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 by Gustave Le Bon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 古斯塔夫·勒庞
勒庞《乌合之众》的得与失 by 罗伯特·墨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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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者可以驳斥勒庞的言论，但是他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至少，假如他们不想放弃对社会心理学问题的关心，他们就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都是些基本的问题。
这正是勒庞此书的主要功绩所在：它几乎从头到尾都表现出一种对重要问题的敏感性。
弗洛伊德：我们把勒庞的言论作为我们的引路人，因为它对无意识精神生活的强调，十分适合我们的心理学。
就像许多别的书一样，读者如果希望从中得出一些能够得到的东西，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是很重要的。
就像那些可怕而短命的时期一样，强有力的煽动家因为没有最终把自己接手的政权合法化，通常都会被每个国家受到广泛阅读的史籍所遗忘。
勒庞认为历史记载难逃两种噩运：第一，这是因为记录历史真相的证据并不存在或已散佚；第二，对碰巧可以利用的文献进行有倾向性的选择，他认为这是历史学家不可避免的事情。
拉扎斯菲尔德：奥林匹克运动上竞赛记录的不断提高，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人类竞技能力发生了达尔文主义或拉马克主义意义上的进化，而是因为对这种能力的训练在过去不断地有所改进。因此，每一代人都可以看到一些人的表现有了改进，但他们的能力并不比自己的前辈更好。
如果一种观点指出了人类社会行为中一再出现的某些方面，那么即使它十分粗糙，也能够把握未来事件的某些方面。
勒庞与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一样，没有能力对他所提出的各种观点的价值作出区分。它们全是他的头脑的产物，因此他显然对它们一概厚爱有加。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能结出果实的还是寸草不生的，所有这些观点都受到了其长辈同样的呵护。实际上，他的行为给我们的感觉，就像寓言中那个乐善好施的儿子。不管他喜欢哪个知识儿孙，他都会把他带到这本书里来。他喜欢一些极有害的观点，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它们是根本上错误的，而且根据勒庞本人的价值观，也是很危险的。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良好感觉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一本广为流传的书；对勒庞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一再表现出实际意义；绝对谈不上完全创新，严格地说也不正确；与作者的任何求和行为相比，表现最佳时也只能算较好，最差时也不算很糟；字里行间与字面上有着同样多的意义；眼光时而偏于一隅时而放眼全球；既有预见又观念落后；在实践中有效地利用着历史，又从原则上否认它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当时表现出人类行为共同特点的重要事件中概括出了一些这样的特点；还有一些并不影响其本质的乌七八糟的意识形态怪论——这就是勒庞的《乌合之众》，一本仍然值得一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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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民族的生活中，有组织的群体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人的有意识行为，是目前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群体所引起的困难问题，我以纯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考察。这就是说，我的努力只有方法上的考虑，不受各种意见、理论和教条的影响。我相信，这是发现少许真理的唯一办法。当这里所讨论的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时，情况尤其如此。致力于澄清一种现象的科学家，他对于自己的澄清会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是不会有所考虑的。杰出的思想家阿尔维耶拉先生在最近一本著作中说，不属于任何当代学派的他，不时发现自己和所有这些派别的各种结论相左。我希望这部新著也堪当此论。属于某个学派，必然会相信它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意见。
社会组织就像一切生命有机体一样复杂，我们还不具备强迫它们在突然之间发生深刻变革的智力。大自然有时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却从来不是以我们的方式，这说明对一个民族有致命危险的，莫过于它热衷于重大的变革，无论这些变革从理论上说多么出色。如果它能够使民族气质即刻出现变化，才能说它是有用的，然而只有时间具备这样的力量。人们受各种思想、感情和习惯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本性使然。各种制度和法律是我们性格的外在表现，反映着它的需要。作为其产物的各种制度和法律，是不能改变这种性格的。
