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觀》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方在慶編譯
楊振寧代序 〈愛因斯坦：機遇與眼光〉
懷特海（A. N. Whitehead，1861——1947）：「科學的歷史告訴我們：非常接近真理和真正懂得它的意義是兩回事。每一個重要的理論都被它的發現者之前的人說過。」（見：The Organization of Thought,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1974,p.127）
要有自由的眼光（free perception），必須能夠同時近觀和遠看這一課題。遠距離眼光（distant perception）這一常用詞就顯示了保持一定距離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遠距離眼光還不夠，必須與近距離的探索相結合。正是這種能自由調節、評價與比較遠近觀察的結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
〈我未來的計劃〉 1895年
一個幸福的人對現在感到太滿意，就不可能對未來思考太多。另外，年輕人喜歡投身於大膽的計劃。而對一個嚴肅認真的青年來說，對自己所渴望的目標形成儘可能明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運氣好，能通過考試，我將前往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就讀。我會在那裡學4年數學和物理學。我想成為自然科學分支專業的一名老師，我會選擇其中的理論部分。
促使我制訂這個計劃的是這樣一些理由：首先，是因為我個人傾向於抽象思維和數學思維，缺乏想象力和實踐能力。我的願望也啟發我下了同樣的決心。人們總是喜歡做他具有天賦的事情，這是十分自然的。其次，科學事業存在一定的獨立性，那正是我非常喜歡的。
〈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1923年
不管在巴黎，還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沒有否認過我出生在烏爾姆，是一對德國父母的兒子，而我是通過移居瑞士才成為瑞士公民的。另外我還保證，我從未試圖在任何場合取悅別人。
〈我的世界觀〉 1930年
我們這些塵世之人真是奇怪！每個人來到世上都只是匆匆過客。目的何在，無人清楚，雖然人們有時自認為有所感悟。不用做過深的思考，僅從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有一點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為其他人而活著的——首先是為了那些人，他們的歡樂與安康與我們自身的幸福息息相關；其次是為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同情的紐帶將他們的命運與我們聯繫在一起。我每天都會無數次意識到，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勞動成果之上，這些人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對於我已經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須竭盡全力做出相應的回報。我渴望過簡樸的生活，常常為自己過多地享用他人的勞動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認為社會的階級劃分是合理的，歸根結底是靠強制手段維繫的。我還相信，簡樸而平易的生活，對每個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
我認為，在哲學意義上，人類根本沒有任何自由可言。每個人的行為不僅受制於外在壓力，還受限於內在需求。叔本華說過：「人雖然可以為所欲為，但卻不能得償所願。」從青年時代起，這句話就讓我深受啟發。每當自己或他人經歷種種磨難時，這句話總能給我帶來慰藉，成為無窮無盡的寬容的源泉。幸運的是，這種認識不僅能緩解那種讓人感到無能為力的責任感，也能防止我們過於嚴苛地對待自己和他人。這導致了一種人生觀，其中，幽默尤其應該佔有一席之地。
