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D GIRL OUT: The Hidden Culture of Aggression in Girls by Rachel Simmons
《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性攻击》 蕾切尔·西蒙斯著；徐阳译（理想國，2021）
在女孩攻击行为的隐性文化中挣扎是痛苦而孤独的。但从他人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听到自己、看到自己，我们可以明白自己不是在孤军奋战。我们同样会知道，一切都还有希望。我们还会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走出这种感觉，一切都会过去。
回信越来越多，女性们在网络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即便隔着电脑屏幕，她们的痛苦也同我自己的一般挥之不去、纠缠不休。素不相识的女性们告诉我，我是第一个知道这段故事的人。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主动询问她们的人。
我们的文化存在局限性，始终鼓励女孩要“友善”。《女孩们的地下战争》的故事也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不适，但本书旨在分析女孩的攻击行为，请不要将其误解为对女孩的贬损。为了集中研究问题，本书的重点落在被定义为攻击者或攻击目标的女孩身上，但并非所有女孩都会采取霸凌行为，霸凌行为也不见得都会造成书中提及的严重创伤。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就认为成年女性和女孩善于嫉妒、阴险狡诈，认为她们容易背叛、拒绝服从、遮遮掩掩。女孩的非肢体攻击没有通用的定义或描述方式，因此被统称为“阴险”“工于心计”“邪恶”“狡猾”。这种行为很少成为人们研究或批判性思考的对象，一向被人视为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自然阶段。如此一来，学校便将女孩间的冲突轻描淡写地归为成长必经之途，理所当然地认为“女孩就这样”。
判定女孩攻击行为的性质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够长期满足于这些充满谬误和刻板印象的解释？
如何看待攻击是衡量社会价值观的有力晴雨表。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Anne Campbell）认为，对攻击的态度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性别角色，或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分工的不同期待。尽管出现了“暴女”（Riot Grrrl）和足球女队，西方社会仍期待男孩成为家庭的顶梁柱和保护者，期待女孩承担照顾者和母亲的角色。攻击是男子气概的标志，让男人有能力控制环境和谋生。无论如何，成人完全不介意男孩扭打成一团。这种联系很早就产生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男生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他们能否表现出强硬的一面，他们通过运动天赋、反抗权威、行为粗暴、惹麻烦、霸道、耍酷和自信来赢得同龄人的尊重。
而人们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培养出照顾者的特质，这一角色与攻击性水火不容。
因此，人们期待“好女孩”没有愤怒。攻击有损关系，影响女性关爱他人和表现“友善”的能力，有悖于社会对女孩的期待。
如此说来，大声承认女孩的愤怒等于挑战我们对“好女孩”的基本假设，并揭露出文化是怎样通过定义“友善”来剥夺女孩的权利：不能有攻击性，不能生气，不能发生正面冲突。
1992年，一个挪威研究团队公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女孩研究。他们发现女孩并非与攻击行为绝缘，而是采用非传统途径来表达愤怒。研究团队猜测：“如果出于种种原因，攻击者无法（通过肢体或口头表述的方式）直接对目标进行攻击，她们就不得不另辟蹊径。”研究结果证实了他们的理论：由于文化规则不允许女孩采取公开攻击行为，她们便诉诸非肢体的攻击形式。该研究中，科学家们一反常态，开始质疑年轻女性的甜美形象，称她们的社交生活“无情”“具有攻击性”“残酷”。
此后，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心理学研究小组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分出三类攻击行为：关系攻击、间接攻击和社交攻击。“关系攻击”包括如下行为：“通过损害（或威胁损害）人际接纳、友谊或群体融入中产生的关系或感情来伤害他人。”关系攻击行为包括通过不予理睬来惩罚他人或满足自己的愿望，使用社交排斥手段实现报复，采用消极肢体语言或面部表情，蓄意破坏他人关系，通过绝交来威胁对方同意某种要求等。在这些行为中，攻击者把她与攻击对象的关系当成了武器。
与之类似的还有间接攻击行为和社交攻击行为。“间接攻击”让攻击者得以避免与目标发生直接冲突。这是一种隐性行为，攻击者看起来并非有意伤害对方。间接攻击的方式之一是将其他人作为工具，让攻击目标承受痛苦，比如散布谣言。“社交攻击”旨在损害攻击目标在某个圈子里的自尊或社交地位，其中也包括一些间接攻击行为，如散布谣言或社交排斥。我将这些行为统称为“另类攻击行为”。从本书后文的故事可以看出，另类攻击行为常常和一些更为直接的攻击行为同时出现。
卡萝尔·吉利根的研究表明，关系在女孩的社交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在与男女生打交道时发现，女孩将被孤立视为日常生活中的危险，尤其会担心自己因与众不同被抛弃；男生则认为危险是落入圈套或窒息。吉利根认为，这种对比表明女性的发展“直指人类情感的另一面，强调连续性和灵活变通，而非替换和分离。关系和情感在女性生活中居于首要地位，这意味着她们对损失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和反应”。
然而，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忽视了女性朋友间的亲密。许多人认为女性应将最真挚的情感留给男性，将关爱倾注在丈夫和孩子身上。人们假设，女孩的其他生命阶段都只是练习而已，可能还有人认为这些阶段无关紧要。实际上，正是女孩对关系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亲密友人付出的巨大热情，塑造了她们的攻击的重要特征。最痛苦的袭击常常源自最亲密的友谊，共享的秘密和对朋友弱点的了解为伤害提供了燃料。
此外，关系本身往往也成了女孩的武器。社会分工让女孩远离攻击，期待女孩拥有“完美的关系”，这使得许多女孩完全没有协调正面冲突的能力，连小争论都会让女孩怀疑两人之间的友情。
何出此言？在正常冲突中，两人用语言、声音或拳头解决争议，就事论事，对两人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然而，如果愤怒无法表达出来，或当事人不具备应对冲突的能力，那么就很难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倘若两个女孩谁也不想表现得“不友善”，这段友情就可能出现危机。如果冲突中不存在其他工具，这段关系本身可能就会成为武器。
人们期待好女孩和“完美”女孩完全置身于良好的关系中，那么失去这种关系、孤身一人便成了女孩隐性攻击文化的锐器。
社会学家安妮·坎贝尔在与成人的访谈中发现，男人将攻击视为控制环境和捍卫尊严的方式，而女人则认为攻击会结束自己所处的关系。与女孩们谈话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态度。对女孩们来说，连日常冲突都会终结一段关系，更别提突然爆发严重的攻击了，她们甚至拒绝最基本的冲突形式。她们心中有个很简单的等式：冲突 = 损失。女孩们像上了发条似的，一个接一个用不同的方式表述了同样的意思：“我不能告诉她我到底怎么想的，否则就做不成朋友了。”背后的逻辑即为：“我不想直接伤害任何人，因为我想和所有人成为朋友。”
对孤独的恐惧有着压倒性的力量。实际上，霸凌目标最常向我回忆起的是孤独感。女孩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孤身一人，其中就包括维持一段施虐友谊。
女孩在努力待人友善、保持完美关系的同时，也被迫卷入了一场攻击游戏。有时，她们的愤怒会打破表面的友善；有时，愤怒会在友善的表面之下游荡，向同龄人发出令人费解的信号。结果就是女性朋友之间被迫需要三思而后行，并揣度彼此的真实意图。久而久之，许多女孩渐渐不再信任他人对自身感受的描述。
压抑愤怒不仅改变了女孩表达攻击的方式，也改变了感知愤怒的方式。愤怒也许来去匆匆，让攻击目标质疑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什么都没发生。
如果我们能够列出形形色色的另类攻击行为——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秘的，女孩们就可以鼓起勇气去面对。我们需要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定格，大声下定义，这样女孩们就无须疑惑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们在遭遇另类攻击时才会明白，那不是自己的错。
“非言语性表态”是肢体语言的一种华丽说法，这正是关系攻击的标志。根据女性不能表现出愤怒的陈规，女孩不被允许使用声音，于是她们学会了肢体语言。非言语性表态包括刻薄的眼神、特定形式的排斥以及沉默相待。它会导致目标女孩注意力分散。一方面，肢体语言的细节含糊不清，令人恼火，意味却清晰明了。这种伤害很深，因为女孩明白有人在和她生气，却无法找出原因，有时甚至不明白到底和谁结怨了。在女孩的世界中，最可怕的正是那种最模糊的攻击，它会催生有毒的感情藤蔓，让目标难以集中精力做事。