研究一种现象时，必须分清先后，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对它加以考虑。这样就会看到，纯粹理性的教诲经常同实践理性的教诲相反。这种划分几乎适用于任何材料，甚至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例外。从绝对真理的观点看，一个立方体或一个圆，都是由一定的公式做了严格定义的不变的几何形状。然而从印象的角度看，这些几何图形在我们眼里却会表现出十分不同的形状。从透视的角度看，立方体可以变成椎形的或方形的，圆可以变成椭圆或直线。考虑这些虚幻的形状，远比考虑它们的真正形状更重要，因为它们，也只有它们，是我们所看到并能够用照相或绘画加以再现的形状。有时不真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真理。按照事物准确的几何形状来呈现它们，有可能是在歪曲自然，使它变得不可辨认。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世界上的居民只能复制或翻拍物体，但无法接触它们，他们是很难对物体形态形成正确看法的。进一步说，如果有关这种形态的知识只有少数有学问的人才能掌握，它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如果我们打算待在狭小而安全的界限之内，利用科学来获取知识，不想步入模糊的猜测与无用的假设的领地，则我们必须做的事情仅仅是留心这些我们能够接触到的现象，把我们自己限制在对它们做些思考。从这些思考中得出的每个结论肯定都是不成熟的，因为在这些我们能够明确观察到的现象背后，另有一些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的现象，而在它背后，还有一些我们一无所知的现象。
不管未来的社会是根据什么路线加以组织，它都必须考虑到一股新的力量、一股最终仍会存在下来的现代至高无上的力量，即群体的力量。在以往视为当然、如今已经衰落或正在衰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成功的革命所摧毁的许多权威资源的废墟之上，这股代之而起的唯一力量，看来不久注定会同其他力量结合在一起。当我们悠久的信仰崩塌消亡之时，当古老的社会柱石一根又一根倾倒之时，群体的势力便成为唯一无可匹敌的力量，而且它的声势还会不断壮大。我们就要进入的时代，千真万确将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于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要想领导他们，不能根据建立在纯粹平等学说上的原则，而是要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动心的事情、能够诱惑他们的东西。
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某种矿物或植物的属性一样有趣。我们对群体禀性的研究只能算是一种概括，是对我们的研究的一个简单总结。除了一点建设性的观点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奢望，别人会为它打下更完备的基础。今天，我们不过是刚刚触及一片几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层而已。
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克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是约束着个人的责任感便彻底消失了。
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群体中的个人不但在行动上和他本人有着本质的差别，甚至在完全失去独立性之前，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此深刻，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
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可以先后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因素的影响。他们就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向着每个方向飞舞，然后又落在地上。
产生这种误认的经常是妇女和儿童——即最没有主见的人。他们也向我们表明，这种目击者在法庭上会有什么价值。尤其就儿童而言，绝不能拿他们的证词当真。地方长官惯于说童言无忌，哪怕他们只有一点基本的心理学修养，他们也会知道，事情恰恰相反，儿童一直就在撒谎。当然，这是一种无辜的谎言，但它仍然是谎言。正像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用孩子的证词来决定被告的命运，还不如用扔纸币的方式来得合理。
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写这样的东西完全是在虚掷光阴。假如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它的文字、艺术和不朽之作，我们对以往时代的真相便一无所知。那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的伟大人物，如赫拉克利特、释迦牟尼或穆罕默德，我们拥有一句真实的记录吗？我们极可能一句也没有。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的真实生平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想要知道的，是我们的伟人在大众神话中呈现出什么形象。打动群体心灵的是神话中的英雄，而不是一时的真实英雄。
不幸的是，神话虽然被清楚地记录在书中，它们本身却无稳定性可言。随着时光的流逝，尤其是出于种族的缘故，群体的想象力在不断地改变着它们。《旧约全书》中嗜血成性的耶和华与圣德肋撒爱的上帝有天壤之别；在中国受到崇拜的佛祖与印度人所尊奉的佛祖亦无多少共同特点。
