢獻等加大宣傳。
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2018年新疆的絕育手術數量暴增，同年新疆安裝的子宮內避孕器數量占全國的80％185。近年來，中國各地都放寬了生育限制，絕育手術和安裝避孕器的數量一直在下降，但新疆南部卻異常增加。鄭國恩因此認為，基於《防止及懲治危害種族罪公約》（《滅絕種族罪公約》）第2條（d）項規定「強制施行辦法意圖防止該團體內之生育」，新疆的強制生育限制相當於「種族滅絕」。
這份報告一出，在美國社會引起極大震撼，連國務卿龐培歐（Mike Pompeo）都表示「令人震驚」，在一個墮胎議題經常成為政治攻防的國家，許多人對這個問題相當敏感，更不用說反對絕育手術的保守派，當絕育變成強制性時，甚至在所謂的左派當中也出現批判的聲浪。
另一方面，中方反駁這些說法是無稽之談。中方的說法是，漢人原則上只允許生育一個孩子，而新疆的少數民族則特別允許生育兩、三個孩子，多生孩子是違法的，因此政府決定嚴格執法，消除高生育率的貧困戶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這樣「恐怖主義」和貧困就會消失，婦女將從生產和育兒得到解放。關於這點中方也是以「反恐」、「脫貧」等政策邏輯自圓其說。
從西方的價值觀來看，中國的主張沒有說服力，西方社會不能理解為什麼政府要干預人類生殖，為什麼中國政府有權限制神賜予孩子的數量，這正是新疆當地穆斯林在還允許抗議的80年代和90年代所做的批判（見第三章），雖然穆斯林是受到伊斯蘭價值觀的影響，但在歐美現在已成為一種結合了基督教價值觀和自由自決權理念的主要論調。
當然也有人反對這種對中國的批評論點，有一方指出，接受絕育手術，可以獲得例如養老金和孩子上大學等福利的經濟誘因。當然，就中國社會的一般共識而言，可以從這樣的經濟誘因解釋絕育手術的增減原因，但對於已經超生孩子的家庭，目前尚不清楚絕育是否也同樣能享受這樣的福利。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墨玉名單」中，近一半的拘留原因是超生，巧合的是，2017年至2018年期間，墨玉地區陸續關押大量人員之際，正是絕育手術暴增的時期。絕育手術的暴增，可能是為了減少家人被監禁的罪行，或者至少免於日後的監禁，而願意遵守法律。如此一來，絕育手術的激增就與對拘禁的恐懼密切相關。
根據後來逃往海外的中國籍哈薩克人薩吾提拜（Sayragul Sauytbay）回憶，1997年左右，過度開發的結果導致她的家鄉泉水乾涸，河床見底，缺乏飲用水147。《民族區域自治法》第27條規定，嚴禁破壞草原、森林和開墾農田，但實際上該法被經濟發展的口號淹沒，法律形同虛設。
當地穆斯林很難對這種情況提出申訴，如果行為被看作是在攻擊漢人，尤其是兵團，就可能被貼上「分裂分子」的標籤，許多世世代代居住在該地區的穆斯林被迫放棄並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導致他們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主張拼經濟的政府與受害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此擴大，由不了解當地實際情況的王樂泉擔任領導，經濟開發的弊端開始出現在社會的各個角落。
當地穆斯林提出的訴求源於底層人群的慘況，尤其為執行計畫生育而強制墮胎，激起了強烈民怨，在中共這樣的異教徒統治下，漢人移民的增加在當地人眼中等同於一種社會侵占。
從1980年代後半開始實施的扶貧政策可以看出，中共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落後的農村地區存在各種不滿，然而這裡所指的農村不滿，並不一定如領導人所認為的那樣僅僅因為貧窮，百姓沒有解決溫飽、單靠麵包裹腹而不滿。貧窮對當地的穆斯林來說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為了經濟發展和扶貧政策，社會被漢人占據，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受到政府干預，才是更嚴重的問題。尤其從穆斯林的角度來看，墮胎無異於違背真主旨意的謀殺，面對強迫自己這樣做的異教徒漢人，只能起身反抗，被逼到如此境地的虔誠穆斯林和中共政府之間已經種下無法和解的矛盾。
賽福鼎之所以被晉升為自治區最高領導人，除了因龍書金倒台而使晉升提前外，也跟1972年以來，中共中央開始強調民族政策，使少數民族幹部晉升機會增加有關。