從客觀的角度來看，探究一個人自身存在或一切創造物存在的意義或目的，對我來說，似乎總是愚蠢的。然而，每個人都有一定的理想，這些理想決定了他的奮鬥目標和判斷方向。在這個意義上，我從未將安逸和享樂視為終極目標（我把這種倫理準則稱為豬群的理想）。一直以來，對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斷給我勇氣，讓我欣然面對人生。如果沒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專注於探索客觀世界，那個在藝術和科學研究領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話，生命對我而言就毫無意義。從兒時起，人們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標——財產、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顧。
我有強烈的社會正義感和社會責任感，然而卻又明顯地缺乏與他人和社會的直接接觸，這兩種形成了奇怪的反差。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獨行者」，從未全心全意地屬於過我的國家、我的家鄉、我的朋友，乃至我最親近的家人。面對這些關係，我從未消除那種無休止的疏離感，以及對孤獨的需求——這種感覺隨著歲月的流逝與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讓人清楚地意識到，這將使自己與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無遺憾。這樣的人無疑要失去一些天真無邪和無憂無慮。但另一方面，這樣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受他人的意見、習慣和判斷的影響，避免讓自己內心的平衡置於這樣一些不穩固的基礎之上。
民主是我的政治理想。讓每個人都得到應有的尊重，任何人都不應該成為被崇拜的偶像。可是造化弄人，我自己卻受到了過多的讚美和尊敬，儘管這既不是我的過錯，也不是我的功勞。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為許多人理解不了我以綿薄之力並經過艱苦努力而提出的少數觀念的緣故。我很清楚，任何一個組織若想實現既定目標，都必須有一個人來思考、指揮，並承擔起大部分責任。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受到脅迫，他們應該有權選擇他們的領導人。我確信，專制的獨裁制度很快就會衰敗，因為暴力總會招致那些品德低下的人，而且在我看來，天才的暴君往往由無賴來繼承，這是亙古不變的規律。正因如此，我一直強烈反對我們如今在意大利和俄國看到的那種制度，而使現今在歐洲盛行的民主形式遭到質疑的，不是民主原則本身，而是現行的制度讓各國政府首腦缺乏穩定性，以及選舉制度的與個人無關的特徵。我認為北美洲的美國在這方面已經找到了正確的方法。他們選舉出一個有合理任期的總統，並授予充分的權力，使其能真正履行職責。然而，我看重的是在我們的政治制度中，當公民患有疾病或需要救濟時，國家能給予個人很大程度的關懷。在我看來，驅動我們人類向前的東西中，真正有價值的不是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情感的個人，是人格。只有個人才能造就高尚和尊貴，而隨大流的人群在思想和感覺上都是遲鈍的。
講到這裡，我想起了隨大流的群體行為中最惡劣的結果，就是我厭惡的軍事制度！一個人能隨著軍樂揚揚得意地行進在列隊中，就足以讓我鄙視他了。他能有大腦肯定是個錯誤，因為對他來說只要有脊髓就夠了。這種文明的污點應該被儘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義、無謂的罪行，以及一切自稱愛國主義的可憎蠢行，都讓我深惡痛絕。戰爭對我來說，是何等的卑鄙無恥；我寧願被撕成碎片，也不願參與這種可惡的勾當。不過，我還是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因為商業利益和政治利益假以學校和媒體之手，系統地破壞了人們的正常理智的話，這種可怕的事情早就應該銷聲匿跡了。