穿梭在班级和学校之间采访时，我发现在无声的刻薄之举中，最为恶劣的一种反而是唯一有名字的：沉默相待。在这种最尖锐的关系攻击中，一个女孩不再与另一个说话，毫无征兆，收回友情。遭受这种攻击的目标常常不明白朋友为何生气，而且往往因为担心永远失去朋友而惊慌失措，被恐惧慢慢吞噬。
沉默和怒目会传达一条更令人心寒的信息，11岁的玛丽如此评价：“那是在告诉对方，我在你身上花时间不值得，花时间和你说话不值得。这是最糟糕的事情。就好像在说‘我不想谈这事’。”沉默会竖起一堵看不透的墙，剥夺目标自我表达的机会，更糟糕的是这会剥夺攻击目标在冲突中主动解决问题的权利。
不明白其他人为什么发火，目标常常会无比苦闷，认为这一定是自己的错——要是能弄清楚自己违反的是哪条隐性原则就好了。女孩本就容易进行自我剖析，又太乐于接受他人的质疑。霸凌目标充满恐惧，试着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局面，反省着自以为犯下的错误。这样一来，单单沉默或恶意的眼神都仿佛有了生命，在传递出去之后还能继续施加影响。
在无法直接表达愤怒的社交世界中，读取肢体语言成了女孩了解彼此真实感情的重要途径。然而，这种习惯会酿成严重后果，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一直在动：不管多么努力，都很难注意到一个女孩的全部动作，误解时有发生。一个女孩在走廊遇到朋友，朋友没打招呼。这个女孩确定朋友生气了。实际上她的朋友或许只是在想问题，也可能根本都没注意到另一个女生走过来。无论如何，矛盾产生了。
沉默中，各方都会拼命猜测对方在想什么，因此会加深矛盾。当女孩避免正面冲突时更是如此，也许种种理由和旧账都会跟着冒出来。
听到“霸凌”这个词，我们脑海中会浮现出敌人这个概念，敌人不是亲密者，但长期的精神虐待却总是发生在亲密好友之间。亲密和玩耍也许会为刻薄打掩护，让刻薄深藏不露。年幼的攻击目标对关系虐待的表现一无所知，总是努力凭借自己对友谊的了解来缓和关系。攻击者往往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占有欲”或“霸道”是越界之举。相反地，她们对攻击目标始终怀有深深的情感依赖。这些目标和攻击者常常将自己的行为归入友谊范畴，女孩的霸凌故事很少被说出来，这些经历融合了爱与恐惧，推翻了我们对女性友谊的种种假设。
当刻薄和友谊密不可分时，女孩就会失去判断的能力。她们也许会认为刻薄是友情的构成要素，学着理解甚至将其合理化。倘若虐待弥漫在友情之中，一些女孩就会丧失自卫能力。
我们的文化对女性攻击和亲密感理解不够，让女孩很难用健康的方式处理与同龄人的关系。最伤人之处，即女孩无法识别卡萝尔·吉利根和琳恩·迈克尔·布朗所谓的“关系侵犯”——一种刻薄或虐待性的互动状态。不理解自身霸凌经历的特别之处，女孩就常常会为自己的遭遇感到自责。
女孩霸凌者往往是一个群体中社交技巧最娴熟的，这让事情更加复杂。像研究者举例的受欢迎的女孩那样，她们很成熟，深谙人情世故。然而，很少有人探讨她们的内在魅力乃至诱惑光环的另一面。这样的女生几乎是把目标吸引过来的，这种友谊具有催眠效果，霸凌目标往往挣扎于两种愿望之间：既希望朋友利用自己，又希望朋友放自己走。从理性层面来看，攻击目标可能意识到了这段关系的问题，父母让她们远离这种朋友，她们也点头同意，但随后却又莫名其妙地被吸引到了霸凌者身边。
女孩如此描述她们的社交团体：悬而未决的冲突像泄漏的燃气一般在空中飘荡，营造出一种危机四伏的氛围，很少有人表达不满，但哪怕是遇到小火花都会突然引爆。对很多女孩来说，也许应该是对绝大多数女孩来说，日常生活都是难以预测的。在女孩式的亲密和嬉闹的表面之下，联盟随着悄悄话摇摆不定。许多女孩不愿告诉朋友自己为何伤心或生气。与之相反，她们会动用“斡旋小队”，通常是愿意帮忙的朋友。这些朋友可能因夹在中间而感到不舒服，也可能迫切希望帮助遇到麻烦的朋友，好让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另类攻击和模棱两可的行为，就像谈论化妆、男生和娱乐一样，是女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女孩很早就明白，直接对另一个女孩提出异议，可能会导致许多人成群结队地和自己作对。于是她们学会了如何在表达受伤和愤怒时避开直接引发问题的人，学会了压抑感情或与无关者分享。女孩学会了像记账员一样准确地记下悬而未决的冲突，日积月累，让自己的情绪和社交选择越来越受限。女孩学会了通过破坏当事人与他人的关系来解决冲突，由于个人不允许攻击，便加入小团体攻击。
与女孩交谈时，许多人都流露出恐惧，因为连日常的小冲突都可能让她们失去最在乎的朋友。她们认为，说出心中的苦恼就会受到惩罚。她们给我温馨提示，说一旦被孤立就难以扭转，这样沉重的代价她们担负不起。在这个世界中，社会分工更是鼓励女孩将关系和关爱摆在首要位置。对孤独和关系损失的恐惧为女孩面对冲突时的处理方法蒙上了一层阴影，驱使她们远离正面冲突。由于女孩的日常关系容不下这些令人不适的感情，她们便认为这些感情于人于己都很危险，争取小心躲开，乃至深藏不露。
以牺牲自己的感受为代价来照顾他人的感受，是我访谈中多次出现的主题。不管女孩们多难过，都不愿伤害他人的感情，而她们自己的需求似乎一文不值。她们将令人战栗的问题和感受描述成“小事”，称它们“不重要”“愚蠢”“不值得争吵”，在心中悄悄压抑下去，直到有一天，内心再也承受不住。
由于很多女孩缺乏处理日常冲突的能力，听到他人表达愤怒就会产生紧张情绪、摆出防御姿态。听到有人说自己惹她不开心了，听者就会认为被孤立的危险已迫在眉睫，就像听到社交雷声正在隆隆作响。
这些女孩对听取愤怒之情和表达愤怒之情同样心存恐惧。一想到自己可能“有错”或“有问题”，她们就会感到不安，会在制定决策时感到惊慌和冲动。许多案例中，这些女孩会火速行动，让聚光灯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他人身上；有时，她们会组建联盟，她们急需一群女孩站到自己的阵线中，急需确保有一些女孩会无条件地和自己维持友谊。这些女孩在褒奖甜美形象的文化中长大，热衷于维持“好”女孩形象。因此她们会向朋友举起镜子，而不是侧耳倾听，反过来细数对方过去的错误。无须多言，这会令冲突迅速升级，常常让两个女孩都充满悔恨和恐惧。
女孩矛盾的表面往往像大理石一般沉默平滑。如果曾经有人跟你生气，你却最后一个知道，那你一定深有体会。许多女孩表达愤怒时会尽可能保持距离、保持沉默，让另一个当事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在平静表面之下，自然是另一番图景。
许多女孩会通过一种诡异、流程僵化的仪式来解决矛盾、达成和解。
通常，要有一位女孩先投降道歉——通过留言、在线聊天工具、电子邮件、即时通信或当面等途径——让另一人“获胜”，战斗才会结束。立刻道歉、寻求解脱，逃避需要面对的事情，对女孩——尤其是青春期前的女孩来说并不是稀罕事。许多女孩像旁观者一样处理自己的纷争，回避冲突的实质，坚持走完开始、发展和结束的全流程。琳恩·迈克尔·布朗和卡萝尔·吉利根发现，女孩拥有一种惊人的能力：道歉，然后让冲突走向“近乎童话式的完美结局，痛苦和愤愤不平的感受最后就在这种突然的损耗中烟消云散了”。
因此，收场方式和矛盾本身一样存在问题。女孩的首要方向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友情；这一点加之对失去友谊的恐惧，共同决定着女孩解决冲突的每一步。“对不起”可能是请求和解的万能代号，但这种代号敷衍而迅速、随意而机械，就像听到别人打喷嚏的时候说“保佑你”一样。无论怎样表达歉意，无论是通过手写、网络还是当面表达，它在矛盾中都像利刃一样锋利，像是将刺耳音响的插头猛地一拔，让冲突之声戛然而止。这种敷衍的道歉常常出现于争吵尚未解决之时，更多的是出于对失去友情的恐惧，而不是为了解释澄清。道歉往往就像在走程序，它呼吁和解，与此同时冲突的源头仍在发酵，就像精灵一样被塞回瓶子里面，悬而未决，直到矛盾被再次触发。
若想绕开冲突，女孩也可能会完全转向另一种行为。幽默就是直接伤害同龄人的一种方式，而且尤其受欢迎。在针对攻击目标时，玩笑会为攻击者撑开保护伞。
目标女孩很少反驳，也许根本没反驳过，她们非常担心别人说自己超级敏感——“你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谁都清楚，没人想和过于敏感的人交往。竭力保持冷静，可别人的一句“那又怎么了？”也会引发烦恼。
被当作“笑柄”的目标会无比苦恼，有一种近乎发疯的感觉，因为目标女孩必须在伤害自身感情和信任朋友之间做出选择。信任朋友，却对自己的直觉置若罔闻，女孩就是这样“将（自己）眼中的现实放弃或让渡给那些有权定义或重塑（她的）经历的人”，据布朗和吉利根观察，这是女孩丧失自尊的主要症状之一。
论及如何让一个女孩迅速受欢迎或迅速被打压，没什么能比组建联盟或“合伙对付”更有效。结盟这种终极关系攻击，不仅能迫使目标面临失去反对者的友谊的危险，还迫使她面临失去许多其他朋友的危险。它的运作方式大致是这样的：产生冲突后，一个女孩会缜密地发起地下运动，打败她的对手。她会像老谋深算的政客那样，系统地将其他愿意支持自己的女孩组建成小团体。“支持”她的女孩要对目标女孩不理不睬、鼓动更多人支持自己或直接与目标女孩正面冲突，直到目标被部分或彻底孤立。
在禁止个体发生正面冲突的环境中，秘密关系生态圈兴盛，结盟就是这种生态环境的产物。置身于团体中参与冲突，任何一个女孩都不必对自己的攻击直接负责。愤怒常常通过无言的方式传达，在团体的掩护下，女孩可以维持自己的“友好女孩”形象。失败者最后常常落到孤立无缘的境地，而这正是她面对冲突时最恐惧的：关系损失。单单是想到被孤立的可怕场景，都足以让大部分人“忘却”生气的感觉。
埃琳害怕新朋友再次发怒，这一点在许多霸凌幸存者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些女孩描述，她们在被欺负时觉得自己对最基本的人际关系规则都感到陌生，而这对任何适应社交环境的人来说本该是理所当然的。她们不再能确定别人会因为什么感到生气或难过，更别提分辨对方什么时候是真的有此感受。她们的感情雷达失灵了。这些女孩失去了昔日的力量，变得小心翼翼，被恐惧扼杀和消声。