1972年1月新疆工作座談會召開的同時，中共中央也在寧夏固原地區召開民族政策座談會，會上提出，要認真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要尊重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等問題071。此後，全國少數民族地區民族政策的「錯誤」一一浮現，而這些「錯誤」的責任幾乎都轉嫁到林彪派身上，新疆的龍書金為此負責，又正逢重視少數民族風潮，賽福鼎因此得到提拔晉升。
起初中方只是表示堅決反對藉由人權問題干涉中國內政，但隨著歐美各國對人權問題窮追猛打而轉守為攻。以下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2021年6月23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的發言。
「加拿大、美國、英國等一些西方國家自封『人權判官』，熱衷扮演『人權教師爺』，卻對自身存在的嚴重人權問題視而不見，避重就輕。個別國家的人權紀錄觸目驚心，原住民兒童慘遭迫害，警察暴力屢見不鮮，種族主義痼疾難除，槍枝泛濫，反猶太、反穆斯林、反非洲裔、反亞洲裔言行頻頻發生，軍事干涉導致嚴重人道災難，單邊強制措施侵犯他國基本人權。面對上述斑斑劣跡和累累罪行，他們有什麼資格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道四、指手畫腳？我們奉勸這些國家好好照照鏡子，深刻反省，採取切實措施解決本國嚴重的人權問題187。」
從趙立堅的這番話可以看出中國對干涉內政的厭惡，以及對歐美雙重標準的不滿，這些觀點確實讓發展中國家和非民主制度國家的產生同情。中國在聯合國外交中的盟友數量穩步增加是多數國家支持中國的另一個因素，同時發展中國家對中國「一帶一路」的相關投資、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援助等也有所期待。
為了避免蘇聯解體的直接影響，中共徹底堅持社會主義，加強「民族團結」，同時加大了對「分裂主義勢力」的打擊力度，並於1991年底與蘇聯解體後新興的中亞五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積極開展外交，在1992年1月與這五國建立邦交，同時新興中亞國家的總體目標也是與中國建立實質關係，因此不難讓他們承認新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1992年初，蘇聯解體引起的新疆社會動盪得到相當程度的壓制。從中共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成功防堵了蘇聯解體的震盪讓新疆從中國分裂的最壞局面；另一方面，在這種高壓的情況下，東突厥斯坦或維吾爾斯坦獨立的渺茫希望也完全破滅，維吾爾人眼看中亞五國能夠獨立並擁有自己的國家，但自己卻做不到的不滿情緒應該難以避免。
隨著派往沿海地區的工人數量增加，當地社區產生了各種問題，由於許多工人是未婚的年輕女性，家人特別擔心，一個維吾爾語的網站出現一些流言稱工人是被強行帶走的。馬戎的論文還引用了喀什地區科疏附縣一位鄉長的說法，這當中有2％至5％的人是遭強制和命令輸出。如果這個比例正確，儘管比例很低，但也是違背他們的意願才被送去的。
另一方面，2009年9月國務院發布的《新疆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集中在強調政策的成果。白皮書顯示，2006年以來，僅喀什地區伽師縣就一共送出了19,000名工人，該縣送出的工人平均年純收入超過7千元，這個數字相當於當時的新疆農牧民平均收入的兩倍150。
白皮書雖強調政策的成果，但其實在這份白皮書發表的兩個月前，烏魯木齊爆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騷亂，也就是2009年「烏魯木齊騷亂」（七五事件）。針對這一事件，中共透過白皮書向國內外證明其新疆政策的正當性；但事實上，這起事件正好與一系列輸出勞動力措施有著密切的因果關係，事件起因於被送往廣東省的維吾爾工人遭到當地漢人工人襲擊的事件。
1987年，熱比婭在烏魯木齊成立一座名為「三八市場」的商場，提供當地穆斯林婦女開店和就業機會，之後又經營百貨公司與中亞進行貿易，成為中國十大富豪之一。政府沒有錯過這樣的人，授予她「國際婦女節旗手」的稱號，選她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大代表，及中國政協委員121。
然而，熱比婭無法當個政府的花瓶聽話地坐著，她開始積極揭發社會問題。根據她的自傳，針對腐敗氾濫、稅負重、失業率高、就業和教育方面的民族歧視、漢人移民破壞環境、農村基礎設施落後等各種問題，直接向江澤民提出訴求122，這些行徑讓熱比婭開始被新上任的自治區黨委書記王樂泉盯上。
