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本质》 by W. Brian Arthur (布莱恩·阿瑟)
人在十几二十岁时，常会碰到一些没办法解答的问题，它们可能就此盘踞于心，很久都无法释怀。我是17岁开始接受电子工程本科教育的，我很快就意识到，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理解我所学的东西的本质，即什么是技术真正的本质？尽管那时我可以得到很高的分数，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的数学还不错。教授们解释道：技术是科学的应用；技术是经济中关于机制和方法的研究；技术是工业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技术是工程实践。但是所有这些答案似乎都不能令人十分满意，没有哪个答案触及“技术的本性”这个层次。因而对我来说，它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技术，是新的技术产品和生产工艺（例如，早期的火车）通过被应用和被采用而获得改善，之后再获得进一步的应用和采用，进而创造出正反馈或者收益递增的效用。
关注具体技术及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的考察对理论建构很有帮助，但实际上吸引我的并不是那些直接与收益递增相关的技术，而是在技术呈现之初，那些看起来模模糊糊的状态。我意识到，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看到的技术的例子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集、被集成）而来的。换句话说，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技术产生于其他技术的组合。这个观察结果看起来太简单了，以至于一开始会让人觉得并不特别重要，但是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新技术是从已有技术中建构出来的，而且是集合性的，那就意味着技术自己创造了自己！
我慢慢悟出，除了“组合”之外，还有其他原理也在起作用。技术是由部件和零件（集成件和次级集成件）构成的，而集成件自身也是技术。所以技术有一个递归性的结构。而且我认识到，每个技术都是建立在某个现象，以及从该现象挖掘出来的某种或几种效应之上的。因此，技术是通过捕捉现象并对之加以应用来获得发展的。同时，我也认识到，经济并不太像我接受的教育所暗示的那样，是技术的集装箱，经济是从技术之中产生出来的。经济是满足我们需要的生产性的方法、法规和组织性安排当中产生出来的，因此经济产生于捕获及组合现象的过程中。
为了深入思考，我一头钻进了图书馆。一开始，我需要阅读的资料似乎非常多。但是随着阅读与思考的深入，我用觉得可读的材料实在太少了。我看到图书馆中有大量关于具体技术的文章、丰富的教科书，特别是关于那些流行的技术，如计算技术和生物技术的读物。但是关于技术及技术创新的本质，以及其后续进化的相关文献却很少。这些资料里有工程师和法国哲学家关于技术的沉思，有关于技术的应用与扩散的研究，有关于社会如何影响技术以及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的理论，还有关于技术是如何被设计、如何发展的观察，但是当我想要追问得更深一些，想讨论技术背后的原理，以及建构技术并决定其方式与过程的通用逻辑的时候，却没能发现更进一步的论述。因此，我假定，这可能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一个关于技术的完整理论。
开始，我搞不懂为什么所有的历史学家在技术和创新的方法和本质方面都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后来我明白了，可能由于世界的呈现更多来自技术而不是来自于战争和条约，而历史学家当然关注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就会对技术是怎样形成的更感兴趣。
我决定用平实的语言来写这本书（或者我希望它是直白的）。作为一个理论家，由于职业和个性的原因，我必须承认这么做会有些顾虑。为大众写作一本关于严肃理论的书在100多年前是很普通的事，但是今天这么做的话，人们很可能会认为你不够严谨。这可能是因为，一般来说，在我们最熟悉的领域，我们往往会通过专业的理论和晦涩的专业术语来显示论证的力量。
但是，要写一本“既严肃又能满足大众阅读需求”的书的想法最终还是胜出了。主要理由是：首先，单纯的诚实性需要。由于研究对象在此之前没有被详细地思考过，所以还不需要晦涩的专业术语的介入；其次，我认为技术太重要了，因此不能为专家所独有，而是需要普罗大众的共同参与；最后，很重要的是，我要激起公众广泛关注这样一个异常美丽的主题的兴趣，关注我所坚信的那个技术背后必定拥有的某种自然逻辑。
最后一个免责声明是，读者不要因为我写了一本关于技术的书，就认为我对技术情有独钟。脑癌科医生可能会写关于癌症的书，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希望它发生在某个具体的人身上。我对技术以及技术后果都持怀疑的态度。但我也必须承认，我对科学怀有激情并着迷于技术的魔力，而且我也得承认我热爱飞行器，也热爱老式无线电。