英雄的神话因为群体的想象力而改变，使英雄离我们而去，也无需数百年时间。转变有时就发生在几年之内。数千年之后，未来的博学之士面对这些矛盾百出的记载，也许会对是否真有这位英雄表示怀疑，正像现在有些人怀疑释迦牟尼一样。从他身上，他们只会看到一个光彩照人的神话或一部赫拉克利特式传奇的演变。对这种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他们无疑很容易心安理得，因为和今天的我们相比，他们更明白群体的特点和心理。他们知道，除了神话之外，历史没有多少保存其他记忆的能力。
群体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十分短暂，他们受着无意识因素的强烈支配，因此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他们撒手不管，他们很快就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地变成奴才。
如果不考虑群体深刻的保守本能，就难以理解历史，尤其是民众的革命。没错，他们可能希望改朝换代，为了取得这种变革，他们有时甚至发动暴力革命，然而这些旧制度的本质仍然反映着种族对等级制的需要，因此他们不可能得不到种族的服从。群体的多变，只会影响到很表面的事情。其实他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和崇敬是绝对的，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只是在伟大的科学发明和工业出现之后，群体才开始掌握权力。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私心的冲动，那么显然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太多变，因此它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等，也算作“道德”的内容，则我们可以说，群体经常会表现出极高的道德境界。
他们当然是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些美德，然而这无碍大局，我们不该对群体求全责备，说他们经常受无意识因素的左右，不善于动脑筋。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开动脑筋考虑起自己的眼前利益，我们这个星球上根本就不会成长出文明，人类也不会有自己的历史了。
让观念在群众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事件也短不了多少。因此就观念而言，群体总是落后于博学之士和哲学家好几代人。今天所有的政客都十分清楚，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基本观念中（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上个世纪的民众观念，或今天的社会主义观念）混杂着错误，然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则进行统治。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包含一系列环节的逻辑论证，对群体来说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不妨说，他们并不推理或只会错误地推理，也不受推理过程的影响。
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的伟大政客，包括最专横的暴君，也都把群众的想象力视为他们权力的基础，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通过与它作对而进行统治。拿破仑对国会说：“我通过改宗天主教，终止了旺代战争；通过变成一个穆斯林教徒，在埃及站住了脚；通过成为一名信奉教皇至上的人，赢得了意大利神父的支持。如果我去统治一个犹太人的国家，我也会重修所罗门的神庙。”自从亚历山大和凯撒以来，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人物比他更好地了解怎样影响群众的想象力。他始终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要强烈地作用于这种想象力。在胜利时，在屠杀时，在演说时，在自己的所有行动中，他都把这一点牢记心中。
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并且没有任何多余的解释，也许仅仅伴之以几个不同寻常或神奇的事实。
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如果让我表明看法的话，我会说，必须对它们进行浓缩加工，它们才会形成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惊人形象。掌握了影响群众想象力的艺术，也就掌握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一切宗教或政治信条的创立者之所以能够立住脚，皆因为他们成功地激起了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他们使群众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幸福，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
对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
断言群众需要宗教，实在是十分无用的老生常谈，因为一切政治、神学或社会教条，要想在群众中扎根，都必须采取宗教的形式——能够把危险的讨论排除在外的形式。即便有可能使群众接受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感情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
某些观念的爆发并被付诸行动，有时看起来显得十分突然，然而这只是一种表面结果，在它背后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延续良久的准备性力量。
