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论》 叶匡政
真实，不仅是天人合一观的最高价值，也是中国儒家精神的中心价值。只有首肯此义，言及其他理念才有意义。世间万物共有的一个特征，就是真实，充塞天地宇宙间的，也只是一个“诚”字。儒家认为真实就是天道。若舍弃真实，从别处寻求最高价值，或用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来遮蔽真实，就是违背了天道。
许多争论，暴露的都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时代对一些基本价值的认知都出现了混乱。究其根由，价值观的混乱，还是由命名的混乱引起的。荀子说：“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如果我们在一些人类普遍认同的理念上都没能形成相对一致的公共认知，社会行为出现各种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在孔子的观念中，“正名”是使社会实施正义行为的源泉，“名”一旦被执政者垄断或随意偷换了概念，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所以，“正名”首先要“以名正名”，即以一个天下人认为正确的名，来考察现有的“名”，使之符合历史经验和社会规范。所以“正名”是一种社会活动，要通过公共对话来完成正名的过程，以达成民众的认同。
“正名”在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着重要意义。“正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校正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我们的价值取向、思维和知识架构、行为方式，不仅要与民族的历史记忆相沟通，更要与整个人类的集体经验相吻合。只有这样，社会秩序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基础，这是孔子时就已认知的一个基本社会观。
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岂辩？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谓之亡天下。
儒家认为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道统”，与执政者所代表的“政统”，是两个中心不同的领域。两个领域虽有交汇，却是两个独立的系统。政统的中心是王侯，道统的中心是师儒。道统的依托是“道”，它比政统有更高的权威。用代表世间真理的道统，来抗衡君王代表的政统，最终从精神上驾驭政统，一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
孟子：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泽兼善天下。
孔子：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孟子：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是这么解释的：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从这个解释可看出，政府取信于民是前提，而民众相信政府是结果，这个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如今我们常要求民众首先得相信政府，连朱熹也不这么看，他认为政府应“宁死也不失信于民”，意思是政府就是垮台了，也不能失信于民。儒家的这个观点，用今天的观点看，也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一旦没了公信力虽生也无以自立。
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卢梭：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与生俱来地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尽管我们同时也有自己具体的生活准则，但当我们在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好或者坏时，却都要以这个内心原则为判据，这一原则归根结底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这个原则就是良知。
政府应当在个人的精神和道德上保持中立，政府最终的目标是让民众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经济上一个人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财富，与他人无关；在精神上也应当同样如此。最好的社会就是个人在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到政府的任何限制。洛克认为，如果在精神领域，每个人可以自由地追寻自己认为重要的真理与道德，一个社会的普遍真理和道德感就会自发呈现出来。就像民众个人如果可以自由地使用财富，会导致整体的社会繁荣一样。
