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 梁文道
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
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
想要促成全面的历史和解，先要与真相和解，舔一舔自己的伤口。
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为根本没有发泄报仇的能力。
自虐的基本形式之一：先是自我制造一个被舍弃被厌恶的状态，同时暗自咀嚼其中的痛苦刺激，于是可以期待破镜重圆的圆满幸福。
提出任何一个问题，提问者都得先澄清自己的忠诚；任何一个批评，都像打在棉花堆上的拳头。于是社会论述变得愈来愈空洞，宛如一片沙漠。
这个世界绝不可能非黑即白，我们也很容易用灰色去宽容一下自己的贪心和过错。可是一转头，我们竟不能以同样的宽容去理解逝去的前人。
历史不只是一些事实的积累，它的书写，它的构成，全赖我们以什么角度诠释，而这个角度选取就和许多价值观甚至政治立场有关了。
有的是官方默默接受但又不愿正式称之为“示威游行”，于是叫做“上访”和“请愿”的。
在日本的右翼势力、保守派甚至部分进步分子，一直有这么一种印象，认为中国是个高度集权统一的社会，没有独立自主的司法系统、传媒机构和学术界，也没有可与政府分离甚至对抗的民间社会。这种印象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根据，但它却很巧妙地被利用成右翼的工具。
人类不需要是个什么大奸大恶之徒，也不需要暴力威迫，他只需要合作，一个平凡的人就可以成就难以想象难以言传的邪恶。
其实要反省的，又何止政府，除非我们真的相信过去几十年来的罪孽只是“极少数极少数的几个人”的错误，其他人不是受骗，失了心疯，就是“大机器里的小零件”。
幸好中国没有加入“八国集团”，否则说不定连仅有的示威花絮也要消失于中国传媒的眼界之中。你知道，那些示威者总是喜欢拿国家领导人的肖像开玩笑；要是他们也拿中国领导人开玩笑，那可是侮辱我们国家形象，伤害民族感情的重罪。到时候，所以批评“八国集团”为富不仁的话恐怕都得反过来讲了，不是他们突然变得很善良，而是我们也成了他们的一部分。
你越紧张什么，别人就越会把它当成目标。
获官方护航的代表遭到百姓的耻笑，被官方打压的形象却被民间自己树立起来，这到底是谁跟不上谁？
每逢自然环境出现变化，许多地方政府总是本能地把它解释成人力不可阻挡的天灾；可是每回事后细究下来，就常常看见人为的痕迹。
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堪称好兆头，因为他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这位书记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好大喜功，也不在于劳民伤财；他的根本问题在于忘记了自己是个代表主人的公仆。我们何时见过有过主人因为仆从做对了他该做的事，就兴奋地又放烟火又奏乐的呢？
实行民主是很考究人民的“公民能力”；但我们又不能等到大家都把书年好了，考试也及格了，才开始试行民主。因为“公民能力”的培养，除了教育之外，更要依靠实践。
政治的改革，社会的变化，固然要放在足够长远的尺度下衡量；可一经启动，它有时又会迅速得出人意表。
假如政协和人大真能如实代表全国各地各阶层的民意的话，假如他们全都有机会把自己在不同地方不同领域收集到的意见带到最高层级的话，假如整个政府的决策真的来自对这些意见的尊重和分析的话；我们还用得着让那些用心良好的官员忙着接电话，还用得着领导人在网上“微服出访”吗？
财产权是一种核心人权，不能被人用“民主”的方式剥夺，因为它正是民主基础之一。
一个永远正确从不犯错的政权，这是在传统社会里才行得通的神话。
为什么选票常被认为是所至的一句感叹一则留言。“尊重民意”和“人民决定”的政治之不同，就在于前者的人民其实不必负责，后者的人民却要背上千斤重担。尊重民意的施政当然很民主，但它和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恐怕还是不同的。
自孔子纂《春秋》以来，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历史教育就是传统中国的道德教育。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历史，希望自己的政权合乎历史中的正统，赢得百姓的认可。但吊诡的地方就在于政权既要利用历史，又不能过度扭曲它，尤其是贯通其中的褒贬原则，否则就会弄巧成拙。
且看1958年的“史学革命”的两大口号：“厚今薄古”和“先红后专”，前者指的是完全以现实的需要去了解过去的需要，后者则是要站稳党的立场去解释历史。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的无私。中国的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我只知道城市秩序的界定权从不在每一个市民手中，从没一偶然问过每一座城市的市民，他们到底想要怎样的城市。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的确正在面对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
法国布迪厄：文化资本正是一个人用以区别彼此、取得象征权力、使得自己能够宰制其他阶层和群体的重要资源。
西洋传统中的“衔尾蛇”，——贪婪是种吞没自己的可怕欲望。
虽然情况往往是屡战屡败，但更多人更愿意倒过来说，称之为“屡败屡战”的勇敢精神。
韦伯：如果规则显得公平公正，而且大家都也认定执法当局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乐意遵守规则了。相反的，假如大家都觉得这个社会有许多规则的执行并不公正，久而久之，就没人再愿意百分百地跟着这些规则办事，也没有人会再相信它们的效力了。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必须从一开始就对文本的异己性保持敏感。但这种敏感既不涉及所谓的“中立”，也不意味着泯除自我；而是为自己的先存之见与固有理解容让出一块空地。对自己偏见的察觉是件重要的事，因为这样，文本才能呈现出它所有的他性，以及它那相对于读者固有理解的真理。
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听别人说话不算个性，让别人听见我说话才算是个性。因为这是每个人都要说话但却没有人想听的年代。
如果每个人都以类似的态度对待言词与事实的隔离，那么他们一定不会再轻信任何言词表达的所有美好价值。而这个社会将不只是个信任匮乏的社会，它还必将滋生出一种犬儒的冷漠。对于种种明明背离了现实的描述和形容，他们会说“这真是没办法”；他们会说“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了”。默默地承受，机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处理世事的无奈。虽然很多人都过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劝告那些还会生气还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产品标榜安全，它就应该是安全的；我依然以为当一个人自称公仆，我们就要以对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语言与事物的神奇对应，相信承诺必将履行，理念必得实现。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条件；不只是“我相信”，而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经不是天然的了，甚至连蛋白质也不再是蛋白质。假如连我们自己也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卢曼：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
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奉“爱国”之名，主流传媒竟然主动靠拢做其喉舌，牺牲异议和真相，结果美国付出的代价就是士兵的生命、数以千亿计的金钱以及得之不易的国家声誉。
亡国之君不传之书：徽宗在金，尝得春秋，披览不倦，凡理乱兴废之迹，贤君忠臣之行，莫不采摭其华实，探涉其源流，钩纂枢要而编节之，改岁钥而成书。
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有说真话的勇气，但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么地少。
只要双方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规则本身提出异议，而是跟着它一路玩下来，便要接受这场竞技的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