人们在那些陷入日常冲突的女生身上多少都能感到这种恐惧。她们开始丧失自尊心的主要症状之一是感到自己疯了，无法信任自己对他人的行为或事件的解读。我采访的女孩都流露出相似的不安，认为自己所知所见并非事实，对方的真实感受并非如此，这种想法令人担忧。在女孩的矛盾中，冲突的行为往往与言语相矛盾，这让目标迷惑不解。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一个女孩相信自己眼中的真相、相信自己的所见所感可能会极其困难。在成长阶段波涛汹涌的浪尖，女孩会紧紧抓住彼此，一位女孩告诉我，这是为了明白“我们没有疯”。然而，引发这些感情的，恰恰是她们同亲密同龄人间的关系以及不让说实话的规则。
“网络让人无所顾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简·霍夫曼（Jan Hoffman）写道，文中援引了各类“在心理上十分野蛮”的行为。在网络世界中，成年人和政策都未能跟上节奏，采取行动更是慢了半拍。父母或担惊受怕，或不知所措；而大部分学校也不愿干预“校园之外”发生的行为。网站和软件开发商也未能及时帮助沮丧的家长；法律保障的干预底线大部分仍仅限于肢体伤害。网络霸凌者毫无忌惮，因为他们和目标都生活在制度的真空地带之中。
科技蚀去了女孩在冲突前本该有的感知和反思阶段。在典型的冲突中，人们会感到震惊和愤怒，会感到悲伤、困惑和背叛。面对这些感受，女孩们在过去还有时间处理和做出反应，现在它们被包成一团，成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数字化情绪大爆炸。女孩们根本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如果她们还有的话）去反思、体会或思考了。
虚拟冲突移入现实世界，冲突的猛烈程度也移入日常生活：在网上用过的粗暴言辞变得不再陌生，更容易说出口来。如此一来，网络沟通让孩子们在当面交流时变得麻木，导致线上和线下的攻击和霸凌行为都升级了。
我们似乎更愿意相信书面语，因为我们阅读的多数内容——课本、报刊和小说——都是专家或其他类型的权威人士写下的。讽刺的是，女孩出于愤怒写下的信息绝非深思熟虑之作。这些内容常常是欠考虑的——但你很难向一个沮丧的女孩解释清楚这个道理。网络霸凌为书面残酷行为构建了一个平台，提高了它出现的频率和影响力，这是前所未有的。与口头语、手势乃至书面语不同的是，网络书面语会吸引无数追随者。
尽管书面威胁更容易举报，但公开非常需要勇气。人们始终对“告密”心存恐惧，害怕被报复，无论身处哪个时代皆是如此。
许多学校继续拒绝干预网络霸凌事件，因为它们并非发生在校园之内。然而，所有教师都清楚，校外发生的网络霸凌事件很快就会反弹回校内，扰乱集体秩序。2010年发生了数起与网络霸凌相关的自杀事件，国家立法开始要求各校区在反霸凌政策中加入关于电子攻击的内容。马萨诸塞州韦斯特波特的一项政策是，禁止那些“让霸凌目标生活在充满敌意的校园环境中、侵犯目标在校权利或对教学过程及校园秩序造成实质性干扰”的网络霸凌行为，无论学校附近还是校园活动中、校内还是校外。但大多数公立学校或无法为个体家庭中面对的网络霸凌制定统一对策，或不愿采取类似做法。倘若家庭和学校都不愿对网络霸凌进行监管，那采用网络霸凌手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初中阶段霸凌行为最盛，其中有理可循。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女孩（和男孩）情绪多变、注重自我、脾气暴躁、容易感到尴尬、关心地位、极易被同龄人的意见左右。她们喜欢试探权威的底线。这种青春期躁动一旦转移到网络世界，就会大事不妙。
媒介学者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写道，青少年不仅使用科技进行联系，还会用科技来“吸引注意力、制造闹剧”，这常常是为了缓解对地位和友谊的担心。这样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循环：科技让人感到不安全，因此我们用科技来缓解，在此过程中却会产生更多压力，让人更没有安全感。好像女孩的生活还不够艰难似的……【达娜·博伊德于2008年决定用小写字母拼写她的名字，以便反映姓名拼写中平衡的美感，也体现出她对大写字母的反感：她认为用大写字母书写“我”（I）或自己的名字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做法。——编者注】
2010年女童子军（Girl Scouts）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孩在网上会将自己的自信、善良和天赋全部轻描淡写，更倾向于展示自己多么快乐、多么有趣、多么酷。研究认为，女孩的社交形象是自己一手打造的，是当代信息高速公路上面加了滤镜的广告牌。现实生活可能乱如麻，上学时也许会穿“错”衣服，上课时也许会说出尴尬的话，但Facebook头像不同，那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社交替身，酷酷的，用来代替真实的你。Facebook和Tumblr等网络空间是女孩赢取社交认可的新场所，跟她们用来展示新衣服或新朋友的学校过道一样。与现实生活不同的是，网络世界更容易隐藏真实的自我。
这个世界与男孩们玩的电脑游戏非常相似。男孩的游戏中会创造黑暗、难以预测的世界，里面到处隐藏着敌人和奖励。社交媒体亦是如此。对自我意识较强或缺乏安全感的女孩来说，科技是一种有害的瘾，是一种无法满足的饥饿感，她们不仅想要和他人联系，还想获得所有人的喜欢，而后者是一项永不可能达成的承诺。
2007年，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发布了里程碑式报告，称性感化，即用女性的性爱价值来物化、定义她们，与自卑、抑郁和饮食紊乱存在联系。该研究作者认为，将女孩性感化不仅归咎于媒体，还应归咎于成年人和同龄人。
女孩每天都被灌输大量信息，这些信息从性爱角度定义她们的权力和价值。在这种高压锅环境中，同类信息也渗透进了女孩的手机。正如科技能让流言蜚语民主化、让人人都有机会传播小道消息一样，性爱短信为每个被忽视的女孩创造了另一种虚拟机会，来证明自己的性爱价值。这是许多女孩甘愿冒险去做的事。在青春期与社交地位较高的男孩约会或被他喜欢，是赢取社交位置的关键。女孩必须维持自己的性感形象，不只是为了证明给男孩看，还是为了证明给其他女孩看。
如今，女孩可以点击鼠标发送任何东西。她们会从中收获明显的短期回报，但却不知道长远来看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光打字不说话的女孩会失去面对面谈话的机会，而后者有助于发展社交技能和提高沟通能力。依靠短信解决最难应付的谈话，并不能让她们更理智或有效地解决现实冲突。不使用的肌肉会萎缩，女孩的社交技巧也一样，若不使用就会钝化。科技能够加速关系发展，但同样也会阻碍真实联系。讽刺的是，正如水会蒸发成蒸气一般，现实生活中回避冲突的动机也许会在网上惹出更多麻烦。
社交媒体有一种诱惑力，它确保你光鲜亮丽，却要你付出惨痛代价。从积极角度来看，社交媒体让女孩联系起来、探索自己正在发展变化的身份。从最可怕的角度来看，它利用的是最令女孩感到痛苦的不安全感。社交媒体成了一种武器，可以将孩子的声誉和自尊碾成粉末。网络霸凌行为依然会让成人和女孩惊慌失措，大部分学校都会和学生谈论这个问题，但此类事件若是发生在家庭中，很少有学校会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几乎无人向学生提及所谓的“数字公民”身份。孩子和青少年们本该体现友谊的日常网络互动——以及随后转变为网络霸凌的冲突事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女孩们在这片新领域中竭尽全力地摸索着方向。
更大的问题是：这么多信息都是有价值的吗？女孩真的需要吗？在友情中，有些事情若是不知道、看不见或不说出来，岂不是更好？尽管本书力证女孩应坚定自信，但这并不代表所有事情都应该说出来、都应该被看见、都应该被人知道。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女孩赞同这一点。我问了许多组女孩，如果没有科技，她们的友谊是否会更美好，大部分女孩都举手了。她们表示赞同。
如今，女孩的成长环境不再限制她们未来的职业方向。21世纪的女孩可以是棒球运动员、未来的首席执行官或战斗机飞行员。她可以选择走上任何梦想岗位。现在，“女孩力”已经势不可当。
然而，谦虚和节制在女性价值体系中仍占主导。当代女性研究表明，我们的文化继续给女孩加压，依然希望她们贞洁、安静、苗条、甘于奉献，希望她们克制自己对性爱欢愉、个人意见、食物和自身利益的渴望。
美国大学女性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发现，学校里存在着“教导女孩看重沉默和顺从、并将这些品质视为美德的隐形课程”。记者佩姬·奥伦斯坦发现，女孩们看重彼此身上“甜美”和“可人”的特质，她认为这些词语可以和“顺从”“礼貌”或“被动”相替换。好女孩，奥伦斯坦总结道：“首先要友善——友善的重要性超越活力、超越聪颖，乃至超越诚实。”
刚开始采访女孩时，我假设了一系列女孩遭受霸凌的原因：生理缺陷、肥胖、贫困、不够时髦……想要按照这些来组织故事，出乎意料的是，惹怒女孩们的竟然是相反的原因。
大部分女孩都知道，最可怕的侮辱之一是被人称为“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这种女孩被大致定义为自负、爱炫耀、令人反感或以自我为中心。到了五年级，女孩们很熟悉“自以为了不起”这个概念了，这是一个日后依然会伴随她们的侮辱性概念，在成年女性的世界中渐渐地发展为更斯文的说法：“她觉得自己比我强。”
怎样才能判断一个女孩是否自以为了不起呢？好吧，视情况而定。
