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 蔣廷黻
西方在中世紀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國的春秋時代，文藝復興以後的局面很像中國的戰國時代。在列強爭雄的時代，西方人養成了熱烈的愛國心，深刻的民族觀念；中國人則死守著家庭觀念和家鄉觀念。所以在19世紀初年，西方國家雖小，然團結有如鐵石之固；我們的國家雖大，然如一盤散沙，毫無力量。總而言之，到19世紀，西方的事件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而東方世界則仍滯留於中世紀。中國是落伍了！
土耳其在19世紀末年的維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徹底的，無整個計劃的（國王無改革誠意，官場腐敗，守舊勢力大），其結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慘敗，國家幾乎至於滅亡。土耳其人經過那次大國難以後一致團結起來，維護民族領袖凱末爾，於是始得復興。
凱末爾一心一意為國家服務，不知有他。他認識了時代潮流，知道要救國非徹底接受近代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學、工業，甚至改革了土耳其文字，因為土耳其舊文字太難，兒童花費在文字上的時間和腦力太多，能花費在實學上的必致減少。現在，土耳其立國的基礎算打穩了。
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西方國家不肯給清政府平等待遇。
當時的人對禁煙問題都帶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人信件中，他們承認禁煙困難，但是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大毛病之一。其實，禁煙是個極複雜、極困難的問題。縱使沒有外國的干擾，禁煙已極其困難，何況在道光年間英國人絕不願意中國實行禁煙呢。英國對於清政府獨立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清政府算一次帳，如果清政府因鴉片問題給予給予英國任何發動戰爭的借口，英國是絕不惜以武力對付中國的。
那次戰爭中國人稱之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之為通商戰爭。兩方面都有理由。關於鴉片問題，清政府力圖禁絕，英國則希望維持原狀：我攻彼守。關於通商問題，英國力圖獲得更大的機會和自由，清政府則要維持原狀：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勢來說，那次戰爭是不能避免的。
為什麼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維新改革呢？此中緣故雖極複雜，但是值得我們研究。
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中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是不容易的。
第二，中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人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
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只好默而不言。
咸豐八年（1858）的《天津條約》和咸豐十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多戰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但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乎從此中國和西方的關係更密切了。這種關係固可以為禍，也可以為福，關鍵看我們振作與否。奕訢與文祥絕不轉頭回看，留戀那已去不復回的閉關時代。他們大著膽向前進，到國際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們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這種新精神不能出現於鴉片戰爭之後，而出現於20年後的咸豐末同治初。一寸光陰一寸金，個人如此，民族更如此。
當時的清軍有兩種，即八旗兵和綠營兵。八旗兵的戰鬥力隨著滿族人的漢化、文弱化而喪失了。所以，在乾隆、嘉慶年間，清朝用綠營兵的時候已逐漸加多，用八旗兵的時候已逐漸減少。到道光、咸豐年間，綠營兵已經成了清政府的主力軍隊，其腐化程度正與一般政界相等。士兵的餉額非常低，又為官長剝削，所以不得不自謀生計，把當兵作為一種副業而已。沒有紀律，沒有操練，害民有餘，打仗則簡直談不到。並且，將官之間，猜忌甚深，彼此絕不合作。但是，綠營兵在制度上也有一種好處，這種軍隊雖極端腐化，然是統一的國家軍隊，不是個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光、咸豐以前，地方大吏沒有人敢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國起義的意外副產品。
曾國藩是中國舊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他出生在嘉慶十六年（1811），比洪秀全大兩歲。他是湖南湘鄉人，家世務農。他雖沒有做過苦力，但他的教育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成為翰林的時候，正是鴉片戰爭將要開始的時候。他的日記雖然提及鴉片戰爭，但他似乎不太注意，不了解那次戰爭的歷史意義。他仍埋首於古籍中。他是一個實踐主義理學家。無論我們是看他的字，讀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為人處事，都會自然地想起我們鄉下那個務正業的農民——他和農民一樣，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都只有汗血才能換得來，正如農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顆的稻麥都非出汗不可。
歷史上的精神領袖很少同時也是事業領袖的，因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在西方社會裡，這兩種領袖資格是完全分開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國則不然：中國社會幾千年來是政教不分、官師合一的。所以，在中國，頭等領袖必須兼雙重資格。
