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你耳熟能详，却远未了解的历史朝鲜战争》布鲁斯·卡明斯

The korean War: a History by Bruce Cumings

我们应当记住，这是一场内战。有位英国外交官曾经说：“每个国家都有权力打它的玫瑰战争。”

真正的悲剧不在战争本身，因为纯粹朝鲜人之间的内战或许可解决因殖民统治、国家分裂和外国干预所带来的紧张状态，悲剧在于这场战争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只是恢复了原先的状况，并且只靠停火来维持和平。

数十年来，韩国情报机关放话说，金日成是个骗子，是苏联的跟班儿，僭取了另一位朝鲜著名爱国志士的名字。与此同时，北朝鲜则给金日成可敬的记录上添加了许多神话和溢美之词。事实真相其实是在韩国几个前期政府的拼命说谎和北朝鲜的夸张这两者之间。

海外朝鲜侨民的不团结——一般农民想的是生计，商人想创业，有人则与日本人合作，而抗日群体则由共产党、民族主义者、土匪等组成——使得金日成坚信：团结至上，必须竭尽全力维护团结。从此以后，北朝鲜领导人推动全面性的政治：不得有异议分子，不得有政治替代方案。几乎从掌权开始，他们就让重要的游击领袖负责一切事务。不论外人觉得有多遗憾，这就是1930年代以来北朝鲜政治的核心要素。对他们来讲，政治手段和目的的两难，是因和日本或美国的交战决定的。布莱希特曾说：“万事莫如学会残忍地思考来得重要。残忍的思考是伟人的思考。”他所写的危急情况亦然，朝鲜人是在残忍、不自由、凶险的情况下作战的。

1948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建军当天（多年之后他们把建军节改为1932年4月25日），这个戒备森严的国家充分表露了他们的基本特征。当天只挂金日成肖像，而不是斯大林和金日成肖像并列。金日成的演说强调国家需要独立建设自己的军队：“我们朝鲜人民随时随地都必须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必须做好计划和准备，建立一个完全自主的独立国家，唯有我们才是主人。而且政府要靠自己的手团结起来。”他说，朝鲜人民军在满洲游击作战中茁壮成长，有“百战百胜”的传统。他没有提到苏联协助建立朝鲜人民军的事。一年之后的建军一周年纪念日，金日成首次被称为“首领”(suryong)——在古代高句丽指的是“最高领袖”或“伟大领袖”；在此之前只是斯大林享有这个称号。在当时的共产党阵营中，这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做法，但它从此成为金日成的头衔。知识当然涉及记忆，但记忆也有历史。它们来来去去，通常我们未察觉它们从何处来——或往何处去；它们并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们会变、会演讲，它们会独立于思考而突变。短暂的和实质的错位、移置、来回摆荡、前后移动、信心、慌张、经验得来和失去——人类的记忆只是对动荡不定的生活体验的简要回顾。

修昔底德：战争是严厉的老师。革命在一个又一个城市爆发……原本被认为是鲁莽的侵略行为，现在被认为是勇敢的表现；思考未来、静观其变，只是说某人怯懦的另一种说法；任何温和的想法只是企图掩饰不够大丈夫气概，从各方面了解问题的能力，指的是此人完全不适合行动。狂热的激情代表真正的男子汉；背着敌人图谋对付他，是完全正当的自卫。任何具有激烈意见的人，一定值得信赖；任何反对他们的人，都有嫌疑。

菲利普·罗斯认为记忆是“无所不包的媒介，使我维持住‘自我’”，并且成为生命的容器：“谁能够想象有人能够永远记住生命中的每一片刻，且记住最细微的部分？”记忆就是一个人的同义词。他的记忆是恒久的；战争则不然——它被湮灭遗忘。