种族的力量具有这样的特点：没有任何要素在从一个民族传播给另一民族时，不会经历深刻的变化。
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它便一直有两大关切，一是建立某种传统结构，二是当它有益的成果已变得破败不堪时，努力摧毁这种传统。没有传统，文明是不可能的;没有对这些传统的破坏，进步也是不可能的。困难——这是个极严重的困难——在于如何在稳定与求变之间取得平衡。如果一个民族使自己的习俗变得过于牢固，它便不会再发生变化，于是就像中国一样，变得没有改进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暴力革命也没多少用处，因为由此造成的结果，或者是打破的锁连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让整个过去原封不动地再现，或者是对被打破的事物撒手不管，衰败很快被无政府状态所取代。
所以，对于一个民族来说，理想的状态是保留过去的制度，只用不易察觉的方式一点一滴地改进它们。
最不受怀疑的偶像，并不住在庙堂之上，也不是宫廷里那些最专制的暴君，他们转瞬之间就可以被人打碎。支配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开一切反叛，只能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被慢慢地磨损。
群体的意见和信念是由时间装备起来的，或者它至少为它们准备了生长的土壤。一些观念可实现于一个时代，却不能实现于另一个时代，原因就在这里。是时间把各种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积成山，从而使某个时代能够产生出它的观念。这些观念的出现并不是像掷骰子一样全凭运气，它们都深深植根于漫长的过去。当它们开花结果时，是时间为它们做好了准备。如想了解它们的起源，就必须回顾既往。它们既是历史的儿女，又是未来的母亲，然而也永远是时间的奴隶。
麦考利：从来不考虑是否严谨对称，更多的是考虑它的方便实用;从来不单纯以不一致为由去消除不一致;除非感到有所不满，否则绝对不加以变革;除非能够消除这种不满，否则绝对不进行革新;除了针对具体情况必须提供的条款之外，绝对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的时代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一直支配着我们250届议会，使它变得从容不迫。
赫伯特·斯宾塞：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而且有时——只要进行不良引导即可——害处远大于好处。
也许人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会认为，继续接受我们古典教育中的全部弊端，尽管它只能培养出心怀不满和不适应自己生活状况的人，但是它向人灌输了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这毕竟能够提高智力水平。但是它真能提高这种水平吗？不可能！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这些素质都不是书本能够带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可以是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把它们放在脑子里却没有任何用处。
词语的威力与它们所唤醒的形象有关，同时又独立于它们的真实含义。最不明确的词语，有时反而影响最大。例如像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等等，它们的含义极为模糊，即使一大堆专著也不足以确定它们的所指。然而这区区几个的确有着神奇的威力，它们似乎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极不相同的潜意识中的抱负及其实现的希望，全被它们集于一身。
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得极慢，而这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它们的含义，却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因此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准确地翻译一种语言，尤其那些死亡的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当我们用一句法语来取代一句拉丁语、希腊语或《圣经》里的句子时，或者当我们打算理解两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在用现代生活赋予我们的一些形象和观念代替了另一些不同的形象和观念，它们是存在于古代一些种族的头脑中的产物，这些人的生活状况与我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的人以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时，他们除了把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含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对流行用语，或至少对再没有人感兴趣、民众已经不能容忍其旧名称的事物保持警觉。名称的威力如此强大，如果选择得当，它足以使最可恶的事情改头换面，变得能被民众所接受。统治者的艺术，就像律师的艺术一样，首先在于驾驭辞藻的学问。这门艺术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是在同一个社会，同一个词对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往往有不同的含义，表面上看他们用词相同，其实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