我們可以體驗到的最美好的事物是難以理解的神秘之物。這種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藝術和科學的搖籃。誰要是不了解它，誰要是不再有好奇心，誰要是不再感到驚訝，那他就如同死了一般，他的眼睛早就黯淡無光。正是因為這種摻雜了恐懼的神秘體驗，宗教產生了。我們認識到有某種東西是我們無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種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奧的理性和最燦爛的美——正是這種認識和情感構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懷。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只有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一個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懷的人。我無法想象，有這樣一個造物主，他會對自己所造之物進行獎懲，並且具有我們自己所體驗到的那種意志。我無法也不願去想象一個人在肉體死後還能繼續活著。讓那些脆弱的靈魂，無論是出於恐懼還是可笑的利己主義，繼續懷有此類想法吧。對我而言，能夠察覺生命和意識的永恆奧秘，了解現實世界的神奇結構，並且能投入全身心的努力去領悟自然界中所展示出來的理性，哪怕只能得到其中極小的部分，便也心滿意足了。
〈論生命的意義〉 1934年
凡將其自身的生命及同類的生命視作無意義的人，不僅是不幸的，而且幾乎不適於生存。
〈一個人的真正價值〉 1934年
一個人的真正價值首先取決於他在何種程度與何種意義上實現自我的解放。
〈共同體與個人〉 1932年
在我看來，目前的衰落症狀基於如下事實：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極大地加劇了人類的生存鬥爭，嚴重損害了個人的自由發展。而且，技術的發展意味著，為滿足社會需求，要借助的個人勞動將越來越少。因此，有計劃的分工越來越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而這樣的分工將使個人在物質上得到保障。有了這種保障，再加上留給個人支配的自由時間和精力，就有助於個性的發展。在這種方式下，共同體得以恢復健康，而且我們希望，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將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弊病解釋為一個懷有遠大抱負的人類社會所犯下的幼稚病，一切都因文明進程過快所致。
〈宗教與科學〉 1930年
從歷史上看，人們總是傾向於將宗教和科學視為不可調和的對立物，原因很簡單。對於任何一個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來說，下面的想法，即存在一個能夠干預世界事件進程的存在物，是完全不可能的。當然，必須假設他對因果律假說持有真正嚴肅的態度。他不需要恐懼宗教，也不需要社會或道德宗教。對他而言，一個有償有罰的上帝是難以想象的，因為人的行為活動取決於外在和內在的必然，因而在上帝眼中，他就不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如同一個無生命物體不能對它的行為負責一樣。有人因此指責科學，稱其有損於道德，但是，這樣的指責是不公正的。一個人的道德舉止應該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和社會關係及社會需求上，不需要任何宗教基礎。如果一個人僅僅因害怕受到懲罰或是希望死後得到獎賞而約束行為，那的確是太可悲了。
〈培養獨立思考的教育〉 1952年
過分強調競爭體系，以及為了立竿見影的用途而過早地專門化，將會扼殺包括專業知識在內的一切文化賴以生存的那種精神。
對於有價值的教育而言，發展年輕人的批判思維也是至關重要的，而過於繁重的課業壓力（學分制）則會大大危及這種批判思維的發展。負擔過重必然導致膚淺和粗俗。教學應該是讓學生在受教中覺得像收到了一份寶貴的禮物，而不是一份沉重的責任。
〈教育與世界和平〉 1934年
不能讓青年相信，通過政治孤立可以獲得安全。恰恰相反，應該喚起大家對廣泛的和平問題的嚴重關切。尤其應該讓年輕人明白，由於美國政客在世界大戰結束後沒有支持總統的自由計劃，從而阻礙了國際聯盟在解決這個問題上的努力，他們應該承擔多大的責任。
應該指出的是，只要強權國家不願意放棄使用軍事手段來獲得更有利的世界地位，僅僅要求裁軍，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此外，應向年輕人說明，像法國支持的通過建立國際機構來維護各國安全的建議是有道理的。為了獲得這種安全，需要簽訂國際條約來共同防禦侵略者。這些條約是必要的，但本身並不夠，應該採取進一步行動，讓軍事防禦手段國際化，進行大規模軍隊整編和輪防調換，以免駐紮在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不會被該國單獨留用。為了準備這些步驟，青少年必須了解問題的嚴重性。