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斯蒂芬妮还是告诉我，她最感谢的是自己生命中的女性。“女性，”她说道，“是世界上最坚强的。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要加倍努力，我真的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女性是惊人的生物。”斯蒂芬妮感谢童年陪伴她的女性教导她坚信自己的价值，无论遇到怎样的障碍。想到“自己应该为女性晚辈做些什么”，她现在常常参与和孩子有关的志愿活动。“我感觉，”她说道，“我这辈子都要做和孩子有关的工作，因为我认为有必要给他们讲我们的故事，要见证他们诉说的事情，让他们放心地说出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她也向我指出，让她重新开始信任他人的，也是女性。论及她最好的伙伴，她说道：“我知道我可以把钱包、车钥匙、小狗和男朋友都托付给她们，但她们都会交还给我的。”
每个班、每所学校都拼出了各自的定义，判断怎样的女孩自以为了不起。“了不起”的概念视具体情况而定，学校文化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的学校，“了不起”一般指买得起奢侈品，如有钱买丙烯指甲油、接发、买新运动鞋。在富裕的校区，也许更侧重于打情骂俏和自负。在不同阶层和种族中，这个标签有不同定义。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我是否主动提及，总是能谈到这个话题，且会引发孩子的极度热情。
尽管对“了不起”的定义有区域性差别，但始终存在一条底线。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打破了一些规矩，这些是关于女性特质的规定：女孩必须谦虚，自我克制，沉默矜持；女孩必须友善，先人后己；女孩的权力源自他人的喜爱和肯定，来自人脉圈，而非自身能力。打破这些规则，就会给人留下“自以为了不起”的印象。
人们在衡量“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时有一个共同标准，而且从未改变过：这类女孩往往流露或闪耀着坚定自信的光环。她也许对自己的性感程度、独立个性、身材或口才充满自信，她拥有野心和欲望。自认为了不起的女孩通常是否定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女孩，而自我牺牲和克制正是“好女孩”的标准。她的口头和肢体语言乃至穿着打扮，都在说明自己并不会将他人放在首位。
这种“了不起”标签会让女孩产生困惑。一方面，她们明白自负、自认为比他人强并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另一方面，她们发现自己会嫉妒这么做的女孩。
我们的文化教女孩说起了绕口令，陷入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自然的境地，在其中纠缠不清。我们既要求女孩大胆，也要求她们胆小；既要求她们雄心勃勃，也要求她们有所节制；既要求她们性感，也要求她们矜持；我们既教导女孩迅速行动，也希望她们静待时机。但这种绕口令终将导致玩家在痛苦的旋涡中走向崩溃。
游戏结束。在这种不确定该怎样培养女孩的文化环境中，孩子们被迫承担我们的困惑。面对我们含糊不清的教导，女孩决定迂回行事，她们推断：进行暗中操控——结合权力和被动——是获取权力的最佳途径。媒体巩固了这种迂回的文化，鼓励女孩表里不一、绕弯回避。
这种间接文化反映了兼顾两者的愿望——既给予女孩一切，也要对她们进行限制，也就是“可以，但是”模式：可以，你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一切，但是，必须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可以，女孩可以竞争、可以获胜，但是，必须保持谦虚、自我克制、矜持。走得太远，打破平衡，哪怕并非有意为之，都可能让你被列为自以为是的女孩。
这种间接文化渗透了女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媒体将欺骗色情化，看到他人一本正经的外表之下藏着更真实、更危险的欲火，就会挑逗我们的神经。这就是“努力掩饰”的女孩，看似甜美，实则在表面之下酝酿罪恶。这种不直接表现性感的女孩将“好女孩、坏女孩”的二元对立演绎得淋漓尽致。
其他广告也将表里不一视作一种美。这些图像暗示，完美女孩应该是迂回或表里不一的。坚定自信的女孩不够吸引人，广告更是强化了这一概念。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性感诱人的形象是赋权表现之一，因为它赋予女性选择，让她们表明自己在何时何地愿意与人亲热。然而，这种形象依然在暗示，女性权力仅从性爱角度来看才是令人愉悦的，即使它被视为不真诚或具有操控性的。
前进两步，后退一步。教女孩敢于仰望星空，我们做得并不差。如果美国女孩就读于一所采取积极教育态度的学校，立刻就能数出一系列耳熟能详的强大女性形象。
问题在于实现梦想的途径。我们为女孩做梦的权利激烈斗争，却忽视了通往梦想的现实道路布满荆棘。实际上，我们本末倒置了。
何出此言？害怕被人说“自以为了不起”、将坚定或自信的女孩妖魔化，打压的正是女孩走向成功最需要的行为。信心和竞争是成功的关键工具，但它们会打破女性应遵从的规则。公开竞争有损“好女孩”人格。例如，思考一下争强好胜的女孩为何会给人以“不友善”、针锋相对的感觉。竞争意味着渴望比别人优秀，竞争和制胜关乎不让别人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样一来，竞争成了“两个女孩之间一场无声的战役，她们不会告诉朋友‘我更棒’或‘我要和某某比一比’，但却会互相挑战，像是通过眼神和行为来‘取胜’……她们当着竞争者面这么做，这样竞争者就会看到她们有多棒了”。和攻击、自负一样，竞争违背女性规则，因此在他人面前有必要精心隐藏起来。
嫉妒亦是如此。嫉妒，是因为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希望索取而非给予。嫉妒是一种不羁的欲望。女孩会痴迷于朋友所拥有的——身材、头发、男朋友、皮肤，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种嫉妒会将自己的朋友物化。
正如女孩会压抑攻击的冲动一般，她们也会压抑自己对嫉妒和竞争的感受。可是同竞争与攻击一样，嫉妒是不会消散的，只会转化成“可以接受”的形式。和表达攻击一样，表达嫉妒和竞争要在“好”和“友善”的条件下进行，女孩必须采用密码。换言之，她们学会了间接表达竞争和嫉妒。
“了不起”就是破解密码的核心，女孩们用这个说法表达竞争、嫉妒、愤怒和渴望。
美国文化建立在独立和竞争的双立柱之上，而这与女孩之间亲密、关爱和友好的价值观直接对立。给女孩成功的机会，意味着给她们完整、平等的参赛工具：允许她们参与竞争行为，允许她们产生追求卓越的渴望，告诉她们人际关系可以与竞争和卓越共生。如果竞争和渴望不能通过健康的途径表达，如果要求女孩将照顾他人和关系摆在首位，怨恨、困惑和报复就会紧随其后。
需要学会坦然面对竞争的不只是女孩。我们的文化会污蔑坚定自信、富于专业精神的女性，认为她们是冰冷僵硬的可怕女人，个人生活注定失败。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特定的刻板印象触及了女孩最深的恐惧：无论以何种形式，展露出坚定和自信都会终结她们的关系，并贬损她们的首要社交资本——温柔和照顾他人的特质。
我们给女孩施压、对她们心存更高的期待，而女孩使用的代码则会加深彼此之间的隔阂。这些代码的意义令人迷惑、含糊不清，它们建立在隐藏在假象之下的第二层真相上。它们让女孩对所说内容的真实意图充满怀疑，猜测谁会是下一个被贴标签的人，引发彼此之间的信任危机。友谊在沉默中被腐蚀了，这种沉默是所需表达之物的弱化形式，是真实的人之常情的弱化形式——但恰恰是这些真情实感让女孩产生了罪恶感。女孩对竞争和欲望的污名化让她们无法拥有健康的情绪疏导口，也无法赋予她们直截了当、实话实说的权利，而这是每个人本应享有的。
觉得我们生活在文化转型、不断变化的时代中，生活在竭力为女孩争取平等的世界里，这是一件好事。但在女孩适应社会时，我们并未教导和支持她们健康地表达欲望和参与竞争，我们把她们丢到了一个拒绝把筹码放在桌子上、赌赌看女孩会成为怎样的人的文化之中。我们在让女孩们承受一种矛盾：“理想的成年女人和女性气质要求她们‘无私奉献’，做一个成年人和走向成熟却要求她们学会独立和分离。”我们到底是否愿意将男孩享有的自由赋予女孩？如果我们的文化尚未确定风向标，绝大部分女孩自然也无法确定。如果女孩无法明确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就会对彼此释放她们（和我们）的焦虑，互相控制，画地为牢，自行通过互相惩罚、欺压和争吵来寻找答案。
如果说女孩霸凌者和目标有一个共同特点，我认为那就是二者均会从这些亲密关系中汲取权力和安全感，她们害怕孤身一人。关系的不稳定性就像阴云一般，布满女孩日常社交生活的天空。对一些人来说，她们始终无法摆脱这种恐惧感；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不过是情感的白噪声。受人欢迎这件事如同万有引力一般，势不可当地吸引女孩采取常人看来反常的行为。但在一些情况下，受欢迎的勃勃雄心也许只是次要原因，甚至与霸凌行为毫不相干。我采访的女孩描述了另一种同样强烈的动机——避免孤独带来的凄凉感。
孤独破坏了女孩身份的本质。女孩们知道，成人期待她们成为善于社交的人，身处和谐平静的关系中，尤其是在与其他女孩相处时。如果总是觉得孤立迫在眉睫、一切悬而未决，女孩会感到绝望。没有充足的社交安全感，在校时女孩会为生存竭尽所能——只要能够熬过年级教室、午餐时间或走廊集合的时刻就好。在这些场合下，排斥他人可以让女孩明白自己是群体的一员，明白自己不是被抛弃的那个人。
的确，一些女孩表示在排斥自己人时会产生兴奋感，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感受与密切友谊带来的快乐很接近。
研究表明，被欺负过的女孩成为霸凌者的可能性明显较高。实际上，愿意将自己视为霸凌者或表现刻薄的女孩，都对自己落单的经历记忆犹新。这些女孩之所以欺负人，是为了避开伤害，让安全感最大化。换言之，她们欺负人是因为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胁，她们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凯茜再次问我，是否确定会在书中使用化名，我向她保证一定会的。“好吧，”她嘟哝道，“如果有人能从我的故事里明白点什么……”