技术慢慢地变成了我们生活的背景，正是这个背景在创造着我们的世界。我们赖以栖息的家园实际上是由技术创造的。是技术将我们与中世纪分离的，的确，是技术将我们与我们拥有了5万年甚至更久的那种生活方式分开的。技术无可比拟地创造我们的世界，它创造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存在方式。
或许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接受技术，而不必卷进技术背后那些深层问题之中。但是我认为，实际上我是强烈地认为，理解技术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非常重要。这不仅因为技术创造了我们大部分的世界，而且还因为，无论我们是否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技术已经令人类感到压迫，感到困扰了。
技术总是进行着这样一种循环，为解决老问题去采用新技术，新技术又引发新问题，新问题的解决又要诉诸更新的技术。我们的不安就来自于对这种循环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的恐惧。此外，这种不安隐藏在更深层的潜意识当中。我们寄希望于技术，我们期待技术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能使我们摆脱困境，能为我们和子孙后代提供想要的未来。然而，作为人类，我们实际上不应该和技术如此紧密地结合，而是应该和其他什么东西融合得更为紧密，那就是自然。在最深的层次上，人的存在应该和自然，和我们最初的环境，以及最初使我们成为人的那些条件相融合。我们熟悉自然，依赖自然，源于自然是我们300万年的家。我们在骨子里信赖自然！当我们邂逅技术，比如干细胞再生治疗，我们会心怀希望，但我们也立即会问：这样做是否自然？这样一来，我们会被两种巨大的、难以察觉的力量所左右：一个是我们人类寄托于技术上的深切的希望；另一个是我们对自然的最深切的信赖。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就如同漫长岁月中大陆板块之间那些无情的碰撞一样。
我无法明确地说明这（对单个技术很了解，却对技术本身知之甚少）是为什么。但是我非常怀疑，技术“学”缺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技术一直处于它太出名的“姐姐”——科学的阴影之中，这导致我们给予技术的尊重较少，因此对它的研究也较少。我还怀疑这是因为我们认定技术是我们这个世界许多不和谐事件发生的根源，因此我们下意识地对技术怀有某种知性的厌恶，进而认为技术是不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方面，很可能因为我们依稀觉得是我们创造了技术，所以我们应该已经很了解它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些最认真地思考技术的人大多数都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往往从技术的外部将技术当作独立的客体来看待。技术被“黑箱”藏了起来，其内部无法显现。如果我们希望知道的只是技术如何进入经济生活，以及是如何展开的，那么这种从技术外部看技术的方式是足够的。但是如果我们想知道技术是如何相互联系，如何起源以及如何进化的，我们需要打开它们，去看看它们内部的关系。
“进化”这个词有两个一般性的含义：一个是某事物渐进的变化，我称这种进化为狭义的进化，或者更像“发展”；另一个含义是指，某类事物的所有对象衍生于其以往对象的集合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是依据类似“血统”这种纽带相关联的。这是进化的完整含义，也正是我所谓的进化。
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来自此前已有技术的新的组合。
如果新技术真是以前技术的组合，那么现存技术的储备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组合的成分。
之前的技术形式会被作为现在原创技术的组分。当代的新技术将成为建构更新的技术的可能的组分（构件）。反过来，其中的部分技术将继续变成那些尚未实现的新技术的可能的构件。以这种方式，慢慢地，最初很简单的技术发展出越来越多的技术形式，而很复杂的技术往往用很简单的技术作为其组分。所有技术的集合自力更生地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地成长起来了。我们可以说技术从自身创生了自身。这种机制称为依靠组合而形成的进化，或简称为组合进化。
组合不可能是技术进化背后唯一的机制。如果是，我们将陷入无穷的回溯之中。一定有超出组合之外的某些东西在继续创造新的技术。这些超出组合之外的某些东西，我认为，就是持续地捕获新的自然现象以及带有特定目的地驾驭这些现象。（技术的建构不仅来自已有技术的组合，还来自于对自然现象的捕捉和征服。
三个基本原理：
所有的技术都是某种组合。（技术组件的集成或组合是为了满足它们的目的）
技术的每个组件自身也是微缩的技术。