丹尼尔·勒叙厄尔：如果有人毁掉那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如果有人把教堂前石板路上那些在宗教鼓舞下建起的一切作品和艺术纪念物统统推倒，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留下些什么呢？让人们怀抱着那些希望和幻想吧，不然他们是活不下去的。这就是存在着诸神、英雄和诗人的原因。科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已有50年的时间，但是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作出过于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要让群体相信什么，首先得搞清楚让他们兴奋的感情，并且装出自己也有这种感情的样子，然后以借助于初级的联想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形象，去改变他们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如果有必要的话——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观点上来，慢慢地探明引起某种说法的感情。
还是让我们把理性留给哲人，不要过于强烈地坚持让它插手对人的统治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并不是理性，倒不如说，尽管存在着理性，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譬如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
在每个社会领域，从最高贵者到最低贱者，人只要一脱离孤独状态，立刻便处在某个领袖的影响之下。大多数人，尤其是群众中的大多数人，除了自己的行业之外，对任何问题都没有清楚而合理的想法。领袖的作用就是充当他们的引路人。不过，他也可以被定期出版物所取代，虽然往往效果不佳，这些定期出版物制造有利于群众领袖的舆论，向他们提供现成的套话，使他们不必再为说理操心。
当领袖们打算用观念和信念——例如利用现代的各种社会学说——影响群体的头脑时，他们所借助的手段各有不同。其中有三种手段最为重要，也十分明确，即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它们的作用有些缓慢，然而一旦生效，却有持久的效果。
作出简洁有力的断言，不理睬任何推理和证据，是让某种观念进入群众头脑最可靠的方法之一。一个断言越是简单明了，证据和证明看上去越贫乏，它就越有威力。一切时代的宗教书和各种法典，都是诉诸简单的断言。号召人们起来捍卫某项政治事业的政客，利用广告手段推销产品的商人，全都深知断言的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不断地重复断言——而且要尽可能措辞不变——它仍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得到断言的事情，是通过不断重复才在头脑中生根，并且这种方法最终能够使人把它当做得到证实的真理接受下来。
从长远看，不断重复的说法会进入我们无意识的自我的深层区域，而我们的行为动机正是在这里形成的。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谁是那个不断被重复的主张的作者，我们最终会对它深信不疑。广告之所以有令人吃惊的威力，原因就在这里。把断言和重复分开使用，它们各自都具备足够强大的力量相互拼杀一番。
如果一个断言得到了有效的重复，在这种重复中再也不存在异议，此时就会形成所谓的流行意见，强大的传染过程于此启动。各种观念、感情、情绪和信念，在群众中都具有病菌一样强大的传染力。在聚集成群的人中间，所有情绪也会迅速传染，这解释了恐慌的突发性。头脑混乱就像疯狂一样，它本身也是易于传染的。
勒庞《人及其社会》：人就像动物一样有着模仿的天性。模仿对他来说是必然的，因为模仿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这种必然性，才使所谓时尚的力量如此强大。无论是意见、观念、文学作品甚至服装，有几个人有足够的勇气与时尚作对？支配着大众的是榜样，不是论证。每个时期都有少数个人同其他人作对并受到无意识的群众的模仿，但是这些有个性的人不能过于明目张胆地反对公认的观念。他们要是这样做的话，会使模仿它们变得过于困难，他们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正是这个缘故，过于超前于自己时代的人，一般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这是因为两者过于界限分明。也是这个缘故，欧洲人的文明尽管优点多多，他们对东方民族却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因为两者之间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历史与模仿的双重作用，从长远看，会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的一切人十分相似，甚至那些好像坚决不受这种双重影响的个人，如哲学家、博学之士和文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也散发着一种相似的气息，使他们所属的时代立刻就能被辨认出来。如想全面了解一个人读什么书，他有什么消遣的习惯、他生活于其中的环境，并没有必要同他做长时间的交谈。
得到民众接受的每一种观念，最终总是会以其强大的力量在社会的最上层扎根，不管获胜意见的荒谬性是多么显而易见。社会下层对社会上层的这种反作用是个更为奇特的现象，因为群众的信念多多少少总是起源于一种更高深的观念，而它在自己的诞生地往往一直没有什么影响。领袖和鼓动家被这种更高深的观念征服以后，就会把它取为己用，对它进行歪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而他们会使这个窜改过程更上一层楼。观念变成大众的真理，它就会回到自己的发源地，对一个民族的上层产生影响。从长远看是智力在塑造着世界的命运，但这种作用十分间接。当哲学家的思想通过所描述的这个过程终于大获全胜时，提出观念的哲人们早已化为尘土。