在很多思想家看来，政府并不比民众个人更有智慧，相反，在更多时候会表现得更愚昧无知。每个人都有自由，去寻找他认为幸福和道德的生活和观念，而且必须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实践这些观念。如果是在政府要求下实行的，反而被认为可导致不道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强制实行的道德规范，没有发挥个人在精神上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反而减弱了很多个人在善恶、真理与谬误上的认知与辩识能力。这种主动与自觉意识的欠缺，会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低下，个人在这种社会中，只能感受到一种对于真理与道德认知的冷漠与混乱。
孔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民众积怨自古就是人们理解和判断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常识性感受，它虽然不是什么政治术语，却是人们衡量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民众积怨现在多被称为社会积怨，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指滋生在民众中的一种大范围的负面情绪。它最初可能只是一些个体的怨气、怨言或怨恨，但由于模仿、暗示、感染等心理作用，积累久了，就可能转变成一种集体心理。
社会积怨首先意味着一种可能，它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也可能危及社会秩序。一旦这种可能，转变成现实，社会积怨就演化为了社会危机。社会积怨是社会危机的潜伏与酝酿状态，而社会危机则是社会积怨的爆发，它的最坏结果就是社会动乱。所以社会积怨，既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威胁，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我们多把社会积怨，仅看作是民众的一种态度，或某种心理选择，这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根源，其实在于社会制度本身。每逢社会制度面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变化，无法适应或自我调整时，社会积怨就会大量产生。亨廷顿有个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会天然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增长虽在以某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同时却在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由社会挫折感导致的社会积怨也更为普遍。
有一些社会积怨比较容易解决，它是制度规范层面的，只要我们规范了某些制度，积怨就可能得到释放。比如高房价、就业难或环境污染引发的积怨，地方政府与民夺利或执法不公引起的积怨，这些社会积怨只要加快规范社会制度，就可能得以缓解。还有一类社会积怨，是由社会及政治结构所导致的，有一些深层的、基础性或历史性的原因，体现为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这一类积怨化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面很广。比如民族或宗教问题引发的社会积怨，社会阶层分化或政府正义引起的社会积怨。
如果我们不注意辨析，把这两类社会积怨混为一谈，就可能延缓前一类积怨的解决。前一类社会积怨，开始只是想规范制度，假如迟迟没有解决的希望，就可能深化为对整个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怀疑、对执政者核心价值的追问，这就成了一种价值取向上的积怨。价值型积怨，化解起来就非常困难，这时政府无论怎么做，都难以取得对方的理解或信任。当价值型积怨普遍到一定程度，便会激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最后导致狂飙突进式的社会运动。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如果对社会积怨辨析不清，或治之无道，整个社会就像坐在一座活火山上。那些潜藏而累积的怨恨，总会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爆发出来。西汉的刘向在《说苑》中曾说过：“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其实，积怨不仅在摧毁积怨者，也在摧毁整个社会的防卫能力。民众因此对自身感到混乱，对未来感到恐惧，甚至觉得社会在走向崩溃。人们沉浸在一种普遍而持续的不安状态中，也会变得冷漠而缺乏责任感，公共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虚空的目标狂奔。积怨不仅使民众失去了方向感，政界人士也体现出一种常态性的焦虑。积怨会成为弥漫在社会中的一个咒语，使所有的信念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支撑这个社会的支柱也会一根根地被推倒。