“你希望别人明白什么？”我问道。
“我想让他们明白，他们也许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凯茜答道，“我想告诉他们，我和被自己伤害过的人再也做不成朋友了。我会质疑自己对他人的忠诚。我会想：‘哇，如果我这都做得出来，我也完全可能为了讨好根本不关心我的人去背叛亲密的人。’我完全出卖她了。我抛弃了自己真实拥有的东西，去追求自以为更美好的东西，可能是社交地位或其他什么的。”
我问莫莉生气是怎样的感觉。“你感觉恨某人，努力不去恨，但感觉愤怒在拉扯你，如果有人在拉你，自己就很难停下来，”她说道，“你不停地想啊想，想得越多，感觉越糟糕。”她最后决定付诸行动：“冲着某人来，就是想让她们难过。你的感情堆起来，好像想把对方打倒。你感到怒气冲冲，心里满是怨恨，很多时候就想直接冲她们发泄。很多时候就是控制不住自己。想停住，但就是停不住。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正如安妮·坎贝尔在女性身上所观察到的那样，莫莉的攻击毫无征兆，当她无力抑制时就会爆发。
坚信自己只是霸凌目标或只是霸凌者，这种想法令我们对女孩刻薄问题的回忆和讨论失真变形。这种信念也让我们许多人忽略了自身行为的复杂性，结果就是将“我们对抗他们”变成了“我们对抗我们”。
否认自己具有伤害他人的能力，会进一步巩固刻板印象，让我们认为女性没有攻击性。我们在文化中成了帮凶，抑制坚定自信的女性，将攻击行为病态化、私人化、隐性化。这同样也压制了对女孩刻薄原因和途径的公开讨论。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态度让我们彼此之间产生隔阂。如果任由这些小片段局限于私人和情感领域，继续想象霸凌者都是胆大包天、堕落无比的小霸王，相信我，这样一来，我们就根本无法客观公正地看待另类攻击行为。这还会剥夺我们女性享有真诚姐妹情谊的权利，因为开诚布公意味着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内心都有刻薄的一面，都有具备攻击性的一面。女性朋友们，我们的确如此。
我们该承认自己的感情了——用罗莎琳德·怀斯曼（Rosalind Wiseman）的话说，坦白承认。现在我们要严肃地剖析自己内心深处的霸凌者。
隐藏竞争、嫉妒、愤怒和怨恨这些人之常情，就是欺骗他人和我们自己。我们的友谊会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许多人都明白的。
我们的文化让女孩认为说实话、表达愤怒以及其他“不太友善”的行为都是错误的。从小父母长辈教导我们，得体的回答最不伤人。正如布朗和吉利根向我们证明的那样，对女孩来说，学会如何将最令自己感到不适的感情暴露在“友谊的光天化日之下”非常重要。愤怒与渴望这些自然的情感是我们的核心，也正是这些混乱和令人不适的真相令我们、我们的关系、我们的朋友和爱人无法完美。
否认这些感情会让我们远离真实的自己，无法与他人形成真诚的关系。否认这些感情无法让它们烟消云散，最多只能将其搁置别处，让周围的人不确定我们真实的意图、真实的人格以及真实的感受。否认这些感情会将我们带去一个只能凭借感觉却无法目视的地方。没有哪个女孩合该至此。
在受欢迎竞争中，女孩们会尽可能多地争取朋友，并平衡与这些朋友的关系，好像托着许多茶杯的摇摇晃晃的茶托一样。
女孩对朋友的深切依恋展示了友谊在她们生命中的重要影响，等她们越来越精于人情世故，女孩间的友爱就会让她们进入迷人的新世界。但对于在人气大赛中不停竞争的女孩来说，友谊远不止是友谊，而是入场券，是一种工具，是机遇——但也可能变成重担。倘若没有选对朋友，哪怕拥有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创造的一切，都会一文不值。
在人气大赛中，女孩关系的真诚度是最先被抛弃的。要想受欢迎，就需要使用策略和计谋，选择性地表达感情，有些感情不能流露出来，有些只能私下交流，规则每天都会发生变化。“这不是竞争，而是战争。”华纳兄弟推出的火爆电视节目《受欢迎》（Popular）的广告如此警告道。
女性主义中的一种观点认为女性的关系和联系导向——即养育和照护他人——让女性得以拥有独特的处世智慧。然而，对受欢迎的追求让这种现象歪曲了。在成为酷女孩的竞争中，一些女孩将友谊转化为一系列交易和算计，将摧毁关系作为建立其他关系的手段。关系不再是单纯的结果，反而成了手段。
如果将受欢迎视作关系竞争，那么社交进步就意味着形成新关系、解除摒弃旧有关系。
倘若说分享秘密和亲密无间是女孩关系的显著特征，那么努力争取受欢迎的人——或用女孩自己的话来说，那个“想加入的人”——就会披着关系的“外衣”来为自己牟利。在关系竞赛中，赢家会将亲密关系当作“迫击炮”，把自己紧紧嵌入“合适”的人群中。她会用言语或行动表明，自己值得信赖、值得依靠。她也许会抛弃其他关系，以表忠诚，从而做出公开场合刻薄、私下友好的二重行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或逼迫另一个女孩，想加入小团体的人可能会将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最小化，甚至抹去这段关系，故会在受欢迎的女孩面前折磨自己原来的朋友，出卖她的秘密。
在友谊中，女孩分享秘密本是为了增进亲密度。关系竞争则腐蚀了这种过程，将秘密变成社交资本，随后成为军火库。这些女孩说闲话：她们出卖别人的秘密，她们散布谣言，她们编造关于他人的秘密。她们利用秘密情报，精心谋划接触他人。
被最好的朋友或亲密朋友欺负的女孩常常发现自己会陷入这种境地。许多父母请我解释这些女孩到底是如何影响自己女儿的。我只能给出一种答案，这是一个女孩告诉我的：霸凌者通过控制目标对事实的理解来实现控制。
对这些女孩来说，相信别人的说法比相信自己的判断要容易点。如果她们认为自己有错、认为自己才是需要被原谅的那个，就可以继续信任这段友谊，不至于感到遭到朋友圈的抛弃。
为何我们那么多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将女孩的理想形象描述为苗条美丽是有害的，却忽视了人气大赛的潜台词呢？——女孩必须被同龄人喜欢，乃至崇拜，而这通常要以牺牲真实关系为代价。有女孩会为了苗条而禁食，同样会有女孩为了受欢迎而摧毁他人。如此说来，受欢迎以及随之展开的竞争与苛求体重、外貌和性感一样危险。
当受欢迎权术摧毁女孩关系时，带来的打击是多重的。此时女孩是被自己深爱深信的朋友抛弃的，这种损失会贬低她的社交价值，令她自卑。她会因此自责，还会从中发现将关系用作工具的黑暗新规则。如果这种抛弃是公开的，那残酷言行也会随之而来，她还会遭遇公开嘲笑和羞辱。而对新晋的受欢迎女孩来说，走进“泡泡”并在内部攀升的过程中则会面临失去自我的危险。
受欢迎自有一套规矩，要求女孩像小圈子中其他人那样严格要求自己，以维持地位。认为受欢迎就能得到快乐和满足是一大谬误。离受欢迎圈子中心越近，就越危险。“尽管看起来很安全，但这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埃琳告诉我，“这里一切都变了，你每天都要与另外五个人竞争：谁先发现潮流、谁最美。这是艰难的，充满竞争。因为你很自私，所以更没有安全感，争斗更多。”
非裔美籍母亲“会在贬低黑人女性的社会中塑造健壮、自我实现的女儿”，她们在这方面拥有强大的决心，且以此著称。研究表明，许多父母培养女儿将独立和自信当作抵抗潜在压迫的手段。学者贾妮·沃德（Janie Ward）评论道：“父母会为孩子示范思考、观察、行事的方法”，这种“心理脚本”会在代际遗传，旨在让子女更强大。女孩学会了通过努力和受教育来获取权力。
这些母亲知道，“如果女儿在限制黑人女性机会的环境中过于安逸，就会继续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像一些工薪阶层女孩一样，黑人女孩需要学会看清融入集体和开口发声之间的界线。沃德还发现，许多非裔美籍父母会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情感向后代介绍种族问题。一位家长告诉研究者：“我不会告诉孩子这是公平的竞技场、人生来平等、好人有好报。”
非裔美籍家庭通常有强大的亲戚网络，一些孩子有“干妈”，女性共同养育孩子。这些女性实践着“一种更为广泛的关爱伦理，黑人女性有责任关爱黑人社区的所有孩子”。
养育方式上的明显差异令一些黑人女孩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有别于白人中产阶级同龄人。首先，心理学家将女孩自尊较弱同回避真实的关系和感受联系起来。而许多非裔美籍父母显然对自己身为黑人公民所遭遇的痛苦和愤怒直言不讳。因此，他们的女儿在某种意义上避开了“理想化关系”，正是这种关系预示着一个女孩开始疏远真实的自我。这些女孩的家长要求她们与人类行为的现实进行正面斗争，尤其是采用攻击形式。
其次，有色人种女孩日常面对着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威胁，将关系放在第一位、“友善”对待所有人会令她们的处境很不安全。我见到的非裔美籍姑娘，不论是中产阶层还是工薪阶层，都会用自己的语言划清自己和他人的界限，因此避开了那些最终会损害许多女孩友谊的社交状况。在小组和一对一访谈中，她们把“朋友”和“伙伴”（associate）区分开来：前者是相互信任的同龄人，后者是关系一般的熟人。她们用这些词明确划分出谁值得信赖，谁不值得。另一方面，我也和布朗和吉利根一样，听到了白人中产阶级女孩会“区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相信不会在背后说自己坏话的朋友以及‘一般’朋友——可能在背后说自己的人”。
伙伴”的概念点明了那些尚未证明自己能做真正朋友的女孩的地位。这个概念回绝了女孩必须成为所有人的朋友的期望：她们应当友善并接纳遇到的每一个人。“伙伴”允许女孩选择关系而不是假定关系存在，让她们更具自主权。
非裔美籍女孩会进一步区分“伙伴”和“两面派”，后者指会说谎或做出其他欺骗行为的人。对一些女孩来说，被人揭发是“两面派”足以成为正面冲突的理由。白人女孩对频繁出现的背后议论感到无可奈何——“一旦走出这间屋子，我们就会讨论每个人说的话！”而许多非裔美国女孩则明确表示自己会避开这种人，并表示母亲一直教她们这样做。