國際聲援的精神也應該鞏固加強，阻礙世界和平的沙文主義應該加以打擊。在學校裡，歷史教育應該被用作解釋文明進步的手段，而不是用來灌輸帝國主義權力和軍事成就的思想。
〈論教育〉 1936年
我想反對這樣一種觀念，即學校應該教那些在今後生活中能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識和技能。生活中的需求太多樣化了，在學校裡進行這種專門訓練毫無可能。除此之外，我認為更應該反對把個人像無生命的工具一樣對待。學校應該永遠以此為目標：學生離開學校時是一個有和諧個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對於那些培養將來從事較為確定職業的技術學校也適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遠應該是獨立思考和判斷的總體能力的培養，而不是獲取特定的知識。如果一個人掌握了他的學科的基本原理，並學會了如何獨立地思考和工作，他肯定會找到屬於他的道路。除此之外，與那些接受的訓練主要只包括獲取詳細知識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夠使自己適應進步和變化。
〈達沃斯的大學課程〉 1928年
當年輕人與磨鍊意志的正常工作脫離太久，沉溺於對自身健康狀態的思慮之中而無力自拔時，就容易喪失心理承受力，即喪失在生存鬥爭中能夠堅持自我價值的意識。他們變成了溫室裡的植物，往往當身體痊癒了，卻發覺難以回歸正常生活。這對於大學生來說尤其如此。在青年性格形成的決定性階段，智力訓練的中斷很容易留下一個以後難以彌補的缺口。
然而，一般而言，適度的腦力勞動不僅不會妨礙治療，反而會像適度的體力勞動一樣，更有間接的幫助。這些課程可以說在精神層面上提供了腦力勞動、職業訓練和衛生保健的功能。
〈創造者H.A.洛倫茨及其為人〉 1953年
「我很高興自己屬於這樣一個國家，它太小了，無論做出什麼大的愚蠢行為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人在談話中試圖使他相信，在人類領域裡，命運是由武力和強權決定的。為此，他這樣回答：「或許您是對的，但我不願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
〈祝賀蕭伯納〉 1930年
極少有人能超然物外，看到當代人的缺點和愚蠢，自身又不受其影響。面對人類頑固的天性，這些孤獨的人往往會失去改變社會的勇氣。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利用他們微妙的幽默和優雅，並以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藝術為媒介，讓這一代人看清自己的面目。今天我向藝術大師致以最誠摯的敬意，他曾給我們帶來幸福，並讓我們受到教育。
〈向莫里斯·拉斐爾·科恩致敬〉 1949年
我開始閱讀他與歐內斯特·內格爾合著的《邏輯與科學方法》一書。然而，我沒有輕鬆地做到這一點，由於時間太少，難免有些緊張。但是一旦開始閱讀，我就變得欲罷不能，以至於忘掉了讓我產生閱讀的外在動機。
幾個小時後，我回過神來，自問到底是什麼讓我如此著迷。答案很簡單：書中並沒有給出現成的答案，而是先呈現對事情的各種思考方法，進而激發科學的好奇心，之後才試圖通過完整的論證來清楚說明問題。作者在思想上的誠實，使我們分享了他內心的思考過程。這是天才教師的標誌。知識以兩種形式存在：一種是沒生命的，存儲在書本中；一種是有機地存在於人的意識中。第二種存在才是核心的；第一種也許不可或缺，但處於次要位置。
〈聖雄甘地〉 1939年
一個不受外在權威的扶持而成為其民族領袖的人；一位其成功不是依靠投機取巧，也不是憑借掌握的技術裝備，而純粹地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基礎上的政治家；一位一貫輕視使用武力的勝利的鬥士；一個具有智慧與謙遜，用果敢與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念武裝起來的人；一個將所有力量都用來推動自己民族的崛起與命運改善的人；一個用純粹的人性尊嚴對抗歐洲的殘暴，並在任何時候都不屈服的人。
在未來的時代，可能極少有人相信，有這樣一副血肉之軀曾經在地球上匆匆而過。
〈放在時間膠囊中的一封信〉 1938年
我們的時代不乏天才人物，他們的發明能夠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促進我們的生活。我們利用機械動力橫跨海洋，並且利用機械力量將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我們已學會飛行，我們用電波毫無困難地在整個地球上發送消息和新聞。