此外，社会积怨也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各种利益集团、政治派别，也都在有意识地操纵社会积怨，或以社会积怨作为砝码，来达成他们的政治或利益目标。他们将激发或遏制社会积怨，视作争取民众或破坏对手的手段，他们有时使用恐吓战术，有时使用鼓动战术。由于对社会积怨的不断刺激，会使公共生活呈现出一种极度的过敏特征，民众个个成为消息灵通人士，政治人物也因焦虑感而放大了对社会积怨的感受。
当下社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只有在政治理念上，辨析清楚了如此复杂而广泛的社会积怨，才可能减少社会动荡的概率，真的做到能洞察现实、选择未来。社会积怨的不确定，更需要我们有对它认知的确定。
荀子：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礼记》：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
孟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荀子：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
《孟子怎么看待群体性事件》
近年，群体性事件高发。人们多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现象，并未把中国传统文化对此类事件的认知，当作一种思想来源去考察。其实这是个古老的社会问题。
孟子曾借此类故事，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邹、鲁两国交战，邹国官吏战死多人，但亲历战事的邹国民众不仅视而不见，反而见死不救。这在当时属于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了，让国君邹穆公很是困惑，便向孟子请教，该如何对待这样的民众。邹穆公非常明白不能用诛杀来解决问题，因为“诛之，则不可胜诛”，杀是杀不完的。
邹穆公有理由困惑，因为他的确是一个亲民如子的国君。当时邹国宫廷养鹅用于祭祀，以粟为饲料，粟是当时百姓主食。穆公发现后，便明令以后养鹅只能用人们不吃的秕子。如此一来，秕子反而成了紧俏货，价格高过了粟，宫中养鹅费用高于以往，遭到官员反对。哪知穆公回应道：“这你们就不明白了！百姓养牛耕地，在烈日中光着脊背劳作，难道是为了鸟兽在耕作吗？粟是人吃的食物，怎么可拿来喂鹅？国君是百姓的父母，把官仓的粟转移给百姓，还不是我们的粟？粟存在官仓，和收藏在百姓家中，对我来说有何不同？”此话传到民间，一时民心大振。
这样一个贤能的君主，却遭到民众的集体白眼，又是为何呢？孟子解答了他的困惑。原来邹国虽然“仓廪实，府库充”，是穆公德政所致，但这项德政并没有适时解救民困。民众一旦遇到凶年饥岁，灾情没有及时传达给穆公，民众依然过着痛苦的生活。在下的地方官“莫以告”，使得穆公与民众沟通的管道完全堵塞了。在孟子看来，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要存在某个群体的诉求未被满足或沟通渠道不畅，总会引发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这是一个社会的常态。
从古至今，群体性事件都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方式，而政治原本就是人类为了解决集体生活的难题所做的尝试。考察历史，会发现政治生活的正常进程便是人们犯了错误，审查和思考这些错误，再去纠正这些错误。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给社会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审查和纠正错误的机会。
孟子曾引用曾子的名言说：“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事实上，对社会造成伤害与破坏的不是群体性事件，而是暴力事件。如何不让群体性事件升级为暴力事件，才是问题的关键。战国国君没有派出兵力对民众镇压，那个年代也并无警察。穿制服的警察，本来是阻止暴力事件发生的，但如果处置不当，往往引起一些民众是不安和愤怒，使民众与政府的谈判意愿，转变成为民众与警察的对立情绪。
孟子说，百姓平日吃足了苦头，所以才会如此报复。要想挽回民心，杀戮和刑罚是办不到的。只有反省自身，督导官吏，勤访民怨，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本来设置官吏，是为民众服务的，但常常出现的却是官欺民、民惧官的情况。一旦有了官民对立的情绪，真正的民情了解起来就变得困难，此时，执政者肯定不能考虑以暴制暴，只有分析相关成因。孟子没要求执政事事 “稳定”，更没有简单地把稳定等同于“控制”，他期望的还是扩大民众诉求的空间。在孟子的观念中，群体性事件是与执政者的良性互动，更是民众的一种常态政治行为，一切并不可怕。
孟子的一番话，邹穆公听进去了。也因此邹国虽很小，但周边国家从不敢轻视。穆公死后，邹国百姓像死了慈父般难受，哀哭了三个月，连邻国人也抱手哀行。哀期长达一年，这些悲哀都是民众发自内心的。
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孟子：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贱民兴丧无日矣。