熱比婭並沒有因為這件事下台。1990年代中期，像熱比婭這樣的人，作為政協委員還能勉強存在，中共招募像她這樣的當地穆斯林，在國內外宣傳新疆「改革開放」和「民族團結」以及婦女解放的成功，熱比婭在當時是共產黨宣傳口號的活招牌。
從某種意義上說，熱比婭能之所以能發家致富是拜「改革開放」之賜，但她所痛惜和痛斥的不平等、貧富差距和腐敗等許多社會問題也是在「改革開放」下擴大。她的存在，以及她試圖解決的問題，正好折射出新疆在「改革開放」中的光明面與黑暗面。
2021年12月，陳全國終於辭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一職，陳全國在國外被視為執行鎮壓政策的首謀，但在中國他卻是剷除「恐怖主義」的大功臣。截至2022年3月，還沒有陳全國落馬的消息，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的反恐扶貧工作已經達到一定程度，仍有被免職的可能，外界認為，陳全國的存在將成為美中關係日後走向妥協的障礙。
陳全國辭職後，馬興瑞被任命為新書記。馬興瑞原本是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教授，之後加入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並於2007年升任總經理一職。2013年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後，歷任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廣東省長等職務。外界稱馬興瑞之所以被派往新疆，是因為他有望利用自己在科技方面的專業和在廣東省擔任領導的經歷，引領新疆的經濟發展。若真如此，在新書記的領導下，新疆政策的主軸可能會再次從「反恐」轉向經濟發展，引導政策朝更溫和的方向發展，也為迎接聯合國的考察團做好準備。
目前還不清楚一直以來的「反恐」政策是否會全面放鬆，之所以選中沿海地區的領導馬興瑞作為陳全國的接班人，應是看中馬興瑞的經歷與新疆、民族政策毫無淵源這一點。習近平政府近年來的人事安排，有刻意任用非專家加強管理的特點，例如，2020年任命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主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港澳辦）主任，以及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在馬興瑞的人事方面，任命一個與當地社會無關的人，目的應是為了鞏固對當地社會的嚴厲鎮壓。
為了自保，賽福鼎批判了他在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昔日戰友而晉升第一書記，歷史評價毀譽參半，但在中共黨內像賽福鼎那樣的維吾爾幹部擔任要職已是前所未有、後無來者。在賽福鼎被免職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就再也沒有出現過維吾爾人的第一書記。
雖說少數民族幹部不過是共產黨的傀儡，但賽福鼎是成功獲得實權的傀儡，與其他時期相比，他擔任第一書記的五年期間是調整各民族間利益關係的大好時機，可惜被毛澤東晚年的政治鬥爭所折騰，多以失敗收場，造成日後的民族問題惡化。
當上代理書記的王樂泉與他的前任宋漢良是不同類型的領導，他在家鄉山東省從一個單純的人民公社幹部升到副省長，可說是從基層一路苦幹上來。1991年，他被派往新疆，擔任自治區黨委常委，應對「分裂主義」的威脅。
不過與宋漢良不同，王樂泉從小就沒有受過教育，也沒有在新疆的工作經驗，他是在確立自己的政治菁英地位後才來到新疆，因此對當地的情況一無所知，不會說維吾爾語，由於幾乎沒有從事少數民族工作的經驗，對新疆當地社會而言，完全是個陌生人。
長達十五年的王樂泉時代就這樣落幕，給漢人和當地穆斯林留下了相當大的負面遺產。「反恐」和經濟發展在新疆人民的民族關係中留下了不可估量的禍根，然而，以「反恐」和經濟開發為主的政策並未因此改弦易轍—換屆治理並不一定意味著政策上的改變，鎮壓與發展並行的基本方針在此之後仍繼續堅持。張春賢本人給人溫和的印象，但在他的治理下，「反恐」卻不斷加強。對2010年8月「阿克蘇爆炸事件」、2011年7月和田、喀什接連發生襲擊等「恐怖事件」的鎮壓極為嚴厲，暴力的連鎖效應持續發酵。
政府在鎮壓的同時追求經濟發展，卻沒有得到當地穆斯林的感謝，反而加深當地人的反感。以漢語為主的雙語教育、勞動力向內地轉移等政策問題就此延續到習近平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