不同阶层背景的非裔美籍女孩通常会用“真实”一词来描述值得信赖的真朋友。真实的人不会做两面派的事情，而是会直接和你摊牌，摆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我见到的许多非裔美籍女孩有效地创造了关于女孩关系的词汇。她们让我们看到了女孩相处方式的另一种选项，关系是可选择的，正面冲突是有必要的。在协商日益复杂的关系时，一种共同的语言为女孩提供了依托，帮助她们说出那些常被藏掖起来的背叛。除了在文化上允许女孩公开表达攻击性，语言还充当了社交压力的缓冲带，让女孩不必迫于压力陷入与人毫无冲突却虚假的关系中。语言能够提供一种表述途径，让女孩始终感受到真实的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贾丝明的抱怨是典型的青少年苦恼——妈妈不理解我，她让我做得太多了。然而，贾丝明的沮丧更深，她的愤怒指向一种隔阂，自己和母亲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而这两个世界存在隔阂。她的母亲不会说英文，贾丝明小心翼翼地说道，她认为“这是停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文化，她不了解这里的形势”。贾丝明在学校学到的价值观讲求的是竞争、有志向、争取个体成功，而母亲努力给她灌输的价值观是相互依靠，二者发生了冲突。为了忍受这种困惑，贾丝明独立自主地坚持自己的声音。
不管是以前的公立小学还是在阿登，贾丝明都是少数族裔，在这所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中，她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很自在。然而，她发现“人们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会做出一些事情”。在学校，少数族裔学生很少参加为有色人种学生举办的聚会。“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她问道，“他们好像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有点迷失了，我的朋友雷就是多米尼加人，令人难过的是，他不会西班牙语。”她告诉我自己只能用西班牙文写一点点东西，这让她很羞愧。“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呢？”她反问道，“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贾丝明是工薪阶层拉美裔出身，生活在白人中产阶级文化中，这让她对两个世界都有点陌生。她被夹在中间，自我调节，避免让泛滥且相互矛盾的信息扰乱心绪。贾丝明坚持自己的立场，牢牢记住祖母的形象。如果接受的不同信息发生冲突，她就会选择依靠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是她唯一清楚的。
对一些女孩来说，被排斥反而是否极泰来，因为她们中许多人因此成了更专注于真实自我的人。
被人欺负过的女孩会带着新力量从这段经历中站起来，她们长大后会选择健康的关系，避免虐待的关系。她们自己的经历会催生辨识有害人群的能力，能够在被伤害前就识别出这些人。如果文化环境在女孩经历痛苦时能够重视她们的感受，她们中会有更多人得以脱离困境并从中受益。
我们的文化病态地将黑人母亲视为霸道的女家长，认为黑人母亲教唆孩子不守规矩，是刚愎自用的规则制定者。文化对黑人女性的愤怒，实则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她们的嘴上。黑人女性清晰呈现了文化对女性力量、声音和攻击的压制：她们愿意在公开场合发声，捍卫自己，维护家庭，且不顾是否有男性在场，她们敢于说出所思所想——这一切都有悖于社会的社交和性别秩序。
那些参与正面冲突的女孩也许并没有实际的社交权力，这算是一个可悲的讽刺。一些少数族裔女孩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反映出的并不一定是自信心，而是身处社会大环境之中的脆弱，她们的声音的确与本书其他章节描绘的间接性攻击图景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更多情况下她们的直白源自这种意识：只有通过肢体暴力或危险言论进行表态，才能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这种直白源自她们边缘化的地位，因此也很难成为对抗女孩无力感的范例。
能否有效地处理无力感，对于防止女孩丧失真实的自我来说至关重要。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从那些坚定自信的女孩身上学到的东西，对于制定对策、打击令女孩丧失真实自我的现象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对这些女孩的了解越多，对她们的声音越是尊重，就更有可能制定出对抗各类女性霸凌行为的具体策略。
沉默是美国家庭的另一面。我们会努力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然后在遇到问题时拉上窗帘不让人看见。而当孩子陷入困境时，我们会默默责怪他们的父母。中产阶级家庭尤其注意对孩子的社交、情感以及学习问题进行保密，特别是心理问题。一位母亲吐露了对女儿问题保持沉默的压力，她简单将其总结为：“我们害怕孩子不够完美，孩子反应的是母亲的育儿水平，我们会担心别人说我们对孩子管得太多或管得不够，这些问题反映的是家教。”
展示孩子的机会越来越多，父母积极比拼，努力塑造孩子愉快社交和不屈不挠的健康形象。他们收集战利品，在生日会上自豪地炫耀。分享女孩霸凌行为带来的绝望之感，这对许多父母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在举国上下关于霸凌的对话中，父母仅仅被视为小角色。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攻击者、目标和沉默的同龄人身上，评论者指责电视和电影助长了同龄人的暴力文化。而父母的角色却被弱化，仅出现在这场灾难的苦涩尾声中：他们不是做得不够，就是行动太迟或毫无作为。
访谈中，大部分母亲都表达了担心，害怕其他家长回应时会非常愤怒。关于家庭教育，我了解到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没有父母希望别人告诉他们该怎样管教自家孩子；第二条是批评别人的孩子会让你深陷危机。许多人将他人批评自家孩子的行为视作含沙射影地攻击自己的育儿能力，因此会变得更具有防御性，有时会变得很不理智。许多目标的父母直接说自己“试都不会试”。
母亲们对参与直接冲突的恐惧最甚。在小社区中，正面冲突的代价非常高。母亲们可能是同事、一起在学校或教堂做义工的熟人乃至好朋友，父亲们也许彼此之间有现存或潜在的顾佣关系。联系另一位家长，很容易遭受女孩世界之外的余波震荡的影响。
有时，霸凌者和目标这层关系可能会从争斗的女孩之间上升到她们的母亲之间，引发第二层间接攻击和愤怒关系。出于本能，攻击者的父母自然会保护自家女儿，尤其在涉及秘密攻击时，这种指控常常遭到质疑。主动联系的母亲本来就心存怯意，担心自己也遭遇压制或欺负。
父母在回应霸凌状况时，总是本能地将愤怒和责备倾泻在霸凌者身上。尽管区分此类困境中的情感非常困难，但父母有必要留心自己对女儿的社交选择产生的影响。
父母与子女进行坦诚的交流颇有益处。她们的故事让我意识到，父母仅仅为孩子抹去眼泪、拍拍肩膀以示鼓励是绝对不够的。倘若当初芭芭拉愿意说出令自己将孩子推向受欢迎群体的压力，分享那种脆弱和痛苦，女儿的生活会因此大有不同。在梅丽莎眼中，芭芭拉看起来并不脆弱，而这让梅丽莎的负罪感更强了。
芭芭拉不惜一切代价让梅丽莎成为受欢迎的女孩，这显然是有意识的选择。然而，并非所有选择都是有意的。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创造机会重蹈覆辙，让错误像遗传基因一样传给下一代，传到我们最爱的人身上，这是一种苦乐参半的人之常情。
被亲密朋友伤害的女孩，最容易让父母坐上感情过山车。在黑暗的日子里，家长会被女儿因悲伤而产生的额外照顾需求折磨得筋疲力尽。没多久，孩子又会擦干眼泪说自己明白了。孩子一脸微笑，表现得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可以理解，母亲会产生冲动，抓住孩子领口，对她进行老一套的说教。这时反而常常是女儿感到母亲疯了。
随着女孩长大，在社交世界的迷宫中变得越来越自立，母女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母亲会难以理解女儿的社交选择，女孩愿意回到霸凌者身边、忍受刻薄——这在母亲看来显然是荒唐的行为——对女孩来说完全说得通，很奇怪。无论父母怎样苦苦哀求，对一些女孩来说，比起孤立，其他都不算糟糕。
玛格丽特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并没有让女性团结起来，比如职场妈妈常常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看待全职妈妈。在社交聚会场合，她总是感到自卑。她告诉我，一个朋友会惊讶地问她：“你每天都在做什么呢？”她扮了个鬼脸。“我们做不到互相尊重，我们能不能别互相找碴了？我们应该一起努力，互相帮助。如果你是职场妈妈，我能帮助你，让我帮你！我们还要和男人竞争，”她说道，“为什么我们还在闹内讧呢？”
在思考父母和霸凌行为的关系时，我会联想到飞机上的安全指导：如果机舱失压，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帮助孩子。如今，父母在试图支援深陷社交危机的女儿时面临着巨大阻碍。他们需要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来讨论女孩间的攻击行为。父母可以用这些词汇来和校方交涉，讲明女孩关系之间的真相，并重新获得对情况的掌控。如果女孩能明白很多同龄人都有这样的遭遇，她就敢大胆说话。如此一来，家长就能养育坚强的女儿，让她们既懂得自己的经历是普遍的，也懂得在成长过程中珍视其他女性。