很多人认为，一旦夺取了权力，他们就会自动拥有政治的合法性和权威，其实远远没有。政治包含了民众的认同性、合法性和参与性，是一个国家基本目标和政策的结合。而权力不过是达成这些目标或政策所必需的手段和工具。如果把权力当作政治的目的，就有可能导致蛮横与残暴，甚至是自我毁灭。
孔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对今天（2012）的中国来讲，如何让城市重现对自然的尊重和回归，应当说是很重要的一种精神，但在今天城市管理意识中，似乎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我看来，这是今天中国城市文化最大的遗憾。
中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宗教国家不同，宗教国家认为个人生命的源头来自神，所以个人与家庭多为一种契约观，神在他们的生活中体现了最高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是以生命和血缘为中心，展开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的，家族和祖先自然被看作是个人生命与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虽受之父母，但本质上却源自家族中一种生生不息的神圣力量，家族的延续也因此成为中国人思考一切的起点。这种对血缘回溯而引发的情感，是天然而真实的。人们只有在追怀先祖的历史和事迹时，才能返回本原，不忘自己从何而来，对生命怀有感恩之心 。
在一个没有宗教基础的国家，一个个松散的个体，如果没有家族通过血缘、长幼、亲情、互助等观点加以联系和规范，民众要独立寻找到能让自己安身立命的寄托，明显是有难度的。人们常感到今天的社会礼崩乐坏、情感淡漠，一些人作起恶来无所顾忌，这与我们丧失了家庭观是有一定关联的。日、韩等国，家族观念保持得很好，从它们的社会现实看，也没有影响到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家族对个人生命和社会秩序的积极影响和价值，是需要现代人重新研究与认知的。
从长远看，只有出现更多的代表不同利益的组织，才能让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入到公共领域中进行自由讨论。只有当更多的民众在公共领域开始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时，一个民意社会才有了雏形。很显然，公共决策关系到所有民众的利益，一旦被少数利益集团误导，会在很长时间内影响到民众的生活。
当社会没有人伦之情作为基础，亲情都无法信任时，法律的严明也就丧失了它本来的意义。理由很简单，要保证社会中的人伦和亲情不受到法律的伤害，否则，危害性甚至大于刑事犯罪。
韩愈《伯夷颂》：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社会沟通对于政府治理，就像血管对于人的躯体一样，只有通过沟通，社会才能得以正常运转。对于社会转型期呈现的各种矛盾，最好的解决方式更是沟通而不是阻塞，是协调而不是激化，是治理而非折腾。
孟子：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
《论语》：子曰：唯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
《论语》：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康德：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长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会让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顶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孟子：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仁，礼，义）
《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于谦《观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陶艺说到底，是一门保存时间的艺术。陶器就像是时间的骨骸，留存的也是人们对不朽的渴望。那流传下来的陶瓷器物，勾勒着时间逝去的身姿，也成为创造者最好的象征物。它们以陶土为界，隔开了周围的世界，它们既揭示又隐藏，像时光的鸿沟，又像连接过去的桥梁。一个小小的陶瓷器物，就能让我们构想出那过往年代的整体样貌。
慢才是活着，在快速的现代世界里，我想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其中的真理。当人们像杂技艺人般，看到手中抛甩的小球越来越多、运行得越来越快时，所有人都明白，终有失手崩溃的那一刻。然而又不敢停止，害怕停下就会被社会抛弃。他们每时每刻，都被各种计划、约定和责任填满，在疲于奔命中，眼看时光与自己擦肩而过，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却渐行渐远。