但是，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卻完全是無序的，因而每個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被經濟週期淘汰，陷入什麼都沒有的境地。而且，生活在不同國家的人民之間還不時互相殘殺。由於這些原因，每一個想到未來的人，都必然生活在恐懼和痛苦中。所有這一切都是基於如下事實：庸眾的智慧與品格，跟那些對社會產生真正價值的少數人的智慧與性格相比，要低很多。
我相信，我們的後人將懷著一種自豪的心情和理所當然的優越感來讀這封信。
〈伯特蘭·羅素與哲學思考〉 1946年
在幾個世紀的哲學思考發展過程中，下面這個問題發揮了重要作用：純粹思維在不依賴感官印象的情況下，能夠提供什麼知識？有這樣的知識存在嗎？如果沒有，那麼我們的知識同感官印象所提供的素材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關係？與這些問題以及與它們密切聯繫的其他一些問題相對應的哲學觀點幾乎是無比混亂。然而，在這個相對而言沒有什麼成果卻勇往直前的過程中，可以見到一個系統的發展趨勢，即對任何用純粹思考去認識「客觀世界」，去認識那個同「概念與觀念」世界相對的「事物」世界的任何企圖，人們都越來越懷疑。順便說一句，正如一個真正的哲學家所做的那樣，我在這裡對不正統的概念都加了引號。我請求讀者暫時容忍這一點，儘管這些概念在「哲學警察」眼裡是可疑的。
在哲學的童年時期，人們普遍相信，僅僅通過純粹的反思就可知任何事物。任何人只要忽視後來從哲學和自然科學中學到的東西，便不難理解這是一種幻想；當他發現柏拉圖把「理念」看成是一種高於經驗事物的現實時，也不會感到驚訝。甚至在斯賓諾莎和後來的黑格爾那裡，這種偏見似乎也扮演了一種充滿活力的角色。甚至有人提出，若是沒有這種幻想，哲學思維的領域裡就可能創造不出什麼偉大的成就。但是，我們不想問這樣的問題。
與這種更具貴族氣質的幻想——主張思維具有無限穿透力——相對的是一種平民化的幻想，即質樸的實在論。而根據後一種幻想，事物「就是」我們通過感官所感知的那個樣子。這種幻想主宰著人和動物的日常生活；它成為所有科學，尤其是自然科學的出發點。
〈採訪者〉 1921年
如果被要求公開解釋自己說過的所有話，即使是開玩笑、情緒高漲或者是一時憤怒時說的話，可能會令人覺得尷尬，但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是被要求以你的名義解釋別人說過的話，你又無法辯駁時，這才是真正糟糕的窘境。你可能會問：這種事情會發生在誰身上呢？嗯，任何一個足以引起公眾興趣的人，在面對媒體採訪時都會遇到這種情況。
〈恭賀某評論家〉 1953年
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去判斷，不受時尚左右，能用簡潔扼要的句子甚至是巧妙修飾過的措辭來表達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東西——這不是很美妙嗎？這難道不是值得人們慶賀的正當理由嗎？
〈閒談我對日本的印象〉 1922年
在我們那兒，整個教育的目的就是為此而建立的，即作為個體的我們能夠在儘可能有利的條件下成功地進行生存鬥爭。特別是在城市裡，最極端的利己主義、最無情的競爭耗盡我們的精力，我們為獲得儘可能多的奢侈品和享樂而瘋狂地工作。家庭紐帶是鬆散的，藝術和道德傳統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比較薄弱。個體的孤立被視為生存鬥爭的必然結果，它剝奪了那種只有融入一個團體才會享有的無憂無慮的幸福。佔優勢的理性教育——在我們的環境中，它對實際生活必不可少——使得個人的這種態度更加嚴重，因此個體的孤立在我們的意識中變得更加強烈。
在日本則完全不同。個體被賦予的獨立空間遠不如歐洲或者美國。雖然家庭紐帶受到的法律保護十分薄弱，但它還是比我們的要緊密得多。但公眾意見的力量在這裡比我們要強得多，確保家庭結構不會崩析。通過強制手段，法律法規和鄉規民約確保日本人受到教育，保持善良的天性。
日本特有的傳統是，情感不外露，在所有環境中保持冷靜和放鬆。這使得許多即便在精神上不和諧的人，也能同住在一個屋簷下，不會出現令人難堪的衝突和爭端。我感覺這是令歐洲人如此難以理解的日本人笑容的深層意義。
〈和平〉 1934年
我們必須明白，任何一個勢力強大的軍火工業集團，都會反對用和平的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各國政府只有在得到大多數民眾強有力的支持下，才能實現和平解決爭端的偉大目標。在我們這個民主政府統治的時代，國家的命運掌握在民眾自己手中；每個人都必須記住這一點。
