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观》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杨振宁 《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
要有自由的眼光，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远距离眼光这一常用词就显示了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远距离眼光还不够，必须与近距离的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能自由调节、评价与比较远近观察的结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
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
一个幸福的人对现在感到太满意，就不可能对未来思考太多。另外，年轻人喜欢投身于大胆的计划。而对一个严肃认真的青年来说，对自己所渴望的目标形成尽可能清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保证，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真是奇怪！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只是匆匆过客。目的何在，无人清楚，虽然人们有时自认为有所感悟。不用做过深的思考，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为其他人而活着的——首先是为了那些人，他们的欢乐与安康与我们自身的幸福息息相关；其次是为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同情的纽带将他们的命运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每天都会无数次意识到，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上，这些人有的尚建在，有的已故在。对于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须竭尽全力做出相应的回报。我渴望过简朴的生活，常常为自己过多地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认为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是靠强制手段维系的。我还相信，简朴而平易的生活，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
我认为，在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叔本华说过：“人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却不能得偿所愿。”从青年时代起，这句话就让我深受启发。每当自己或他人经历种种磨难时，这句话总能给我带来慰藉，成为无穷无尽的宽容的源泉。幸运的是，这种认识不仅能缓解那种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责任感，也能防止我们过于严苛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导致了一种人生观，其中，幽默尤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探究一个人自身存在或一切创造物存在的意义或目的，对我来说，似乎总是愚蠢的。然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些理想决定了他的奋斗目标和判断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未将安逸和享乐视为终极目标（我把这种伦理准则称为猪群的理想）。一直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却又明显地缺乏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接触，这两者形成了奇怪的反差。我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使自己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无遗憾。这样的人无疑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
民主是我的政治理想。让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可是造化弄人，我自己却受到了过多的赞美和尊敬，尽管这既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的功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许多人理解不了我以绵薄之力并经过艰苦努力而提出的少数观念的缘故。我很清楚，任何一个组织若想实现既定目标，都必须有一个人来思考、指挥，并承担起大部分责任。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受到胁迫，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我确信，专制的独裁制度很快就会衰败，因为暴力总会招致那些品德低下的人，而且在我看来，天才的暴君往往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正因如此，我一直强烈反对我们如今在意大利和俄国看到的那种制度。而使现今在欧洲盛行的民主形式遭到质疑的，不是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现行的制度让各国政府首脑缺乏稳定性，以及选举制度的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他们选举出一个有合理任期的总统，并授予充分的权力，使其能真正履行职责。然而，我看重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当公民患有疾病或需要救济时，国家能给予个人很大程度的关怀。在我看来，驱动我们人类向前的东西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造就高尚和尊贵，而随大流的人群在思想和感觉上都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随大流的群体行为中最恶劣的结果，就是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随着军乐洋洋得意地行进在列队中，就足以让我鄙视他了。他能有大脑肯定是个错误，因为对他来说只要有脊髓就够了。这种文明的污点应该被尽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义、无谓的暴行，以及一切自称爱国主义的可憎蠢行，都让我深恶痛绝。战争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卑鄙无耻；我宁愿被撕成碎片，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恶的勾当。不过，我还是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因为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假以学校和媒体之手，系统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理智的话，这种可怕的事情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最美好的事物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之物。这种基本情感 ，是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摇篮。谁要是不了解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谁要是不再感到惊讶，那他就如同死了一般，他的眼睛早就黯淡无光。正是因为这种掺杂了恐惧的神秘体验，宗教产生了。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种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具有深深的宗教情怀的人。我无法想象，有这样一个造物主，我会对自己所造之物进行奖惩，并且具有我们自己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后还能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可笑的唯我论，继续怀有此类想法吧。对我而言，能够察觉生命和意识的永恒奥秘，了解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并且能投入全身心的努力去领悟自然界中所展示出来的理性，哪怕只能得到其中极小的部分，便也心满意足了。