人们把健康视为身体的天性，一旦疾病突然降临，人们会忍不住思考它神秘的来源，尤其是重大疾病。病人或许会因此恐惧、绝望甚至怨恨，但也可能去思考或祷告。我想，每个被疾病折磨的人，都会忍不住从自己的病中找寻某种意义。早期的人类，通过祷告、许愿、赎罪、献祭等方式，期望老天或上帝能把疾病带走。即使有了现代医学，面对那些绝症，人们仍会尝试各种神秘疗法，并对疾病之源充满敬畏。
郭海平认为疾病给予人们的是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疾病中的疼痛、呻吟或呼救，看似伤害，但也是一种关心，它表达了生命和自然的真实需要。如果你认真面对疾病，会发现它对人的折磨过程，其实是在调动人的生命潜能和唤醒人对自然的敬畏，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疾病使人与自然实现了统一。所以，疾病更像是死亡的一次预演、一个警告，沉思疾病，人类才能放弃生命中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使生命进入一个更为自由的空间。但如果抗拒这种警示，人就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只有当疾病降临时，人才会丢掉自己的面具，在不断反思中变得单纯、真实起来，这大概就是他讲的“我病故我在”的真正含义。
城市是由人们参与创造、构建而形成的居住地，但这种参与，并不意味着城市结构可以承受任何人主观意愿的干涉。我们今天居住的城市形态，其实大多是在无计划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而不来自人们有意识的设计与规划，所以在西方发达城市的城市观中，认为城市生态是一种自然进化的过程，不应受太多的人为干涉。
真实、真相、真理，就是正能量。包含苦难的历史真相、黑暗的社会现实，只要被真实地揭示出来，使人们铭记、质疑或反思，都会成为正能量。你对历史呵现实中的苦难、创伤、邪恶、绝望、恐惧了解得越多，你就越明白正义、自由、宽恕、敬畏、悲悯等理念的价值。绝不存在一种可漠视真相和苦难的正能量。人们之所以渴盼正能量，恰恰是因社会举目所见，可能多为负能量。
是否要通过国家语言类机构，过早地规范新词，是值得反思的。语言规范是一件复杂的工作，既要考虑到它的稳定和继承，也要给它充分的自由，允许它自我发展与变化。只有新要素积累到一定历史时间，才有淘汰旧要素、规范的必要。语言更多是约定俗成的，所以要尊重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60多年来，因语言规范工作做得过快，已使很多方言濒临衰落或消失，普通话从方言中汲取的营养也越来越少，语言多元、进化的迹象几近停滞。
我们的传统媒体、语言管理和教育体系，一直存在着对语言的过度规范现象。由于对语言管得过宽、过死，中国汉语目前到了一个最孱弱的时期。网络里新词层出不穷，也是由对传统媒体僵化语言的一种逆反心理导致的。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天天强调语言规范的重要，一方面民众急速地向“烂语文”方向堕落，这就是中国语文和语言的真实现状。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力，语言的尊严也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但这种尊严并不是靠人为管制就能实现的。它有自己的生存与淘汰方式，人为的规范只会导致一个民族的语言在语法和词义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空缺，语言会变得越来越贫乏。
保护整个汉语的多样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取消对语言的过度规范。对“年度汉字”这样的评选活动，更不应当用一根意识形态的指挥棒，使这类活动远离真实的民意民情。只有让语言在各类文化活动和文艺作品中，有自由呼吸和生长的空间，给语言成长以时间，才可能遏制住我们向一个“烂语文”时代急速堕落。
对遭受灾难的人们来说，要走出死亡与痛苦的阴影、抚平心理创伤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救助与慈善也需要长时间的行动。我们每个人，都期望拥有人间的爱和欢乐，救助与慈善要我们学会的，是分担他人的苦难和悲伤。灾难、痛苦、伤病，何尝不是馈赠生命的礼物？如果人们能从这些苦难与悲壮中，获得更多爱、悲悯与宽容的能力，这便是灾难带给生命的思索。
几十年来，中国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灾难，但表述这些灾难的文艺作品却极为稀少。可以说，灾难题材在文化话语中的失声，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灾难与不幸的能力。
其实，让经历灾难的人，在文化作品中发出声音，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也意味着将个体的灾难记忆，转化成民众可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而言是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因为对灾难记忆得越深刻，就越能警示人们如何提防灾难对生命的伤害。
假如一个社会对灾难的记忆是残缺的，或是稀有的，只会导致民众对灾难的陌与恐惧，一旦发生灾难，即便身体未受到伤害，个人的精神和心理也极易受到创伤。