采访时，我请每一位成年女性和女孩为父母对她们困境的第一反应做出评价。结果很明显，那些积极倾听的父母最能帮得上忙。这些父母每天都会询问学校生活如何，在女儿哭泣时把她们紧紧搂住。他们会满足女儿的特殊需求，无论是晚一点去学校、放学铃声响起后立刻接走，还是准备特别的美餐。
这些表示基于同理心，是每个父母在尝试和孩子感同身受时都会做的。同理心是你的女儿陷入社交斗争时最渴望得到的东西。请记住，你的女儿的同龄人文化常常拒斥或否认感受：“你太敏感了”“我没那样，你误会了”“我只是开玩笑”。那么多人都说她的感受毫无根据，她需要你的帮助，才能认可自己的感受。同理心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人们惊恐焦虑时，同理心往往是最先被抛在脑后的。首先，就像火警一响我们就去灭火一样，我们觉得自己可以靠让问题消失来让孩子好受点，这情有可原。从孩子一出生起，父母就习惯这么做：饿了就喂，困了就睡，哭了就抱。然而，随着孩子慢慢独立，同龄人对她的影响力会日渐增强，让麻烦“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依我的经验来看，大部分女孩比父母先接受这个事实。）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反而让同理心反应短路了。
其次，感同身受会令人痛苦。这需要父母慢下来，承认并思考孩子受伤、被拒绝或悲伤的感受。这对父母来说也许是种痛苦的体验。同这些感情联系起来，会让你感到无助和手足无措。因此，如此之多的父母倾向于火速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
同理心和表露情绪不是一回事，这不是你分享自己感受的时候。如果父母在孩子最需要同理心的时候哭泣或倍感无力，会让孩子感到非常不舒服。她们会感到需要照顾的是父母，而不是自己。你的反应会影响到女儿继续倾吐秘密的意愿，她可能会觉得不该让你知道这些混乱的感受，这是为了你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太适合与你分享。
大部分女孩不会告诉父母有关霸凌的状况。这个问题男孩女孩都一样，被欺负是每个孩子深深的耻辱。由于社会对另类攻击行为的意识薄弱，沉默的负担会更加沉重。一些女孩可能没法判断出自己所经历的事情是不合理或错误的，反而会将问题埋在心底，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不愿意说出来。
孩子也可能觉得，既然没有规定能制止这种行为，老师也发现不了，那就不值一提，也无须追究。
和孩子谈论另类攻击行为至关重要。如果你用客观的方式告诉孩子自己了解学校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懂”女孩的隐性攻击文化，女儿就会感到安全，愿意告诉你最黑暗的角落。问的时候随意一点，比如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晚饭前在餐厅里，或看电视插播广告时。
用第三人称引出问题比较有帮助，可以慢慢预热，让孩子与你展开讨论。
女孩在社会化时被教导要关爱他人，因此她们常常隐藏自己的感受，以免自己的痛苦影响到别人，所以青春期的自尊丧失可能会连同抑郁、自残和厌食等情况一并发生。
不合适的说法：“这是成长阶段”或“宝贝，每个人都经历过”。
这句评论本意是出于安慰，但听起来像是设法让女儿的痛苦大事化小。它传递的意思是“你只是许多人中的一个罢了”，而此刻女儿的感觉正好相反——她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她认为自己是第一个这么痛苦的人，是唯一知道这种感觉的人。这可能的确是成长必经之路，但她还不明白。这句评论只会让她感到你对她现在经历的痛苦有多么不了解。
许多父母和孩子沟通霸凌行为时，就像孩子玩接线员传话游戏一样。你口中的“每个人都经历过”，在女儿听来可能就是“你这种失败者都经历过”。对社交不够成功而感到羞愧是女孩不愿意告诉家长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如果说女孩的社会身份建立在人际技巧的基础上，那么被孤立就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如果家长的评论听起来是希望小事化了，女儿的挫败感就会加重。
更好的说法：“哦，宝贝，这种事太可怕了。我很难过。”
尊重孩子的痛苦，就好像她是第一个经历的人一般。与此同时，你可以与她谈论另类攻击。许多父母都发现，自己告诉孩子的事情，她也许会不屑一顾；可如果换别人说，孩子就会激动地点头。你可以把研究者们的发现讲给孩子听，表明她不是孤军奋战。
作为父母，看到孩子被这样对待，你有权表达不满，并告诉孩子健康的友谊应该是怎样的。与此同时，不能疏远女儿，以朋友的口吻告诉孩子自己的判断。有时在爱摆布人的朋友和失望的父母之间，女儿更乐意选择前者。记住：要让女儿愿意和你交谈。
有时，你可以做的最多就是提问，让她反思自己的消极友谊。
记住，女儿可能会在某个阶段自动脱离这段友谊，另一个女孩也可能会换其他人做朋友。就像所有带来痛苦的关系一样，女儿会从中获取关于友谊和密切关系的宝贵人生经验。我知道，下面这句话可能算不上安慰，但请相信：总有结束的时候。
你要做的另一件事：询问学校辅导员或老师。
女儿也许的确需要提高自己的社交技巧，她可能无法正确地解读朋友的信号，让同龄人恼火。也许她太小了意识不到，所以自己也无法告诉你。拜访女儿的心理辅导员或老师，听听他们的评估意见，也可以研究一下或许会有帮助的文献。提高社交技巧是帮助她改善状况的另一种方式。直接问她是怎样引起矛盾的并不恰当，正如我母亲常说的那样：“关键不是说的内容，而是怎么说。”你应采用平衡、尊重而温和的方式，这样既能传递对孩子痛苦的同理心，又能帮助她获得社交成功。
告诉女儿女孩们是怎样社交的，向她解释，许多女孩迫于压力无法公开表达愤怒、嫉妒和竞争欲，而这对她们表达情绪的方式产生了影响。这不是让她容忍隐性攻击行为，而是帮助她理解这种行为从何而来，缓解孩子的孤独感。
引导女儿理解这点：人们在各类关系中都想避免发生正面冲突，不仅是在糟糕的关系中。帮助她看清自己面对正面冲突的恐惧，乃至承认自己的隐性攻击行为。
这是畅聊爱、损失和关系哲学的好机会。正面冲突在任何关系中都是无可避免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形成密切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爱过也失去过，总比从未爱过好得多。”
更好的说法：“你觉得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如果你问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得到的回答就是“呃，要是我知道，早就告诉你了”或“因为她就是恨我”。没关系。继续问，让女儿思考为什么对方要这样做。随着她慢慢回忆，可能就会意识到问题不在自己，而在另一个女孩身上。女儿也可能会渐渐看清，这段友情本来就是破碎的。看清问题，可能反而会让孩子如释重负。
表达同理心之后：培养女儿迅速恢复的能力
尽管父母的本能是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但她的健康发展还是取决于能否学会处理生活带来的挑战。友谊的压力能帮助她学习关键的应对技巧，而这些技巧适用于今后的各种语境中，能让她受益终生。剥夺女孩此类经历以及自己抗争的机会，并不能消除这种重压，反而会延迟它的到来，这很危险。正如心理学家马德琳·莱文（Madeline Levine）在著作《给孩子金钱买不到的富足》（The Price of Privilege）中所说，父母若剥夺青少年自我恢复的机会，孩子就很难处理青春期的挑战。这些青少年会出现明显的焦虑和抑郁症状，更容易做出自我伤害行为，如吸毒、自残。
关系是第四个“R”——或说理应成为第四个“R”。就像数学或拼写一样，成功的友谊需要学习和练习一系列技能，这些技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不能指望孩子进幼儿园时就已经会分式加法，也不能指望她们从小就拥有完美的友谊。女孩需要学习，我们要提供帮助。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更别提那些磕磕碰碰了。这还意味着要给孩子空间，让她们自己学习。正如帮她做数学作业会影响她的学习能力那样，替她做“友谊作业”同样也是有害的。
最好朋友之间的分手（或我所谓的“朋友离异”）能让孩子获取难得的经验，能让我们明白自己应在最重要的关系中寻找什么，理应受到怎样的待遇。回忆一下你曾伤心欲绝的时刻，不管是因好友还是恋人。这段经历极有可能让你变得更坚强，帮你积攒今后处理关系的经验。回想一下自己在黑暗时刻学到的宝贵经验，也许能让你冷静旁观女儿如何应对自己的成长问题。
女儿受伤或伤害别人，并不说明你是糟糕的家长，当然，也不能因此将她看作问题孩子或怪人。可以这样想：女孩约会时，大多都明白自己不会嫁给第一个喜欢上的人。她们明白可能会被甩，或甩了别人。思考女性友谊时，何不采取这种思路？教养女孩时，何不将友谊问题视为成长之路上无可避免的障碍？这不是为霸凌或严重攻击找借口。我们应该将其视为学习的机会，而非某种临时危机或教育失败的标志。
给女儿机会，让她们试着自己解决问题，能帮助她获得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恢复能力就是一个人克服压力、挑战或困境的能力。我认为一个在社交方面具有恢复能力的女孩能够判断出友谊中极具挑战性的情状，自行做出判断，在慎重思考后采取相应对策。
你可以鼓励女儿自行担负起在友谊中做决定的责任，以此来锻炼她的自我恢复能力。在表达同理心后，你可以询问：“你打算怎么办？”她很可能会说：“我不知道。”温和地劝她一下。你可以说：“我知道这不好对付，但有没有什么你可以做的事情呢？”让她自行做出几种决定（顺便提一下，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选择）。
可以再进一步，和女儿一起尝试“女孩方案”（GIRL），这是你女儿可用来应付任何社会挑战的方案。具体步骤如下：
G——汇集（Gather）你的选择。
（列出应对该情形时你可能做出的所有选择。）
I——我（I）选择……
（做出选择，从上述策略中选一种。）
R——理由（Reasons）是……