曾國藩的事業，如同他的學問，也是從艱難困苦中奮鬥出來的。他要救舊社會、舊文化，而那個舊社會、舊文化所產生的官僚反而要和他搗亂。他要維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長沙練兵的時候，舊時的官兵恨他的新辦法和新標準，幾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亂。他最初的一戰是個敗仗。他投水自盡，幸而被部下救起來。他練兵打仗，同時他自己去籌餉。以後，他成了大事，並不是因為清政府和官僚自動地把權力交給了他，是因為他們的失敗迫使他們求曾國藩出來任事，迫使他們給曾國藩一個做事的機會和權利。
平心而論，曾國藩要救清政府是很正常的，可原諒的。
第一，中國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級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
第二，他想清政府經過大患難之後，必能有相當覺悟。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為有恭親王奕訢及文祥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頗能有為。所以嘉慶、道光、咸豐三世雖是多難的時代，同治年間的清政府確有中興氣象。
第三，他怕清政府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中國幾千年來，每次換過朝代，總要長期的割據和內亂，然後天下得統一和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國人干涉的時代，內亂雖然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尚不至於亡國。到了19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環繞著，長期的內亂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清政府，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維持清政府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國藩的工作分兩方面進行。一方面他要革新，那就是說，他要接受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舊，也就是說，恢復中國固有的美德。革新守舊，同時舉行，這是曾國藩對中國近代史的大貢獻。我們至今還佩服曾國藩就是因為他有這種偉大的眼光。徒然恢復中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方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中華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絕不能拿禮義廉恥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不健全的地方，不應完全恢復，也不能完全恢復呢？同時，徒然接受西方文化而不恢復中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救民族，因為腐化的舊社會和舊官僚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
湘軍初起的時候，精神紀律均好，戰鬥力也高。後來，人數多了，事業大了，湘軍就退化了。收復南京以後，曾國藩自己就承認湘軍暮氣很深，所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證中國治軍的舊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軍既充滿了宗教觀念和家鄉觀念，士兵只知道有直接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不知道有國家。某次，曾國荃回家鄉去招兵，把原有部隊交曾國藩暫時管帶。這些部隊就不守規矩。曾國藩沒有法子，只好催曾國荃趕快回營。所以，湘軍是私有軍隊的開始。湘軍精神以後傳給李鴻章所部的淮軍，而淮軍以後又傳給袁世凱的北洋軍。我們知道北洋軍閥利用私有的軍隊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追究其禍根，我們不能不歸咎於湘軍。於此，我們也可看出舊法的毛病。
同治三年（1864），李鴻章寫給恭親王和文祥：鴻章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漢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因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為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為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器廠師習各藝，又購製器之器，在本國製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外炮。去年英國人虛聲恫愒，以兵臨之。然英國人所恃而為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國人固無如知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極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為名，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計。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則我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業可精，而才亦可集。
恭親王奕訢：夫天下之恥，莫恥於不若人。……日本蕞爾小國尚知發憤為雄。獨中國狃於因循積習，不思振作，恥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為恥，而獨以學其人為恥，將安於不知，而終不學，遂可雪其恥乎？
其實，民眾和士大夫階級是同鼻孔出氣的。中國近60年來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並非自下而上。一切新的事業都是由少數先知先覺者提倡，費盡苦心，慢慢地奮鬥出來的。在甲午戰爭以前，這少數先知先覺者都是在朝廷做官的人。甲午戰爭以後，革新的領袖權慢慢地轉到在野的人手裡，但是這些在野的領袖都是知識分子，不是民眾。嚴格說來，民眾的迷信是中華民族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的大阻礙之一。