“织毛衣”一词在传播中，含义已悄然发生变化，使它染上了一种自我调侃的政治意味。它与“微博”这一当下最热媒体发生了关联，从“织毛衣”衍生出“织围脖”，指的就是在网络或微博上发表观点和意见的行为。于是那些在网上有爱国表达的民众，常会被嘲讽或自嘲成那个傻傻的织毛衣女孩，虽然在编织观点表达自己的爱意，换来的却多是一种无奈和绝望。这个词，和2009年流行的“哥跟的不是帖，是寂寞”寓意大致相同。“寂寞”的流行，背后也是这种个体行为的无力感。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怪象，网民除了转帖、跟帖，发表点议论外，又能做什么呢？
真正的感伤就是这样，眼泪在眼中打转，脸上却要硬带着微笑，甚至得用一点粗口，来保持自己早已不在的尊严。我想这种体会，可能是很多在网上发言的网民的共同体会。在网络管制越来越严的情况下，很多貌似荒诞的网络热词，都在曲折地表达网民一种难以言传的心曲。当他们无法用平常话语来讲述和讨论社会和个人所遭遇的极端处境时，只能用这种怪异的密码般的语言，来发泄自己的怨愤，同时寻找能引起共鸣的心灵。当人们在用着这个热词，或哼唱这首曲调单纯的谣曲时，内心却在声张自己应有的权利。
网络唤醒了很多民众对参与政治的热情，我们从很多网络热点事件背后，都能看到这股来势汹涌的力量。然而当“删帖”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话语似乎都触犯了某种禁忌，对一些事件的广泛交流、讨论都被无声无息地禁止了。很多年轻人带有原创性的思想和观念，本来能激起更大的头脑风暴，却总被无端浇灭。我想，人们是能理解网友这些忧伤而年轻的心灵的，他们就像那个傻傻地为傻×织毛衣的女孩，自己满腔的热情和爱意，换来的却是不理解和怀疑。那些权贵并没有想到，这对年轻人来说就如浇头的凉水，拿走的不仅是他们的表达权，还有他们对知识和意见的选择权。网络看似一个非常透明的地方，却常常被这种行径所污染。
《织毛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了年轻网民们一款变调的心曲，那心曲也是一种爱情，就像攥在手中的沙子，你攥得越紧，它流失得越快。于是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也慢慢地变成网民们自我保护的一种习惯心态。这种看似无聊搞怪的声音，远比那些正统声音更深入人心，因为它传递的那种无奈与挣扎，对于清醒的心灵来说是更深的痛苦，就像一场总被伤害、无望的爱情。
在一场场网络热词风暴过后，有一些年轻人会因此变得成熟，但也会有一些年轻的心灵会因此陷入沉沦。他们除了创造一个个诡异的热词，来申诉自己对表达自由的渴望外，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
只有死亡是最大的未知，真相似乎都隐藏在它那一边。人们在蒙昧中生生死死，却期望死亡真的能成为一扇门，如《云图》片中台词：当一扇门关闭时，另一扇门会打开。但是，它真的会打开吗？
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研究的结论：只有当人的权利被完全剥夺，才可能导致大饥荒。天灾只是诱因，权利的不平等、信息沟通不畅、言论自由缺失、极权体制等，才是真正导致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因为极权统治者，不用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饥荒的影响，所以不会有任何防范的动力，但民主政府不同，因为要面对公众的舆论和选票，所以会更有效地防范大饥荒的发生。现当代史也证明，大饥荒从未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发生过，哪怕这个国家再贫困。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结论，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段历史被屏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有时就像一个人一样，会把历史的苦难看作自己的隐私，总是希望人们知道得越少越好。然而，苦难却是历史留给人类最重要的经验，如果我们丧失了对苦难的教育和集体记忆，不仅会导致民众对苦难的麻木和良知的败坏。一旦条件允许，很多人会失去判断自己行为价值的能力，摇身一变，可能成为一场新苦难的施予者。
土改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过去的乡村秩序，是以宗族、学识、财产、声望为根基的，这一切都被“阶级”这个概念给颠覆了。那些曾主导乡村经济的地主富农们，在其后的运动中，一直是被批斗、管制和镇压的对象。它不仅摧毁了乡村精英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使他们的土地被分、声望扫地，更通过授予不同阶级以差别各异的政治权力，显示了新政权的力量。经过这场政治仪式的冲刷，农民的个体意识开始被集体驯化。他们意识到，个人只有通过阶级才能发出声音，它打乱农民维持千年的日常生活逻辑，国家成为农民感恩的对象。