所有的技术都会利用或开发某种或某几种效应或现象。
所有这些说法可能都没错，况且词语本身就经常是“多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以上说法，技术难道就真的是“知识”，或者是“科学的应用”，或者是什么“学”，或是某种“实践”、某个“集合”吗？还是应同时涵盖所有这些含义？概念界定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我们如何看待技术将决定我们如何看待技术的产生与形成。如果技术是“知识”，那么它一定是作为某种“知识”起源的；如果它是“实践”，那么它一定是通过“实践”产生的；如果它是“应用科学”，那么它一定以某种方式衍生于科学。如果这些定义隐含着我们对技术的理解，那么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被很好地融合起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三个技术定义：
技术是实现人的目的的一种手段。（可执行）（最基础）可能是一种装置、方法或流程。
技术是实践和元器件的集成。（技术体）
技术是在某种文化中得以应用的装置和工程实践的集合。
技术的最基本结构，包含一个用来执行基本功能的主集成和一套支持这一集成的次集成。
Herbert Simon (赫伯特·西蒙)：将零件集成化可以更好地预防不可预知的变动，且更容易修复。
一开始的一系列松散地串在一起的零件如果被用得足够多，就会“凝固”成独立的单元。技术模块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成标准组件。
技术有一个递归性结构，技术包含着技术，直到最基础的水平。
在真实的世界里，一个技术绝少是固定不变的。它会不断地变换结构，当目的改变时，它会去适应并进行重新的配置，之后改进就发生了。如果需要，新结构、新架构可以在任何层级迅速且容易地形成。在真实世界中，技术是高度可重构的，它们是流动的东西，永远不会静止，永远不会完结，永远不会完美。
处于高层级的技术指导或通过“编程”（正如计算机中的程序）对处于低层级的技术下达指令，并组织它们执行任务。低层级技术决定高层级技术可以完成什么。
组合不仅仅是将具有匹配的概念或原理的目的聚集起来，它还需要提供一套主要的集成件或模块去执行那个核心理念。为此它必须提供进一步的集成，进而需要更进一步的集成来支撑。而所有的这些零部件和集成件必须合在一起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组合必须是高秩序性的过程。
技术依赖现象是很普遍的。技术要达到某个目的，总是需要依赖于某种可被开发、利用的自然现象或自明之理。我说“总是”，理由很简单，一项技术如果什么都不开发，它就什么都不能获得。
现象是技术赖以产生的必不可少的源泉。
原理和现象不一样。一项技术建立在某种原理、“某种方法”之上，这是一个技术过程得以开始的理念性基础。原理需要发掘出某个（或几个）现象来完成它。现象只是简单的自然效应，因此独立于人类和技术而存在，现象本身并没有什么“使用”与之相连。相比之下，原理是为达成某个目的而利用某个现象的理念，它广泛存在于人类及“使用”的世界。
技术是那些被捕获并加以利用的现象的集合。
技术是对现象的有目的的编程。
生物对基因加以编程从而产生无数的结构，技术对现象加以编程从而产生无数的应用。
判别标准技术的标志就是看它是否是建立在物理现象之上的。
科学往往是通过关注未按常规行事而出现的某些“异常”来揭示现象的：
重新关注在实验过程中被忽略的细节。
通过理论与推理寻找现象的蛛丝马迹。
某种尝试的副产品。
现象是以累积式建构起来的。现象首先被捕获，然后应用这些现象制造设备，接着进一步揭示新现象。
科学提供观察现象的手段。
科学提供与现象打交道时所需的知识。
科学提供预测现象如何作用的理论。
科学提供捕获现象、为我所用的方法。
技术之所以应用科学，是因为这是去理解深层现象的工作机理的唯一的方式
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技术人员只是向科学思想伸手，然后简单地对其加以应用。技术人员应用科学思想就如同政客们应用已故的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一样。他们日复一日地使用这些思想，对其起源的细节却知之甚少。但这并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因为起源于科学的那些思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化吸收到技术体自身当中。它们在这些领域中与经验和特定的应用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它们自己固有的理论和实践。所以，断言技术只是科学的“应用”是幼稚的，毋宁说技术是从科学和自己的经验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这两个方面堆积在一起，并且随着这一切的发生，科学会有机地成为技术的一部分，被深深地织入了技术。
技术也同样深深地织入了科学。科学通过观察和推理获得洞察力，但观察和推理又需要方法和设备。科学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仪器和方法，即通过技术对自然进行探索的。