〈消除戰爭威脅〉 1952年
只要各國不打算通過共同行動來結束戰爭，並以現有法律為根據通過和平協商來解決他們的爭端和保護他們的利益，他們就不得不為戰爭做準備。他們覺得必須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即使是最卑鄙的手段，這樣才不會在總體軍備競賽中落後。這條道路必然導向戰爭，在當前情況下，意味著全人類的毀滅。
在這種情況下，反對製造某些特定的武器，也於事無補；唯一的解決方式是徹底廢除戰爭，消除戰爭的威脅。這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為之奮鬥的目標。一切與這個目標相違背的行動，我們都必須予以堅決抵制。對於任何一個意識到自己有賴於社會的人來說，這都是一個艱鉅的挑戰，但並不是一個不可實現的挑戰。
甘地，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已經為我們指出了一條道路。他向我們展示，人們一旦發現正確的道路，能夠為之付出多大犧牲。他為印度的解放所做的工作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證明了憑借堅定的信念，人的意志要比那些看似不可戰勝的物質力量更強大。
〈在學生裁軍會議上的講話〉 1932年
文明人類的命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依賴於它所能產生的道德力量。因此，賦予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絲毫不比我們的前輩所完成的任務更輕鬆。
〈和平主義之再檢討〉 1935年
當大國基本都有同樣民主的政府，並且都不以軍事侵略作為未來計劃的基礎，這時相當數量的公民拒絕服兵役的行為，確實有可能促使這些大國政府支持國際法律的仲裁。此外，這種抗拒有利於將公眾輿論導向真正的和平主義。民眾開始認為，國家向公民施壓，要求他們履行軍事義務的做法，不僅從倫理層面是不道德的，還是一種壓迫行為。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抗拒確實對最高利益起到了推動作用。
然而，我們今天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是，強勢的政府禁止其公民自由發表政治言論，並且還通過有計劃地散佈虛假消息來誤導本國國民。同時，這些國家還建立了覆蓋全體人口的軍事組織，對世界上的其他地區都構成了威脅。這些虛假消息通過言論受管制的媒體、集中控制的廣播系統，以及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主導的學校教育進行傳播。在符合上述情形的國家，拒絕服兵役意味著這部分有膽量反對的人會面臨犧牲與死亡。在那些國民還存有部分公民政治權利的國家，拒絕服兵役意味著文明世界理性尚存的部分所具有的抵抗力也遭到削弱。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不認為消極抵抗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策略，即便是採用最英勇的方式。雖然最終的目標仍然一致，但不同的時機，需要採取不同的手段。
因此，堅定的和平主義者在當下必須尋找一個與先前較為和平的時期不同的行為方案。他必須朝這樣的目標努力：讓那些支持和平進程的國家儘可能地團結在一起，抑制那些建立在強取豪奪基礎上的國家中的政治投機分子，降低他們實現戰爭計劃的可能性。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932年
我相信，那些由於自身的成就而被公認為群體的領袖，即便是小團體的領袖，都擁有共同的理想。但是，他們對政治事件的進程都沒有什麼影響。而人類活動中決定國家命運的最重要環節幾乎無一例外地全部掌握在那些肆無忌憚的和不負責任的政治統治者手裡。
政治領袖或者政府獲取權力的途徑要麼是動用暴力，要麼是由群眾選舉產生。他們不能被視作一個國家在道德或智力方面的優秀代表。在我們這個時代，知識分子對世界的歷史進程不產生任何直接影響；正是因為被分割成許多派別，知識分子成員之間無法合作以解決當今世界的問題。如果有一些人，他們先前的工作和成就保證了其能力和正直的品格，由他們自由聯合起來，您難道不認為這可以帶來一些改變嗎？這樣一個有國際視野的團體，需要其成員通過經常交換意見來維持相互的聯繫，如果這一團體的態度得到其成員簽名同意，隨後通過媒體公佈，也許在政治問題的解決方面能夠取得有效且有益的道德影響力。當然，這樣一個團體可能會染上讓學術團體墮落的通病；不幸的是，鑑於人性的不完美，這種墮落的危險永遠存在。但是，儘管有這些危險，難道我們不應該冒著這些危險至少試著組成這樣的團體嗎？對我來說，這完全是迫在眉睫的責任。