土改的悖论在于，土改划分阶级，原本依据的是土地引起的穷富差别与剥削，但有这种差别时，并没有划分出阶级，而在土地被没收、剥削被消灭后，才有了阶级的划分。于是，失去土地的，却成了地主分子。得到了土地的，却仍被称为贫民。阶级，其实是在取消了阶级之后被创造出来的。它有点像种姓制度，联系的其实是父辈的历史与血统，是对乡村权力的一种重构与身份虚拟。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包括对乡村精英的打击，形成了对乡村秩序一轮轮的破坏，就这样，把中国农村一步步推到了生存悬崖的边缘。从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到“大跃进”亩产万斤的浮夸风、三年饥荒，再到“文革”的破四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都让我们看到了土改运动的影子，土改也成了以后政治与群众运动的一个主要源头。这些荒唐事件，不仅让每一个农民只能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也对整个农业体系形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到农村承包责任制前，中国农村经济已基本面临全面的崩溃，连乡村权力受益者也无法忍受了。
《老农民》：牛大胆借地种粮后，公社干部来铲牛大胆等人种的地，牛大胆握着镰刀，瞪着充血的眼睛对这些干部大吼：“我看你们哪个敢动！一粒种子一根苗，没露头，它叫种子，露出头它叫麦苗，长大了它叫麦子，熟透了它就叫粮食！粮食是吃的东西，是活命的东西，是乡亲们指着、盼着、望着的东西！你们把乡亲的麦苗毁了，就是把乡亲们仰仗活命的家伙事儿给毁了，毁了要命的东西，我不让，乡亲们更不让！谁要敢再抡一下锄头，我这把镰刀可不长眼睛！谁要敢再挥一下锄头，我这一腔子血就泼在谁身上！谁要是敢再锄一根麦苗，我就用谁的血浇这片老土地！”说完，众农民就一个个躺在土地里，用身体护着麦苗。
任何结论一旦说出，就可能变为成规陋见，所以智者常常会用传奇或神话，把自己要表达的东西隐藏起来，让听者不再用教条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培养人们对大自然和人间善行的敬畏。
虽然人人都在呼唤爱、渴望爱，但在现实中，却常把金钱、权力、名声看得比爱更重要。人们会耗费大量精力去学习那些技能，却没人真正愿意去学习爱的能力、感受爱的真义。爱不一定是长相厮守和占有，它也可能是一种牺牲和给予，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是用自己的生命完成对另一个生命的承诺；爱是对生命的唤醒与发现，它不仅唤醒和发现了对方，也同时唤醒和发现了那个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付出所有的爱时，他/她恰恰成了最富有的人，这说明爱的行动超越了语言和思想，它需要你全身心的跃入。只有这样，爱才会把相遇变成节日，把平凡的生活变成生命的艺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爱既是我们生活的根基，也是我们生活的顶点。
尽管现实中有战争、权谋与死亡，但我我们感受到的却是爱与生命，它们才是支撑人们活着的力量。命运中有再多的黑暗与迷宫，也无法遮蔽爱带来的诗意与魔力。因为爱是奇迹，是恩宠，是人的全部内在渴望，它不仅是对生命永恒的祝福，也同样会引导我们每个人去追寻更加高贵、自由而良善的生活。
或许，碌碌无为已成为现代人的宿命；或许，人们对良知和正义的感受已变得麻木；或许，人们对世界的不公与强权已见怪不怪。但别忘了：自由的桂冠虽是用荆棘编成的，但一切苦难与不义，都会成为自由江河的源头。你可以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但你却不能不相信自由。因为只有在自由中，我们才能品尝到生命和爱的真滋味。
歌德：人无国王、庶民之分，只要家有温暖，便是最幸福的人。
无论你的历史是否清白，遇到审查，只能点滴不漏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和知道的一切，以示对组织的忠诚。在这种审查中，你甚至不能表现出对审查者的不满，一旦有所表示，就会被视为挑战。你所说的一切，会被放进你的档案中，伴你终生。政府通过这类审查，给每个人贴上政治标签，凡有历史污点的人或有污点的家人，别说重用了，每次遭逢历史运动都可能受到迫害，永被打入另册。这类审查总会带着交心、思想教育、自我改造、还原真相等名头进行，实质上却是对个人心灵的一种残忍的迫害，把在逼迫下暴露隐私和思想视为一种美德。这不仅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也使很多当年有审查污点的人，永远沦为贱民。
审查只会带来更多的“罗生门”，这也是中国历史的“罗生门”。此后各类政治运动，这种审查都是主角，没有公开的审判，没有真相，更没有法律的程序正义，它的结果就是留下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肖申克的救赎》：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都内心深处，它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
《论语》：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礼记》：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圣经》：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哭有时，笑有时，生有时，死有时。
哈罗德·品特《重逢》：这是死亡之夜/老鬼们在意到/一些新鬼/正朝他们走去/当他们相遇而拥时/他们痛哭、亲吻/为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