技术是对现象的驾驭，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科学揭示的。同样，科学也建构于技术，或者说，科学是从它的技术中形成的，从那些要使用技术的仪器、方法和实验当中形成的。科学和技术以一种共生方式进行着，每一方都参与了另一方的创造，一方接受、吸收、使用着另一方。这样做之后，两者混杂在一起，不可分离、彼此依赖。科学对于揭示和理解深藏的现象至关重要，而技术对于促进科学也同样重要。
技术的存在不能没有现象，但现象本身与技术无关，它们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无论对其形式或存在，我们都无法控制。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某些地方利用它们。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只能通过追寻现象提供的暗示来逐步增加。如果我们在另一个拥有不同现象的宇宙诞生，我们将开发出不同的技术；如果我们过去发现现象的历史序列有所不同的话，我们也将开发出不同的技术。假设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我们认为正常的现象不再起作用了，那么，现有技术将失灵。
个体技术聚集成群的原因：
分享现象的族群；
分享共同的目标；
分享同一个理论。
某种具有共性的外在形式，即某些可以使共同工作成为可能的、共有的、自然的能力的技术集群、技术体定义为域。
个体技术对于域来说就如程序对于程序语言一样。
工程设计是从选择一个域开始，即选择一组适合建构一个装置的元器件开始的，这个过程称为域定。
域定不取决于情绪或感觉，而取决于它所能完成的集成的便利程度和效率，以及它和其他集成形成链接的容易程度以及成本。
历史上的创新常常是在已有的技术上进行的改进。
域内发生的某些变化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
重新域定之所以强大，不仅仅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套新的、更有效的实现目的的方法，更在于它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域不仅定义可能性，而且可以定义一个时期的风格，定义时代的边界。
时代创造着技术，技术同时也创造着时代。技术的历史不仅是单个发明和技术的编年史，它也是在目的集成过程中确定的新时代的编年史。
一个域的有效性一半来自于它的范围，即它能开启的可能性，另一半则来自于它能否为不同目的进行反复的、相似的组合。
一个域的语法决定它的元素如何被组装在一起，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它们会结合在一起。它决定什么东西在“起作用”。
语法最终一定是来源于自然。
语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对“特定域中自然是如何工作的”这个问题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仅是来自于理论，也来自于经验积累。
我们可以这样看待域：它包含着一些核心操作，还包括处于域的边缘，围绕这些中心操作的缓慢的、笨拙的技术。
当我们将技术理论化，我们必须看到技术的中间层（技术体）是在不同于单体技术的规则之下运行的。这些技术体或者域，决定着某个特定的时代的可能性，它们引发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工业，它们是工程师可以有所成就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什么是静止的，待完成的东西随着域的演讲及其基本现象边界的扩展而不断变化着。这暗示着创新不是发明以及对其的应用，而是在新的可能世界中，将旧任务不断地进行重新表达或者再域定的过程。
技术是一种非常易变的东西，它是动态的、活的，会随时发展而不断进行构成和发生变化。
几乎所有的设计项目都是在规划和建造某个已知技术的新版本。
托马斯·休斯：一项新项目成功与否，它是否能形成可见的设计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围绕其周围的利益关系网：工程团队、融资系统、投资者以及其他参与者，他们从项目中获得或失去的包括权力、安全、威望等东西。因此，设计与发展是与人高度相关的组织和行动过程。
新技术是针对现有目的而采用一个新的或不同的原理来实现的技术。新技术是在概念当中或实际形态当中，将特定的需求与可开发的现象链接起来的过程。
发明有两大模式：
肇始于链条的一端，源于一个给定的目的或需求，然后发现一个可以实现的原理。
发轫于链条的另一端，从一个现象或效应开始，然后逐步嵌入一些如何使用它的原理。
原理从何而来？有时候原理是借用的；有时候原理来自于以前概念的组合；有时候原理来自于对过去的回顾；有时候原理是和现存功能性结合在一起出现的。原理来自于已有的其他设备、方法、理论或功能之中，它们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的。
发明的核心在于发现合适的可行性解决方案，即“看见”合适的工作原理。