世界上不管什么样的统治力量，无论它是观念还是人，其权力得到加强，主要都是利用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它的名称就是“名望”。名望所涉及的感情，既可以是赞赏，也可能是畏惧。有时这些感情是它的基础，但是没有它们它也完全能够存在。最大的名望归死人所有，即那些我们不再惧怕的人。
在现实，名望是某个人、某本著作会某种观念对我们头脑的支配力。这种支配会完全麻痹我们的批判能力，让我们心中充满惊奇和敬畏。这种感觉就像所有感情一样难以理解，不过它好像与魅力人物所引起的幻觉没有什么不同。名望是一切权力的主因。
一个人占据着某种位置、拥有一定的财富或头衔，仅仅这些事实，就能使他享有名望，不关他本人多么没有价值。
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群众就像个人一样，总是需要对一切事情有现成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普遍性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关系，它们只受制于名望。
用一时的意见影响群众的头脑不难，想让一种信仰在其中长久扎根却极为不易。不过，一旦这种信念得到确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样困难。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对它们进行革新。甚至当信念对人们的头脑几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时，也要借助于革命。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作用是对几乎已经被人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整理，因为习惯势力阻碍着人们完全放弃它们。一场革命的开始，其实也是一种信念的末日。
有了这些普遍信念，每个时代的人都是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人的行为首先是受他们的信念支配，也受由这些信念所形成的习惯支配。这些信念调整着我们生活中最无足轻重的行动，最具独立性的精神也摆脱不了它们的影响。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头脑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为你无法同它作战。不错，提比略、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和穆罕默德，对人们实行着更深刻的专制统治。利用密谋可以推翻一个暴君，而反对牢固的信念又有什么可资利用？
过去，政府的措施、少数作家和寥寥几家报纸的影响，就是公众舆论真正的反映者。而今天作家已经没有任何影响力，报纸则只反映意见。对于政客来说，他们莫说是引导各种意见，追赶意见都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变成了恐惧，这使他们采取了极不稳定的行动路线。
于是，群体的意见越来越倾向于变成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目前一种奇怪的病症是，人们看到教皇、国王和皇帝们也在同意接受采访，仿佛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在某个问题上的看法交给群众评判。在政治事务上不可感情用事，过去这样说也许还算正确，但是当政治越来越受到多变的群众冲动的支配，而他们又不受理性的影响，只受情绪支配时，还能再这样说吗？
至于过去引导意见的报业，就像政府一样，它在群众势力面前也变得屈尊俯就。当然，它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然而这不过是因为它只一味反映群众的意见及其不断的变化。报业既然成了仅仅提供信息的部门，它便放弃了让人接受某种观念或学说的努力。它在公众思想的变化中随波逐流，出于竞争的必要，它也只能这样做，因为它害怕失去自己的读者。过去那些稳健有影响力的报纸，被上一代人当做智慧的传播者，如今它们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变成了典型的现代报纸，最有价值的新闻被夹在各种轻松话题、社会见闻和金融谎言之间。如今，没有哪家报纸富裕到能够让它的撰稿人传播自己的意见，因为对于那些只想得到消息，对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所有断言一概表示怀疑的读者这种意见的价值微乎其微。甚至评论家也不再能有把握说一本书或一台戏获得了成功。他们能够恶语中伤，但不能提供服务。报社十分清楚，在形成批评或个人意见上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于是它们便采取压制批评的立场，只限于提一下书名，再添上两三句“捧场的话”。在20年的时间里，同样的命运也许会降临到戏剧评价的头上。
今天，密切关注各种意见，已经成为报社和政府的第一要务。它们需要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情况下知道一个事件、一项法案或一次演说造成的小郭。这可不是件轻松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比群众的想法更为多变，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群众对他们昨天还赞扬的事情今天便给予痛骂的做法更为常见。
不存在任何引导意见的力量，再加上普遍信仰的毁灭，其最终结果就是对一切秩序都存在着极端歧异的信念，并且使群众对于一切不明确触及他们直接利益的事情，越来越不关心。
目前，出于讨论和分析的缘故，一切意见都失去了名望；它们的特征很快褪去，持续的时间之短很难唤起我们的热情。现代人日益变得麻木不仁。