假使我們是甲午到戊戌那個時代的人，眼看見我們的國家被小小的日本打敗了，打敗了以後還要割地賠款，我們還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國嗎？又假使我們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新知識新技術都沒有，所能做的僅僅是八股文章，所讀過的書，僅僅是中國的經史，我們的救國方案還不是離不開我們的經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動聽的文章？假設正在這個時候，我們中間出了一個人提出一個偉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訓，又適宜時局，其文章是我們所佩服的，所論調正合乎我們的胃口，那我們還不擁護他嗎？康有為就是這時代這樣的人。
一般淺顯的人承認軍政、憲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訓政階段是必要的、萬不能免的。孫中山說過：“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期，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未由盪滌，新治未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為新治；第三流弊在發揚舊民，壓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實現；第二，為假民治之名行專制之實；第三，則並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謂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過程為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用不著說，軍政是一個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軍對封建勢力的掃蕩和肅清；訓政是一個信服三民主義的革命黨締造憲政所需的物質和精神條件。民國初年，這樣的革命軍和革命黨都不存在。軍閥得乘機而起，陷民國於長期的內亂，人民所受的痛苦，反過於在清朝專制之下所受的。孫中山於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對的。
《獨立評論》的宗旨是：“我們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張，只希望各人根據自己的知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所以儘管有激烈的辯爭，我們總覺得這種討論是有益的。”它沒有黨派背景，標榜獨立精神，言論不求一律，主張用公心、事實和負責的態度平等地討論問題。它的內容涉及政治、經濟、外交、歷史、文化、教育等諸多方面，但大多數是時論，也有書評、譯稿和遊記。
實則，林則徐的被罷是他的終身大幸事，而中國國運的大不幸。林則徐不被撤走，則必戰，戰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葉名琛相等。但林則徐敗則中國會速和，速和則損失可減少，且中國的維新或可提早2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毫無革新運動，主要原因在時人不明失敗的理由。林則徐自信能戰，時人也信其能戰，而無主持軍事的機會，難怪當時國人不服輸！
咸豐以後的東北可稱為半東北，殘東北，因其面積縮小了一半有餘，且因為她東邊無門戶，北邊無自然防具——她是殘缺的。
所以到這種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國的內亂；第二是咸豐年間全盤外交政策的荒謬，爭所不必爭，而必爭者反不爭。比這兩個原因還重要、還基本的是在世界諸民族的競爭中，中華民族落伍了。有了這個緣由，無論有無前兩個緣由，我們的大東北、全東北是不能保的。
同治十三年（1874）李鴻章：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形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在中外商業的開闢之過程中，中外的商人有許多時候是利害相同，因而互助的。正人君子，往往把這種互助當作狼狽為奸看，其實君子反自然，商民順自然。中國士大夫對“商”沒有正確觀念，所以中華民族在應付近代世界的大變局之中有時不免自作孽了。
尼布楚的交涉方式最值得我們注意。事前，代表團得到黃帝批准的確切的訓令，所以交涉的目的是固定的。在交涉的時候，清政府的代表全未以上國的使者自居——中俄雙方概以平等相待。《尼布楚條約》是中西最早的條約，也是中西僅有的平等條約。彼時，三藩之亂已經平定，清朝江山已經穩固。何以康熙獨於此時放棄“一統無外，萬邦來朝”的態度呢？這並不是因為滿族人未完全接受漢族人的傳統，所以能以平等待外國人，因為順治年間對待荷蘭人、俄國人是相當高傲的。康熙的態度誠難解釋，但此態度是外交順利的一個成因，這是毫無問題的。
《尼布楚條約》的第六條也表示康熙時期朝廷態度的特別。這一條說：“兩國之間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誼條約，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地從一國到對方國，唯必須攜帶護照，證明他們是得到允許而來的。他們並可完全自由交易。”平等對待及自由貿易可解釋尼布楚外交成績的大部分。中國外交史上的大成績是由平等對待及自由貿易中得到的，不是從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傳統中得來的：這件事值得吾人的深思。
中國的鴉片戰爭雖敗了，大敗了，時人卻絕無絲毫的覺悟。他們不認輸。他們以為致敗之理由，不在中國軍備之不及外國人，是在奸臣誤國，使林則徐不得行其志。好像兩個球隊比賽，甲隊的領隊臨時不許其健將某人出場，以後敗了，其咎當然在領隊，不在球隊。在道光年間，中西文化如要比賽的話，無疑的，中國隊員的隊長自然是林則徐。則林則徐未得出場，中國人當然有以自慰。因為有這個大波折，中國人又酣睡了20年。
自強運動失敗以後，就是瓜分，瓜分引起了民族革命。這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對世界大變局的應付。
無疑地，經過30餘年的革命，中國的民族意識大有進步。無疑地，這民族意識是中國應付世界大變局的必需利器。現在的問題是：這民族意識能否結晶，能否具體化。中國是否從此團結一致來禦外侮；中國是否意味受了民族主義的洗禮而就能人人以國事為己任——這些條件會決定中國最後對這個大變局應付的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