以美国建国的理想，以及它在全世界为自由而奋斗的行动来评断，1950年代初期的确是黑暗时期，是托克维尔所告诫的“绝对主义的服从”发挥其最大潜能的时期。即使批评者没被枪毙或拷打，他们也会失去工作、遭到放逐、承受沉重的心理压力、被告诫要改变思想，否则就要被排挤出政治圈。麦卡锡是一流的射手：他让一整个世代的自由派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被人误认。

事实上，金正日和他已故的父亲以及他身边的意识形态拥护者，延续了东方与西方古代的皇室做法，维护“国王的两个身体”——那个身体既是“政治身体”，又是“自然身体”，后者承载着一个平凡、孱弱的人，凑巧成了“国王”，也和别人一样，终究会死。人一旦死亡，自然身体就消失了，可是圣贤之君的灵魂会传给下一代君主。黄长烨说，金氏父子“改变了斯大林主义和马列主义的方向，转向回归儒家观念”。

北朝鲜因此是现代版的王室，以高度民族主义、后殖民的国家之姿态出现。詹明信指出，“呈现在‘暴君身体’上的社会团结”是政治性的，但也类似各种宗教做法。这种政权喜爱的现代做法是民族主义，也是完全可以预料得到的。但是西方的左派（更不用说自由派）完全无法了解“民族主义巨大的乌托邦吸引力”；它的病态的特质很容易理解，可是它对于集体主义以及后殖民领导人所渴求的紧密团结的健康的一面，却遭到否定。当你在朝鲜数百年来的王室承续和新儒家哲学中，加上后殖民的民族主义，或许就可以理解，北朝鲜是个不同寻常的但是可预知的君主政体、民族主义和朝鲜政治文化的结合体。

遗忘是特效药，可是药效非常短暂。记忆常常不理会你的意愿，突然浮现出俩。死者在睡梦中归来，恐怖在梦魇中重现。头脑会有对应机制——接受国家的说法：如果兄长是被右翼青年团体杀害的，就说是共产党杀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遗族会把这种颠倒的事实变成回忆的真相。可是，大脑很清楚，这是谎言，因此精神创伤会呼唤血债血还。

联合国的《禁止种族屠杀公约》界定的种族屠杀是：“有意摧毁全体或一部分的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活动”，它包括“强加一种整体生活的环境，旨在促使其全体或一部分的实质性毁灭”。公约在1948年通过，1951年生效——这时候，美国空军在联合国军事总部的监督下，正在对北朝鲜人民进行合乎此一定义的种族屠杀。另有些人说，对敌人的城市进行区域轰炸，在“二战”期间并不违法，要到1948年8月再瑞典斯德哥尔摩《红十字会保护战时平民公约》之后才被禁止，但这两项公约对这场轰炸毫无影响，它径自作业不停。

麦克阿瑟将军：士兵，无论是我军或敌军，有责任保护弱者和无武装者，这是他存在的本质和理由。当他违背此一神圣信托时，他不仅亵渎了整个文化，还威胁到国际社会的基本结构。

敌人之间如果要相互了解和修好，就需要先有“真相与和解”的过程，也就是审慎、深入地检验过去，并承认已被埋藏、压制的历史。

北朝鲜已经几乎不可能再占领南方，而今越来越有可能的倒是大韩民国当局有一天会延伸到北朝鲜。如果这种事情发生，1950年的这些经验将是一大警告——对这场剧烈的、手足相残的内战最糟的结果是什么的警告。这一惨痛的历史依然鲜明地落在北朝鲜人的记忆中。因为套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比喻，头上落下过历史的铁棒的人们，永远不会遗忘。这种暴力会留下最持久的记忆。朝鲜人的文化因为敬重祖先和犹未诞生者而有特别长久的记忆：承先与启后，连结起过去和现在。因此，可以预料，北朝鲜人将竭尽全力避免崩溃和被并入大韩民国。

判断可能只是一些“观点”，或者也可以称为智慧。客观或许就是同理心，最后是宽宏大量——尤其是对那些在历史之手中受苦最深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