对于意见的衰退不必过于悲伤。无可争辩，这是一个民族生命衰败的征兆。当然，伟大的人、具备超凡眼光的人、使徒和民众领袖——总之，那些真诚的、有强烈信念的人——与专事否定、批判的人或麻木不仁的人相比，能够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我们切莫忘记，由于目前群众拥有庞大的势力，因此，如果有一种意见赢得了足够的名望，使自己能够得到普遍接受，那么它很快便会拥有强大的专制权力，使一切事情全要屈服于它，自由讨论的时代便会长久地消失。群众偶尔是个步态悠闲的主人，但他们也是狂暴而反复无常的。当一种文明使群众占了上风时，它便几乎没有多少机会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推迟自身的毁灭的话，那就是极不稳定的群众意见，以及他们对一切普遍信仰的麻木不仁。
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
就像群体一样，陪审团也受着感情因素极强烈的影响，很少被证据所打动。
陪审团对自己有可能成为其受害者的罪行毫不留情，当然，这种罪行对社会也是最危险的，但是对于一些出于感情原因而违法的案件，陪审团却十分优柔寡断。
顺便说明一下，陪审团这种把犯罪划分成威胁社会和不威胁社会两类的方式，远不能认为有失公正。刑法的目的显然是保护社会不受犯罪的危害，而不是为了进行报复。当法官让一个被判服刑的人获得自由时，他们好像总是认为没有为社会报仇。他们不愿意这样，倒是更愿意制造一个肯定犯罪的人。
在所有类似的事情上，陪审团在遇到自己无法理解的技术细节时，自然会倾听公诉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在搞清楚最复杂的事态上训练有素的官员，已经对事件进行了调查。那么，谁是错误的真正制造者？是陪审团还是地方官？我们应当大力维护陪审团，因为它是唯一不能由任何个人来取代的群体类型。只有它能够缓解法律的严酷性。这种对任何人一视同仁的法律，从原则上说既不考虑也不承认特殊情况。法官是冷漠无情的，出于这种职业的严肃性，他对黑夜中的杀人越货者和因为贫困、因为受到诱奸者的抛弃而杀婴的可怜姑娘，会施以同样的刑罚。而陪审团会本能地感到，与逃避开法网的诱奸者相比，被诱奸的姑娘罪过要小得多，对她应当宽大为怀。
在了解了身份团体的心理，也了解了其他群体的心理之后，对于一个受到错误指控的案件，我不可能仍然认为，我不应当去和陪审团打交道，而应当去找地方官。从前者那里我还有些找回清白的机会，让后者认错的机会却是微乎其微。群体的权力令人生畏，然而有些身份团体的权力更让人害怕。
无可否认，文明是少数智力超常的人的产物，他们构成了一个金字塔的顶点。随着这个金字塔各个层次的加宽，智力相应地也越来越少，他们就是一个民族中的群众。一种文明的伟大，如果依靠仅仅以人多势众自夸的低劣成员的选票，是无法让人放心的。
用讨论的方式与飓风作对，这与群众的信念明智不了多少。普选的教条今天就有着过去的宗教所具有的威力。演说家和作家在提到它时表现出的恭敬与媚态，即使路易十四也无缘享受。所以对它必须采取和对待宗教教条一样的立场，只有时间能够对它发生影响。
托克维尔：在平等的时代，人们互不信任，因为他们全都一样，但是这种比喻却使他们几乎毫无节制地信赖公众的判断力，其原因就在于，所有的人同样开明似乎是不太可能的，真理并不会与人数上的优势携手同行。
在社会问题上，由于未知的因素数量众多，从本质上说人们的无知没有什么两样。
议会制度是一切现代文明民族的理想。这种制度是一种观念的反映，即在某个问题上，一大群人要比一小撮人更有可能作出明智而独立的决定。这周观念虽然从心理学上说是错误的，却得到普遍的赞同。
在所有的时代，尤其是在大革命时期，伟大的民众领袖头脑之狭隘令人瞠目；但影响力最大的，肯定也是头脑最褊狭的人。
想到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结合在一起的强烈信念能够给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权力，有时真让人心惊肉跳。一个人要想无视各种障碍，表现出极高的意志力，就必须满足这些最起码的条件。群体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难免会把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小的范围之内。各国被一种谬见所蒙蔽，认为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若是到了这个地步，个人注定要去寻找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所以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某些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他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他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午饭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之一。
根据历史的教训以及各方面都触目惊心的那些先兆判断，我们的一些现代文明已经到达了衰败期之前的那些历史上早已有之的时代。所有的民族似乎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同样的生存阶段，因为看起来历史是在不断地重复它的过程。
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从野蛮状态发展到文明状态，然后，当这个理想失去优势时，走向衰落和死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循环过程。
希特勒：群众“就像女人……宁愿屈从坚强的男人，而不愿统治懦弱的男人。群众爱戴的是统治者，而不是恳求者，他们更容易被一个不宽容对手的学说折服，而不大容易满足于慷慨大方的高贵自由，他们对用这种高贵自由能做些什么茫然不解，甚至很容易感到被遗弃了。他们既不会意识到对他们施以精神恐吓的冒失无礼，也不会意识到他们的人身自由已被粗暴剥夺，因为他们绝不会弄清这种学说的真实意义。”
托克维尔：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