（解释你的选择，列出选择该策略的理由。）
L——列出（List）后果。
（预想：做出该选择后可能会发生什么？）
“女孩方案”能够帮助她们磨炼一些关键技巧，而这些技巧能让她们在面对友情危机时做到冷静坚定，从而增强自己的恢复能力。首先，它为女孩提供了一个系统性方法，列出所有能解决问题的策略；其次，它请女孩自己做出选择，赋予她们自主意识和控制感，否则她们就会感到孤立无援或不知所措，又或者完全听任大人们替自己做出选择；再次，“女孩方案”期望女孩自己做出决定并论证其合理性，要求她反思自己的个人价值观。最后，该方案要求女孩从长远角度出发，思考自己选择的后果。这种可操作的思考方案对倾向于采取强攻击性、隐性或报复性应对方法的女孩尤为重要。
我们常常会像上下级那样建议孩子：“告诉她这个！”或“你有没有试过不吃她这一套？”但角色扮演这个方法更平等，更具互动性，这会让你女儿的策略变得更立体、更真实可行，同时也会让你在她的社交世界中有了存在感，这对两人来说都是安慰。要是孩子的朋友或兄弟姐妹也愿意参与，就可以进一步为女儿提供精神支持，缓解她对孤立的恐惧。
通过在角色扮演中呈现不同结果，你相当于在间接地告诉孩子人是无法预测的，正如前文所述，你只能为自己的反应负责。因为这是女儿自己的行动计划，她也会为取得满意的结果付出更多精力。
紧张是女孩避免正面冲突的一大理由。提醒女儿，紧张源自关心。足球赛前紧张，是因为你为比赛付出了很多；如果你不在乎，本来就不会让你烦恼。
绝大部分家长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何时让孩子自己放手一搏，何时干预？我总是告诉父母，相信自己的直觉。要是在经历了几天的不安之后，女儿的行为发生了改变——如饮食睡眠不规律、不言不语、手机不再响起或震动——那就出问题了，她需要帮助。家长问我，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我会让他们假设，不作为会怎样：学校发现了吗？情况严重时会有人介入吗？学校重视此类问题吗？
滋养女孩隐性攻击文化的是沉默和孤立。正如玛丽·皮弗所写：“我们需要让家庭政治化，而不是病态化。”这从一定程度上表明，为了对抗家庭之外伤害孩子的力量，我们必须先站出来公开表明我们的问题以及孩子内心的恐惧。女孩在被霸凌时觉得只有自己在受苦，但有这种感觉的不仅是她们，父母也是如此。父母们不说出来，就无法向其他家长学习，更容易默默自责。责怪父母意味着我们会更少关注到女儿的同龄人文化，这将阻碍整个社会形成集体意识，并意识到一些制度性问题和社会规则有待我们抵制和矫正。
不敢告诉彼此的首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害怕失去彼此的友谊，或更糟糕，怕对方会聚集所有人一起反对自己。恐惧形成了一堵墙，阻止我们互相吐露心声。我们也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说闲话、散布谣言和彼此怨恨，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糟糕状况。
如果我们与朋友敞开心扉，告诉她们自己害怕因畅所欲言而失去对方，往往会发现她们和我们一样担心。在与多组女孩的无数次交谈中，我注意到一件事情，当她们发现朋友们和自己有同样的想法时，心中五味杂陈，既如释重负，又倍感惊讶。
在健康的免疫系统中，身体能分辨生存所需的细胞和威胁生命的问题细胞。免疫系统若是出现问题，身体就会将健康的细胞误判为危险细胞，展开进攻，让人变得虚弱。令人伤心的是，这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学到的处理冲突的手段：我们把它当成会威胁我们身体的有害细胞。但这种恐惧是一种荒唐的谬论，让我们从心底开始崩溃，让我们互相反目，让我们的矛盾急剧恶化。为了强健体魄，我们需要学会将正面冲突视为关系和生活的健康部分，它能让我们成为更强大、更真诚的个体。
在数码时代养育女孩，有三条指导原则。第一，你是家长。你有权说不，有权设定限制。沟通此类问题时，你女儿不是平等的合作者，你可以自行选择协商余地。她能享用科技，也并非什么21世纪的应得权利。虽说你的孩子住在你家里，但这并不代表她自然而然地拥有免费智能手机或创建Facebook账户的资格。
第二，父母的职责不仅是保护她免受伤害，还要引导和规范她的行为。还记得吗？儿时父母会这样解释你讨厌的规矩：“不是我不信任你，我只是不信任其他人。”但我要给出一条不同的建议：你不能完全信任女儿。这不意味着你要把她当罪犯来看，只是说明你很现实，明白社交媒体的诱惑会让我们展现出最坏的一面，成人也难以幸免。青少年的大脑额叶仍在发育，她们的确不善于反思，更习惯凭冲动做事。她们成长于一个偶像崇拜、沉溺于媒体的文化环境中，这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私人的，“百无禁忌”。我们假设她们会犯错，就是在帮助她们。正如我在第四章所提及，她们绝非人们口中的“数码原住民”。
第三，有些人认为父母需在这方面具备前沿、神秘的“数码专家”技能，才能高效管教孩子，这是一大误区。你不断给孩子灌输的价值观——凡事适度、安全、负责、尊重他人、有礼有节等——同样适用于她的网络生活。切记，在“永远做最好的朋友2.0版”中引导女孩，保持镇定理智非常重要。这方面，我们不可言弃。可以这么想：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女儿遇上了一个你不太了解的问题，你绝不会因自己感到困惑就放手不管。
当然，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还是有区别的，对社交媒体有一定了解会有所帮助。但养育孩子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让孩子懂得如何与人相处：养成健康习惯，帮助她在家门之外的世界获得发展。
无论科技多发达，我们人类的习惯和直觉不会变。我们只要互相交流，就有机会互相学习，形成互相认可、互相安慰的社群。别低估其他家长的力量，他们可以帮助你确认家长权威，尽管你那痴迷科技产品的女儿可能在努力否认你的权威。最重要的是，记住你是家长。如果家庭成员能从一开始就坚持贯彻育儿时的核心观念，科技就没那么吓人了。没有什么网络问题是你不能帮助孩子解决的，没有哪种科技产品、网站或应用可以改变你身为家长的事实。聆听自己内心的原则，便是参考最棒的育儿手册。
改变女孩隐性攻击文化的最大希望之一正是教师。教师可以打造理想的班级文化，洞悉女孩的攻击行为并对此采取零容忍态度，邀请女孩在私下和公开场合进行探讨，尽可能寻求解决方案。正是在教室中，女孩能够有机会明白另类攻击行为是不够坚定自信的表现。教师可以教导女孩，间接攻击和操控他人都不是表达负面情绪的恰当方式。
我们会教育学生们，通过打人实现目的是暴力之举，也应教育他们通过威胁结束友情达到目的同样是暴力行为。这些教育需要早早开始，并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因为在另类攻击行为中，攻击者只是叹息，不会吼叫；只是嗤笑，不会公开嘲弄；只是翻白眼，不会语出讥讽；只是转身离开，不会动手打人，但这并不代表着它们应当被容忍。禁止此类行为，教育女孩远离它们，应成为和性格教育中的其他内容同等重要的一课。
然而，我们不能指望教师独自担起重负。我们的文化不仅将家中的一切错事都归咎到父母头上，还将学校中的一切错事归咎在教师头上。如果没有同事、校领导和学校监管者的支持，教师就无法成为持久性变化的促成者。从日常教学层面来看，教师不应感到处理这些事件纯属浪费时间，而应感到它们对学生成长发展的重要作用。
我认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给每一位女孩、每一位家长以及每一位教师带来共同和公开的语言，探讨女孩的冲突和关系。如果这个世界能承认女孩的隐性攻击文化，这不仅能够赋予女孩以协商化解冲突的能力，还能够让她们用全新的健康方式来定义关系。女孩将会明白，交朋友是一种选择，而不是强制命令。她们会明白，友谊是一种选择的结伴关系，关爱和冲突都是正常现象。
如果女孩懂得了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冲突很正常，她们在社交中就不会再纠缠于自己能维持多少份理想化的友谊。她们将不再感到冲突是打破关系的象征，而是视其为关系的附属品，甚至可以说是值得磨炼的社交技巧。冲突将不再是关系中努力排除的现象，不会像卡门·佩拉尔塔所说的那样，像是一颗要将友谊粉碎到难以修复状态的炸弹。
家长会告诉女孩，完全没有冲突的关系并不存在。女孩将不再认为冲突会导致关系结束，而会明白没有冲突的关系很难存续下去。女孩将学会如何摆脱恐惧的控制，理解关系的潮起潮落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控制。
如果这个世界承认隐性攻击文化的存在，女孩便将不再对损失关系充满恐惧。明白了冲突时有发生、友谊经得住冲突考验，她们可能就不那么倾向于打压他人、背后捅刀和结盟了，这些都是容易碾碎友谊的行为。本书列出的大部分行为——非言语性表态、结盟、背后说闲话、传播谣言、结成像《幸存者》节目那样可怕的小圈子、传纸条、沉默相待、私下友善但公共场合待朋友刻薄——都是由于逃避正面交锋而引发的。如果女孩明白自己的愤怒和沮丧，她们的报复行为就会减弱，范围也会缩小。
如果这个世界承认隐性攻击文化，被欺负的女孩就会明白自己并非孤军奋战。她们可以拥有一套描述自己遭遇的语言，她们在学校就能受到保护。她们将会接受令自己痛苦的女孩霸凌行为，但也知道天不会塌下来。学校将会拨出资源来解决各类另类攻击行为、开展研究、制定策略。家长将会自信地联系学校，采取恰当的方式保护孩子。
如果能够承认女孩可以生气，好女孩有时可以表现得很坏，我们就能开垦“友善”和“荡妇”之间的社交荒漠。如果我们能构建女孩互相说真话的积极话语体系，更多女孩就会大胆地表达看法。她们会提出并解答自己的问题，解决她们自己友谊的秘密。
赋予女孩实话实说、尊重同龄人说实话的能力，难道不是给她们最好的礼物吗？如果这个世界能够承认女孩的全部感情，而不只是一部分感情，她们就可以在坦诚相待的关系中享受令人欢欣的自由，她们将不再担心会被人抛弃。我希望她们，以及任何一位当过落单女孩的女性，都能重新振作、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她们会低声自言自语：“我最后悔的是当初保持沉默，到底有什么好怕的呢？”