凡将其自身的生命及同类的生命视作无意义的人，不仅是不幸的，而且几乎不适于生存。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实现自我的解放。
目前的衰落症状基于如下事实：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个体的生存竞争能力，严重损害了个体的自由发展。而且，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为满足社会需求，要借助的个人劳动将越来越少。因此，有计划的分工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样的分工将使个人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有了这种保障，再加上留给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和精力，就有助于个性的发展。在这种方式下，共同体得以恢复健康，而且我们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弊病解释为一个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类社会所犯下的幼稚病，一切都因文明进程过快所致。
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出于实际和实用的目的，过分强调纯粹智力教育的作用，这已经直接损害了伦理的价值。我思考更多的不是技术进步致使人类将直接面临的危害，而是这种将会凝固人类之间体谅之情的“务实”的思维习惯，将如同严霜一般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
至于那些热情赞美我的话，我会小心翼翼地不置可否。现在谁还相信存在真正的谦虚这种东西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遇到让我觉得非常糟糕、非常不幸的公共问题时，都会就其发表看法，因为沉默会使我有罪恶感，觉得自己犯了共谋罪。
大学里的教职席位有很多，但睿智、高尚的老师却很少；宽敞的报告厅有很多，但真心渴求真理和正义的年轻人却很少；大自然批量生产的产品无以计数，但精品却少之又少。
我们明知这一点，为何还抱怨呢？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而且将会继续这样下去吗？的确，人应该接受大自然赐予的东西。但是还有一种时代精神，标志着一代人的心理状态，它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给当时的社会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每个人都必须努力为改变这种时代精神贡献出一点点力量。
让每个人都能根据他自己所读到的东西独立地做出判断，而不是听信于他人！
只教人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却成不了一个人格完整的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获得切身的感受。学生必须对何为美以及何为道德上的善有敏锐的辨识力，否则只是靠那点儿专业知识，更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学生必须学会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便获得正确的态度与他的同胞及其共同体相处。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与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这就是文化本身和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在提倡“人文学科”同等重要时心中所想的东西，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那些干巴巴的专业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体系，以及为了立竿见影的用途而过早地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赖以生存的那种精神。
对于有价值的教育而言，发展年轻人的批判思维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过于繁重的课业压力（学分制）则会大大危及这种批判思维的发展。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和粗俗。教学应该是让学生在受教中觉得像收到了一份宝贵的礼物，而不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元老院议员大都衣冠楚楚，元老院却是无恶不作。
尽管做了真诚的努力，语言——至少是我的语言——并不足以公正地讨论这篇文章的主题。因此，我希望在此引用洛伦兹的两句对我产生特别强烈的影响的话：“我很高兴自己属于这样一个国家(荷兰)，它太小了，无法做出什么大的愚蠢行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在谈话中试图使他相信，在人类领域里，命运是由武力和强权决定的。对此，他这样回答：“也许您是对的，但我不愿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极少有人能超然物外，看到当代人的弱点和愚蠢，自身又不受其影响。面对人类顽固的天性，这些孤独的人往往会失去改变社会的勇气。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利用他们微妙的幽默和优雅，并以不受个人感情影响到艺术为媒介，让这一代人看清自己的面目。
知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没有生命的，存储在书本中；一种是有机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第二种存在形式才是核心的；第一种也许不可或缺，但处于次要位置。
一个不受外在权威的扶持而成为其民族领袖的人；一位其成功不是依靠投机取巧，也不是凭借掌握的技术装备，而纯粹地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基础上的政治家；一位一贯轻视使用武力的胜利的斗士；一个具有智慧与谦逊，用果敢与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武装起来的人；一个将所有力量都用来推动自己民族的崛起与命运改善的人；一个用纯粹的人性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屈服的人。
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相信，有这样一副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而过。
我这样安慰自己：一个在另一领域有过思考实践的人，仍比那些从来不思考，或者说极少思考的人更可取。
罗素《意义与真理的探究》：我们全部从“质朴的实在论”出发，即事物都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这一信条。我们认为草是绿的，雪是冷的，石头是硬的。但是，物理学却使我们确信，草的绿、雪的冷、石头的硬，并不是我们自己经验中所知道的那种绿、那种冷、那种硬，而是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当一位观察者认为他在观察一块石头时，如果我们相信物理学的话，他实际上是在观察那块石头对他施加的影响。这样一来，科学似乎与自己相冲突：当科学认为自己是非常客观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陷入了违背自己想法的主观性之中。质朴的实在论导致了物理学，而物理学反过来表明，如果与这种质朴的实在论保持一致，那它就是错的。逻辑错了，所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