如果可以建立這種的知識分子團體，它就必須竭盡全力，動員宗教組織來一同反對戰爭。它會給許多因痛苦的順從，其善意不再發揮作用的人提供道義上的支持。我也相信，由那些因個人成就而受到敬仰的人所組成的這樣一個團體，將會為國際聯盟中那些積極支持該機構偉大目標的那部分人提供重要的道德支持。
〈論裁軍問題〉 1932年
只要還存有戰爭的可能，各個國家為了贏得接下來的戰爭，便會做好儘可能充分的軍事準備。此外，為了讓民眾做好硬戰的準備，就免不了以好戰的傳統教育青少年，培養狹隘的民族虛榮心，並且發揚好戰的精神。「武裝起來」意味著為戰爭，而非為和平做準備。因此，人們不會逐步裁軍；他們要麼一下子解除武裝，要麼就乾脆不幹。
〈軍國主義的心態〉 1947年
軍國主義的特徵在於，人以外的因素（原子彈、戰略基地、各種類型的武器、對原材料的佔有等等）被看成至關重要的、第二位的。個人被降級為單純的工具，成了「人力軍備」。人渴望的正常目標在這種觀點下便消逝了。軍國主義的心態所提出的「赤裸裸的權力」取而代之成了目標本身——這是人類所能屈服的最奇特的幻覺之一。
在我們的時代，軍國主義的心態比以前更危險，因為進攻性武器越來越比防禦性武器厲害。因而，它必然會導致預防性的戰爭。與此緊密相關的是普遍的不安全性，在國家福利的幌子下犧牲了公民的民事權。政治迫害和對各方面的控制（比如對教學和研究的控制、對媒體的控制等等）便會不可避免地出現。而且正因如此，也不要期望會遭到公眾的抵抗。倘若不是因為它不合乎軍國主義的心態，民眾的抵抗本該提供一種保護。逐漸地，對一切價值的重估開始了。任何東西，只要不能明確服務於這個烏托邦式的目標，都會被當作下等的東西對待。
〈他們為何憎恨猶太人〉 1938年
在一個國家裡，任何群體的成員之間的聯繫比起他們同其他人的聯繫更緊密。因而，只要這些群體仍保持著差別，國家就永遠擺脫不了群體間摩擦的糾纏。在我看來，絕不能對全體人民的完全一致做任何奢望，哪怕這是可以做到的。共同的信念和目標、相似的利益會在每個社會中培養出一些群體，這些群體在某種意義上作為一個單元而行動。在這些群體之間總會有摩擦，這與個人之間存在著的反感與競爭一樣。
這種形成群體的必要性或許最容易從政治領域裡政黨的形成中看出來。若無政黨，各國公民的政治興趣就會銷聲匿跡，也不會有不同意見進行交流的論壇。個人會被孤立起來，並且無法表明自己的信念。而且，政治見解的產生、成熟必須借助於具有相同性情和意圖的人之間的相互啟發和批評才能達成。政治與我們文化生存的其他領域毫無二致。比如說，大家都承認：一方面，在宗教熱情強烈的時候，不同的教派可能會涌現出來，這些教派間的競爭普遍刺激了宗教生活。另一方面，眾所周知，集中化，即消除相互獨立的群體，會導致科學和藝術上的片面甚至荒蕪，因為這種集中化阻止甚至壓倒了不同見解及研究方向之間的競爭。
〈獻給萊奧·貝克的警句〉 1953年
人通常不願認為別人是聰明的——除非那是一個敵人。
很少有人能夠坦然平靜地表達與他們社會環境中的偏見不同的意見。大多數人甚至不能產生這樣的意見。
大多數愚蠢之人都所向無敵，而且總能穩操勝券。然而，因各自為政，他們殘暴的恐怖程度有所緩解。
要成為羊群中完美的一分子，首先必須是只羊。
對立和矛盾能在一個腦袋裡永遠和平共處，這將所有政治上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體制都化為虛妄。
無論是誰把自己標榜為真理和知識領域裡的審判官，都會被上帝的笑聲挫敗。
觀察和理解的樂觀是大自然最美麗的饋贈。
〈研究的原則——在普朗克60歲生日慶典上的致辭〉 1918年
我相信叔本華所說的，將人們引向藝術和科學的最強烈的動機之一，是擺脫日常生活中令人厭煩的粗俗以及讓人無望的沉悶，遠離反覆無常的個人慾望的枷鎖。它讓生性敏感的人從個人的生存中逃離出來，進入客觀觀察和理解的世界；這種動機，可與城市居民極其渴望他所處的嘈雜混亂的環境，被寧靜的高山景觀所吸引所媲美。在那裡，透過平靜、純淨的空氣自由眺望，抵達那似乎是專為永恆而營造的寧靜景色。但這種消極的動機卻與一種積極的動機結合在一起。人們總是試圖繪出一副簡化的和清晰的世界圖景，然後在某種程度上用他們的世界圖景去取代經驗世界，從而去戰勝它。這就是畫家、詩人、思辨哲學家以及博物學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所做的事情。每個人都將他們自己的情感生活轉移至這個世界圖景及其結構，為了能以此找到他在個人經驗的狹窄漩渦裡不能找到的平靜和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