所有发明都是目的与完成目的的原理之间的链接，并且所有发明都必须将原理转译成工作元件。
技术的发展深深依赖于结构的深化。
在新旧原理更替的过程中，旧原理往往已经被锁定了，有4个原因导致旧原理通常会存在较长的时间：
经过精致、繁复的过程之后，已经成熟的旧原理会表现得比它的新对手好。
采用新原理可能意味着改变周围的结构和组织，因为成本过高，所以可能不会被实现。
从业者不认可这个新原理带来的愿景或承诺。
新原理将使旧知识过时，它在潜在的新原理与安全的旧原理之间制造了一种认知失调以及情感上的不匹配。
域实际上并不是单体技术的加和，它们是连贯的整体，是关于设备、方法、实践的族群，它们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与个体技术不同的特征。
技术的发生始于对现象的深入理解，而这将逐渐内嵌为一套寓存于人的、地方性自我建构的、深邃的共同认知，并将随时间而发展。这就是在科学上领先的国家在技术上也会处于领先的原因。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希望能够引领先进技术，它需要的不是投资更多的工业园区或含糊地培养所谓“创新”，它需要建立其基础科学，让科学在一些初创的小公司中自己实现商业性的发现，并受到最少的干扰，要允许这些新生的冒险者成长、萌发，允许这门科学及其商业应用播种新的颠覆性改变。
产生先进技术的能力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生产体制不同，它更像从事某种园艺，需要种植、浇水、除草，这比弄个什么几年计划更有效。
技术的进化机制就是“组合进化”。所有技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技术中被创造出来的。如果新的技术会带来更多的新技术，那么一旦元素的数目超过了一定的阈值，可能的组合机会的数量就会爆炸性地增长。有些技术甚至以指数模式增长。
机会利基的出现召唤新技术的诞生，绝大多数机会利基的产生缘于技术本身，这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
每个技术通过它的存在建立了一个能够更经济或更有效地实现其目的的机会。
每项技术总是需要另外的支撑技术来制造它，这些支撑技术又需要它们自己的次级支撑技术。
技术经常引发间接性的问题，这会产生需要提供解决方案的需求或者机会。
新技术作为新元素进入到活跃技术体当中，它就变成了活跃技术体中的一个新节点。
新元素可能取代现有技术或现有技术的零部件。
新元素为支撑技术和制度安排建立进一步的“需求”或机会利基。
如果旧的、被替换了的技术逐渐退出技术体，它们的附件也要被丢弃。随其而来的机会利基也将和它们一起消失，填补了机会利基的元素也可能就此不再活跃。
作为未来技术或未来元素的潜在元器件的新元素将活跃起来。
社会经济（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会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这些步骤。成本和价格（也因此成为刺激新技术产生的诱因）也会作出相应的变化。
一方面，技术是自组织的，它可以通过某些简单规则自行聚集起来；一方面，技术是自我创性的。通过这些来衡量技术，技术确实是有生命的，不过它们只是珊瑚礁意义上的有机体。
众多的技术集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我们 称之为“经济”的东西。经济从其技术中泛现，并不断从它的技术中创造自己，决定哪种新的技术将会进入其中。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并随这些技术的进化而进化。
大卫·兰登(David Landes)：工厂的运转规则需要并最终创造出了新型的劳动者……从此，纺纱人不再能在家里转动她的纺轮，织布匠也不能在家里抛动他的梭子，那种没有任何监督的美好时光从此不再。现在，工作必须在工厂中完成了，以一种无聊的、毫无生气的机器所规定的步调，作为团体的一员，要与整体共进退，开始、间歇、停止——所有这些都在密切监督之下进行，工厂道德、经济奖惩来促使工人勤奋地工作，有时候甚至是身体上的强迫。工厂是一种新的监狱；时钟是一群新的狱卒。
罗伯特·文丘(Robert Venturi)：我喜欢的元素是杂交的而不是纯种的；是妥协折中的而不是一以贯之的；是曲折蜿蜒的而不是直截了当的；是模糊歧义的，而不是清晰缜密的。它们既客观又倔强，它们既无趣又有趣。它们是依惯例传统的而不是设计出来的；是随和迁就的而不是特立独行的；是冗余累赘的而不是简洁单纯的。它们既残缺不全又富于创新，是前后矛盾、模棱两可的而不是直接和清楚的。我赞同凌乱的活力优于明显的统一，我容纳不合理的结论。我赞成丰富和含义深长胜于含义清楚，我既赞同隐含的功能，又赞同外显的功能。
我们不应该接受技术使我们失去活力，我们也不应该总把可能和想要划等号。我们是人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经济上的舒适。我们需要挑战，我们需要意义，我们需要目的，我们需要和自然融为一体。如果技术将我们与自然分离，它就带给了我们某种形态的死亡。但是如果技术加强了我们和自然的联系，它就确立了生活，因而也就确立了我们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